追福与荐亡
——造像记所见北朝时期的追荐之风

2016-04-03 13:02邵正坤
关键词:亡者龙华佛教

邵正坤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12)

·云冈文化与石窟艺术研究·

追福与荐亡
——造像记所见北朝时期的追荐之风

邵正坤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12)

北朝时期的造像记中,有大量追荐亡者的铭文。从发愿对象来看,主要是家庭和家族成员。这类造像在时间上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祈愿内容大多与宗教信仰相关。含有荐亡内容的题记表明,亲属亡故以后,通过造像为其超度,已经成为当时一种较为固定的仪式。而佛教的某些仪轨,已经深入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民众养生送死的重要依据。

北朝;造像;追荐;愿望

佛教传入以后,人们逐渐接受了六道轮回的理论,认为世间众生无不在轮回之间流转,六道有“善道”和“恶道”之分,死者生前所造之“业”,决定了轮回后的去向。除了生前广结善缘以外,倘若亲属举行各种佛事活动,为亡者追福,死者便能往生善处,由此导致社会上追荐之风的盛行。大量含有荐亡内容的造像记表明,亲属亡故以后,通过造像的形式为其超度,已经成为当时一种较为固定的宗教仪式。

一、追荐对象

造像记是雕凿在佛像上的铭文,可以归入佛教的愿文系统,由此窥知造像人当时的愿望。通过造像为亡者追福,在造像记中占有很大比例。总结造像人与亡者之间的关系,主要涉及以下几类:为父母、祖父母、乃至七世父母造像;为夫、妻造像;为子女、孙子女造像;为兄弟姊妹造像。

(一)为父母、祖父母乃至七世父母造像 在含有为亡者追福内容的造像记中,造像对象为父母、祖父母的比率最高。如北魏太和十三年(489年)贾法生兄弟等造像记:“九门县南乡村贾法生兄弟四人,为亡父母造释迦多宝,愿使亡者生天,常以佛会,故记之。”[1](P451)太和十六年(492年)公孙元息造像记:“居庸县人公孙元息为亡母造多宝像一躯供养。”[2](P46)太和十八年(494年)尹受国造像:“为亡考造释迦文石像一区,作功以就,谨发微愿:上愿七世父母,未来见世,常与三宝共会。又愿亡考,生生之处,遇佛闻法。”[1](P454)正光二年(521年)侯□和造像记:“清信士佛弟子侯□和,为亡祖母造像一躯。”[3](卷13,P75)正始四年(507年)安定王元燮造像记:“仰为亡祖亲太妃、亡考太傅静王、亡妣蒋妃,及见存眷属,敬就静窟造释迦之容,并其立侍。”[3](卷13,P72)为长辈所造佛像中,以父母最多,祖父母次之,此外还有为七世父母造像的情况。七世父母是造像人在六道轮回时过去七世所值的父母,有可能是人,也有可能是动物、阿修罗、恶鬼等。父母范围的拓展显示了中土的信众在接纳佛教六道轮回观念以后,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变化。造像人希望通过自己的兴作,不仅能使现在父母蒙福,更可令七世父母离苦得乐。

(二)为配偶造像 夫妻是家庭的核心,结缡之后,共同孝养双亲,抚育儿女,并且分担家内外的各种事务。一方突然离世,对另一方的打击可想而知。为亡故的配偶造像,一方面期望死者能够获得佛力的护持,另一方面也可申致生者的怀念与哀思。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如北魏太和二十年(496年)张元祖妻一弗造像记:“步辇郎张元祖不幸丧亡,妻一弗为造像一区,愿令亡夫直升佛国。”[3](卷12,P9)景明三年(502年)广川王太妃侯氏造像记:“广川王祖母太妃侯为亡夫侍中、使持节、征北大将军、广川王贺兰汗造弥勒像,愿令永绝苦因,速成正觉。”[3](卷12,P70-71)普泰二年(532年)四月八日孔雀造像记:“佛弟子孔雀为亡妻马□造弥勒像一躯。”[4]北齐天保十年(559年)成犊生造像记:“胶州高密郡琅琊人成犊生,为亡妻敬造庐舍那像一躯,上愿国祚永隆,万民宁泰,亡者生天,现存寿福,居家大小,常与善会。”[5](第7册,P82)夫妻之间,鹣鲽情深,透过造像铭文,宛然可见。

(三)为子女、孙子女造像 北朝时期,由于战争、饥荒、瘟疫和疾病等原因,青少年和婴幼儿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因此造像记中为亡故的子女、孙子女追福的现象也较为常见。如北魏正始五年(508年)比丘惠合造像记:“比丘惠合为亡孙客造释迦一区,愿托生西方,面奉诸菩萨,速令解脱。”[3](卷13,P72)北齐天统二年(566 年)秋进和造像记:“为亡息充仁敬造观世音像一区,愿亡者托生西方,恒与善居。”[5](第7册,P174)北周保定五年(565年)李明显造像记:“弟子李明显为亡女阿他,外孙女赵苌妃,敬造释迦石像一区,愿亡女阿他等,面奉慈尊,及法界众生,速成佛道。”[5](第8册,P121)这类造像的发愿人,既包括父母,也涉及祖父母、外祖父母,甚至某些已经出离家庭的僧人,如比丘惠合,也通过造像为死去的亲人追福。他们大多经历了“老来丧子”、或者“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创痛,经由造像的仪式操作,既满足了他们改变死者命途的决心,也安抚了失去亲人的伤痛,不管其实效究竟如何,至少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

(四)为兄弟姊妹造像 古代的家庭伦理以孝悌为首,“孝”讲的是对父母养育之恩的回报,“悌”则是对兄弟姐妹的友爱。除了父母、妻子、儿女等近亲属,造像对象也可能是兄弟姊妹。如东魏天平四年(537年)刘悁造像记:“佛弟子宁朔将军汾州长□刘悁为亡兄直阁敬造观世音石像一区(躯),愿亡兄托生西方妙乐世界,不经三途,值佛闻法,一切众生咸同斯福。”[6](2函2册,P259)武平五年(574年)淳于元皓造像记:“佛弟子淳于元皓为亡弟双皓敬造无量寿像一躯,并二菩萨,愿亡者托生西方,常愿闻法值佛,见存同福。”[5](第8册,P56)为兄弟姐妹追福的造像,反映了手足之间的深厚情谊。这种情谊,并不因为死亡而被隔阻。

追荐亡者的造像,无论是造像人还是造像对象,通常都是同一家庭或者家族的成员,虽然史籍中不乏下级为上级造像追福的事例,但在现实生活中,仍以亲属之间的造像为主,可见佛教传入中国以后,虽然使中土的民众在世界观和人生观上发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但其关注的焦点,仍然是与自己有亲缘关系的人。大乘佛教强调普度众生,众生虽然不是这类造像记关注的重心,部分发愿文中却出现将造像功德回向给“众生”的现象,这就说明造像者将亡者与家庭的私人利益,推展到为一切众生拔苦与乐的公共福祉,祈求一切众生能够同出苦原,齐登上道。

二、造像时间

那些涉及为亡亲追福内容的造像,其雕凿时间大多有规律可循。就现有的造像记来看,以二月八日、二月十五日、四月八日、四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为多。如武定四年(546年)惠好、惠藏等造像记:“武定四年,二月八日,光相寺比丘尼惠好、惠藏敬造玉像一躯,为师僧父母、前死后亡、现在眷属、一切众生,等成正觉。”[5](第6册,P132)天统四年(568年)魏显明造像记:“天统四年,二月十五日,佛弟子魏显明为亡女圈造观世像一区(躯),愿亡女□□□□□尊□,所愿如是。”[7](P136-137)天保二年(551年)道荣造像记:“天保二年,四月十五日,沙弥道荣造像一躯,为忘(亡)父托生西方妙洛(乐)国土,愿舍此形秽,供养诸佛。”[5](第7册,P9)天保三年(552年)范连和造像记:“大齐天保三年,岁次壬申,四月八日,冀州武邑郡灌津县佛弟子范连和为亡女敬造玉石象一躯,上为皇帝陛下、群僚百官,普为合(含)生之类,咸同福庆。”[8]天统二年(566年)南子胤造像记:“天统二年,七月十五日,南子胤为亡父造像一区,一切众生,一时成佛。”[5](第7册,P177-178)类例甚多,不备举。

以上日期在佛教中皆有特定的意涵。二月八日是释迦成道日,在这一天信向之家要做八关斋戒,为亡者祈福;二月十五日是佛涅槃日,这一天各个寺院通常会举行涅槃法会和纪念仪式;四月八日是佛诞日,信徒们聚集在寺庙中,共作龙华会;四月十五日是僧人结夏安居日,从这一天到七月十五,静居寺院,安心修道;七月十五日是佛教的盂兰盆节,源于大目犍连解救母厄的佛教传说,在这一天佛教徒要举行“盂兰盆会”,设“盂兰盆供”以追荐先祖,超度亡灵。信徒们认为,因为佛法的护持,在这几个特定的日期造像,相对寻常的日子而言更能利益亡者,使其免除冥间业报之苦,上生天上,甚至超脱生死轮回。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民众造像的日期也开始受当时流行的“七七荐亡”之风的影响。“七七荐亡”指人死后四十九日内,亲属每隔七日为其营斋做法,又称“七七忌”、“累七斋”、“七七斋”,或者简称“做七”。关于“七七忌”的来源,清代学者赵翼认为这种风俗本于道教,他在《陔余丛考》卷三二中说:“按元魏时,道士寇谦之教盛行,而道家炼丹拜斗,率以七七四十九日为断,遂推其法于送终,而有此七七之制耳。”但更多学者认为“做七”的风俗源于佛教的“生缘说”。该说认为,人在命终之后至投生之前,有一个称为“中阴身”的过渡阶段,以七日为一期,寻求生缘,若七日已尽还未得生缘,可更续七日,辗转至七七,定得往生之所。在此期间,亡者徘徊于冥间,等待诸司审定业果,去向未定之时,无限愁苦,此时若能广造众善,便能使其永离恶趣,得生人天,受胜妙乐。“七七荐亡”的流行,不仅推动了做斋、写经等佛事活动的进行,也对造像产生了深刻影响,其突出表现就是有信徒遵循“七七忌”的日期造像。如武定二年(544年)四月十四日,杨显叔造像记:“冠军将军、司空府前西阁祭酒、齐州骠大府长流参军杨显叔,仰为亡考忌十四日,敬造石像四区(躯),愿令亡者生常值佛”[5](第6册,P104)“忌十四日”就是二七,这是一尊在父亲亡故十四日后雕凿的佛像。大多数造像记只刻造像日期,而非如上文所示,标明“忌某某日”,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无从推测该造像是否与“七七忌”有关,但以理推测,那些日期并无明显规律可循的造像,当有很多与此相关。

三、祈愿内容

造像记中的祈愿,称“回向文”,回向又叫“转向”、“施向”,即以自己所施功德,回转给他人。回向文是造像者主观愿望的自由表达[9],内容庞杂,指涉甚广,若加以归纳,大体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与佛教有关的祈愿,另一部分则属于世俗祈愿。追荐亡者的愿文大多是与信仰有关的语汇,此外还有佛教术语与世俗祈愿结合的现象,单纯属于世俗祈愿的回向文则基本未见。前者如北魏太和十九年(495年)欧阳解愁造像记:“为亡儿造弥勒尊像,愿令亡儿值遇弥勒,初会说法,悟无生忍。”[10]后者如皇兴五年(471年)仇寄奴造像记:“愿父母上生天上,值遇诸佛,下生人间侯王长者。”[1](P440)“下生人间”之后的内容便属于世俗祈愿。荐亡的愿文含有世俗祈愿的相对较少,由此推测,造像人更希望亡者能够往生善处,或者跳出三界,了脱生死,不再经历轮回之苦。

与佛教有关的祈愿林林总总,十分繁杂,大体可以归为以下几类:

(一)祈愿亡者能够脱离苦难,往生善处 其具体表述如下:“若在三途,速令解脱”,“不坠三途,无诸苦难”,“长去三途,永舍八难”,“免此三途,超斯八难”,“永离三途,托生安养”,“与三途永乖,福钟竞集”,“遨游慧体,常超八难”,“若遇八难,速得解脱”,“三途楚毒,俱辞苦海”,“长辞恶趣,终归净土”,“永离秽趣,升超遐迩”,“永离污秽,超生遐迹”,“舍秽从真,神超孽海”,“不迳苦难”,“永离苦海”,“永绝苦因”,“永与苦别”,“不经三途”,“超度八难”,“免八难之苦”。

三途八难是人死后要经历的各种苦难的总称,三途属六道中的三恶道,即地狱、恶鬼、畜生三道,又称血途、刀途、火途;“八难”又称“八难处”、“八非时”、“八恶”,指不得遇佛,不闻正法的八种障难。根据《长阿含经》和《中阿含经》的记载,这“八难”中有三种与“三途”重合,以外还有五种障难,分别是“在长寿天难”、“在边地之郁单越难”、“盲聋喑哑难”、“世智辩聪难”、“生在佛前佛后难”,与三途恶趣的种种煎熬相比,这五难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罹受这些障难者,不得见佛闻法,不闻佛法,就无法超脱轮回,对信徒而言,这是比三途恶道更为严重的灾难。由于经典、图像以及变文对三途八难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渲染,故而中土的信众对此极为恐惧,希望亲属能够“不经苦难”、“永离三途”。退一步讲,即便因为业重缘薄堕入三途,也能够“速令解脱”。对此,造像记中形象地表述为:“若误洛(落)三途,如鸟飞空,俄尔而过”。可见佛教所描述的三途八难对人们心理造成的巨大冲击。

(二)祈求亡者生天 此类表述在造像记中随处可见,如“愿亡者生天”,“愿亡者上生天宫”,“愿亡者上生天堂”,“愿上生天上”,“上生兜率”。天、天宫、天堂、兜率天等,都是期望亡者有个理想的归宿。佛教将天界分为欲界、色界和无色界,每一界都有不同层次的天。三界诸天各有指称,加起来有二十多种。“兜率天”为欲界六天的第四天,造像记中除了“上生兜率”所指较为明确以外,其余都非常含混,这说明北朝的民众对“天”的概念并没有明晰的认识,在他们的心目中,天、天堂、天宫是远离诸苦的妙胜之处,亡者生天,便是死得其所。

(三)祈求亡者托生西方净土 这是在“生天”以外,时人另一个较为热衷的归宿。关于托生西方净土的祈愿,在造像记中表述各异,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种:“托生西方”、“托生西方安乐之处”、“托生西方妙乐国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往生西方妙乐佛国”、“托生西方,至佛之处”,“愿在西方供养无量寿佛”,“托生西方无量寿国”等。西方净土即阿弥陀佛净土,又称极乐净土、极乐世界,为佛教宣扬的妙乐庄严之处,托生西方,便可身受诸种快乐,如具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五眼六神通,供养佛像,即得开悟,得大果报,这一归宿之所以为人们所向往,与《妙法莲华经》和《阿弥陀经》的流传有关,在某种程度上,或可视为西方净土信仰的萌芽。

(四)祈求亡者值佛闻法,得预龙华三会 这种祈愿在造像记中的表述也有很多种,如“侍佛左右”、“常与佛会”、“常见诸佛”、“值遇诸佛”、“见佛说法”、“生生世世值佛闻法”。值佛闻法,即成为如来的声闻弟子,直接聆听佛的教诲。声闻弟子经过佛的点化之后,很快便能修成正果,因为修持法门简便易行,深受各个阶层的欢迎。值佛闻法还可以通过另一个途径实现:得预龙华三会。根据《弥勒下生经》的记载,佛入灭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后,弥勒自兜率天下生人间,于翅头城华林园中龙华树下成正觉,前后举行三次盛会为众生说法,昔日于释迦教法下未得道者,至此会时皆可得道。在造像记中得预龙华三会常表述为:“龙华三会,听受法言”,“龙华树下,三会说法”,“龙华三会,俱得齐上”,“龙华三会,愿在初首”,“龙华三会,愿登初首”,“当来龙华,愿生初唱”,“龙华树下,恒与佛会”。因龙华会共有三次,所以有的信众特别指明“愿在初首”、“愿登初首”、“愿生初唱”,希望参与龙华初会,早成正觉。如太和十九年(495年)欧阳解愁造像记:“勃(渤)海郡欧阳解愁为亡儿造弥勒尊像,愿令亡儿值遇弥勒,初会说法,悟无生忍。”[10]从根本上说,得预龙华三会与值佛闻法的愿景如出一辙,即希望借助释迦或弥勒的法力,拔出苦原,获得解脱,因其简便易行,信受者极多,这也是净土宗“他力易行道”昌盛的社会心理基础。

(五)成佛、成正觉 此为佛教徒的终极追求,在为亡者追福的造像记中,这类祈愿也有不少。祈愿亡者成佛的,如“一时成佛”、“俱时成佛”、“速成佛道”、“觉道成佛”;希望亡者成正觉的,如“速成正觉”、“等成正觉”、“俱成正觉”、“同登正觉”、“归心正觉”等。此外,佛教用“菩提”(Bodhi)一词指称觉悟、智慧之义,证得菩提便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达到了超凡入圣的境界,因此造像记中还有“速发菩提”、“咸发菩提”、“早成菩提”、“共登菩提”、“同证菩提”、“发菩提心”等祈愿。“十地”是成正觉的另外一种表述,据《十地经》记载,乃是大乘佛教修菩萨行时最后经历的十个阶段,至第十地时,功德圆满,大慈如云,唯务化利众生。因此,造像记中关于登十地的祈愿也比比皆是。如“俱登十地”、“位登十地”、“智登十地”、“智周十地”、“早登十地”等。佛家称超脱生死的涅槃境界为彼岸,到彼岸便获得了生命的终极安顿,佛教所构拟的彼岸世界充满了无穷的吸引力,因此很多信徒将此回向给亡者,造像记中,常有“至彼岸”、“同生彼岸”、“俱登彼岸”等祈。总体看来,关于成佛、成正觉的祈愿前面多有“早”、“速”、“一时”等字样,无疑反映了发愿人心情之迫切。

四、原因及影响

造像本身并不是目的,追福才是根本。北朝人建造单立的石碑像、金铜佛像,其功用之一便是以佛像作成一个“道场”,代替寺院,在此举行宗教活动。[11]造像之后还要举行诵经、做斋等佛事活动。与造像相伴的斋会,也是一个小型的渡亡法事,其坛场的布置、经典的念诵、仪式的举行,都取法于寺院里的同类活动。大乘佛教的经典宣称,佛、法、僧三宝有超度亡灵、利济幽冥的广大法力,亲属仰仗三宝之力,为亡者追福、超荐,能够“利益存亡”。因此,在仪式中发愿,即是发菩提心,以造像的功德来解除无量亿劫的生死重罪,其功能在于帮助亡者净尽尘世业障,在佛力的加持下超脱生死轮回,上生天堂,证悟涅槃,早成佛道。斋会中的祈福消灾仪式,深植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之中,它与家庭的亲情伦理结构相契合,不仅强化了佛教神圣性的世俗关怀,也满足了民众功德性的礼仪需求。

追福之风的盛行,既与佛教广泛流播的社会背景紧密相关,也与中土慎终追远的历史传统相契合。一些特定日期的造像,用意尤为明显。如与“七七斋”相结合的造像,一方面可以缓解家人失去亲人的痛苦,另一方面,也与本土的丧葬礼俗相结合,成为祭奠先人的仪式。七月十五日的盂兰盆节,依西晋竺法护译的《佛说盂兰盆经》而设,《佛说盂兰盆经》被称为佛典中的又一部孝经。在这一天为先人造像追福,与举办斋会一样,虽然形式上是佛事活动,实际上是借助佛的法力向先人行孝。这种做法,有其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既迎合了人们追远孝亲的情感需求,在具有孝亲祭祖传统的中土,又具有“敦人伦,厚风俗”的作用,因此为统治者所提倡。

通过造像修积的功德,能为亡者追福,为生者造福。造像这类佛事活动所修的善根,不仅能够利益亡者,使亡者安稳,而且可以回转给他人,甚至无边众生。如太和二十二年(498年)十一月二日吴道兴造像记:“为亡父母造光(观)世音一区(躯),愿居家大小讬(托)生西方妙法国土,所求如意,兄弟姊妹六人常与佛会。”[1](P456)造像对象是亡父母,回向对象则涉及居家大小以及兄弟姊妹。父母已经亡故,而居家大小显然见存,这就是说此功德可令生者和亡者皆蒙福佑。又如永平四年(511年)二月十日黄元德等造像记:“为亡母,愿亡母托生西方妙乐国土,若(生)人间王侯长俊。愿合门大小,见在安隐(稳)。复愿一切众生,离苦□垢,咸同斯福,一时成佛。”[5](3册P137)造像的主要目的是为亡母修福,与此同时,亦为合门大小求祈福佑。值得注意的是,造像人希望这一功德广及法界一切众生,事实上,这也是实践大乘菩萨道的重要法门。因为众生包罗甚广,可能是知交故旧,也可能是怨亲债主,而回向可化阻力为动力,恶缘为善缘。这也是佛教“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体现。

总之,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广泛流播,它的教理、教义也逐渐与中土的文化相互渗透、融合。佛教不再是西来之异教,它的修忏祈福的仪轨实践,已经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民众养生送死的重要依据。反过来说,佛教能够在民间普及和流传,就在于它能深入社会风俗的文化传统,将自己的教理、教义融入到具体的礼仪操作,发展出民众所共有的情感体验与信仰精神,丰富了民众丧葬文化的内涵和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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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陈 垣.道家金石略[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Blessing and Salvation——The Custom of Praying for the Dead from the Inscriptions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

SHAO Zheng-kun
( Institute of Ancient Books,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Jilin,130012)

There were a large number of inscriptions about salvation of the dead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These inscriptions focused on family members.Carving time had certain rules to follow.To some extent,it had become a fixed ritual that turned undead through building statues after the relatives'death.Some of the rituals of Buddhism had been deep into people's daily life and become the important basis from living to death.

Northern Dynasties;statues;object;wish

K239.2

A

1674-0882(2016)02-0026-05

2016-01-30

吉林大学科学前沿与交叉学科创新项目“造像记所见北朝社会与社会群体研究”(2015QY016)

邵正坤(1976-),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史。

〔责任编辑 马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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