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心路历程

陈运普， 曾　洁

(三峡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宜昌　443002)



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心路历程

陈运普， 曾洁

(三峡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宜昌443002)

摘要：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从国内看，是中国人民既摒弃封建主义又对资本主义失望后的唯一选择。从世界范围看，是中国人民将自己纳入世界历史进程后的觉悟和十月革命示范的必然。从思想文化上看，既是五四时期文化发展繁荣孕育的结果，又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革命性契合了中国反帝反封双重任务的现实需要。站在新的历史方位，重新探讨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心路历程，对于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关键词：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先进分子；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

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先进分子为什么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被人们反复追问的理论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历史审思，反映了随着历史发展与时代条件变化，马克思主义是否与时俱进的问题。表面上看是要回答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科学性的理论问题，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弄清楚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性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等现实问题，关系到能否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信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等相关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是近代中国由器物文明到制度文明到思想文化再造不断选择的结果

近代中国社会最基本的历史状况，一方面是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逐步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过程。从这个方面讲，这段历史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史。另一方面又是中国人民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以期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从中国人民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来看，尽管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均战败，被迫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但当时的中国人只是意识到封建主义的社会制度已经落后，并没有认识到封建主义的社会制度已经腐朽，仍然对自己的思想文化充满自信。因此，面对“三干年未有之变局”，中国人民最初只是希望通过学习西方的器物文明来摆脱落后挨打的困境，其标志就是“洋务运动”。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前的半个世纪内，中国的仁人志士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念的指导下，试图在原有的封建政治体制之内发展近代工商业。但这种移植技术、不变制度的战略不仅没有摆脱被动挨打的困境，却导致了国家不断衰落和解体。这表明，若不根本改变落后腐朽的封建社会制度，单纯的器物文明不能使中国走向独立和富强。实际上鸦片战争的失败已经宣告封建主义在中国不能持续下去了，后来的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以及义和团运动反复证明了封建主义道路在中国确实走不通，同时也表明农民阶级、封建贵族阶级由于自身的局限性救不了中国。中国人民必须重新选择自己的道路。

当依靠器物文明不能解决中国独立和发展时，尤其是甲午中日战争中国的战败，促使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转向制度选择，由器物文明转向制度文明。对于中国能否走资本主义道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首先进行了探索，其标志是在清末推行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应该说，这是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的。但由于中外反动势力的抵制最终归于失败。它的失败证明，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1]1471。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试图仿效西方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尽管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由于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性不仅没有使中国走向独立，摆脱被奴役的命运，反而使中国处于民族危机四伏、国家山河破粹、民众苦不聊生的更加黑暗时期。这就表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也行不通，资产阶级也救不了中国。伴随着辛亥革命失败，先进的知识分子意识到，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并不是包治中国百病的灵丹妙药，且民众缺乏民主共和意识，必须用一种全新的科学思想来冲击封建思想和封建意识，必须以更加宽广的视野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

“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1]1471随着对当时有且只有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失望的产生与发展，中国的仁人志士把目光转向了思想文化上。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最终把目光转向思想文化，主要是有着独立人格、敢于担当的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根本上认识到，中国的落后是思想文化的落后，要救国必须首先拯救国民之思想。更为重要的是，不甘于接受失败、不愿做亡国奴的强烈意志，使当时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坚信，世界上那么多的思想文化理论，总有一种能够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加之，西方思想文化的传入，强烈地冲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大一统的局面，这有利于人们从封建思想文化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由此，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思想政治战线上开始了救亡与启蒙的双重观念更新。具体表现是，一方面，由拒敌于国门之外到被迫或无奈以敌为师。典型代表是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这是中华民族在外敌入侵剌激下的再度觉醒的历史性标志。另一方面，由武力反抗到救国首先拯救国民之思想觉醒。代表人物如孙中山青年时期弃医从政、鲁迅青年时期弃医从文的思想转变。他们的思想转变不仅仅是个人思想认识的转变，更是中华民族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上的一个思想大转变。这两个方面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共同形成一股潮流，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浩浩荡荡的思想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一时期作为众多社会思潮中社会主义的一个派别传入中国的。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为中国探索救国救民提供了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外的第三种选择，即选择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一是从思想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带来的社会变革看，历史上思想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将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诸子百家的思想文化发展繁荣，使中国在世界上率先建立起先进的社会制度——封建制度，正是这一先进的社会制度引导中国社会在此后的两千多年历史发展中，至少有一千八百年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和民族。在十四、十五世纪，发生在西欧的文艺复兴运动的结果使西欧率先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比封建主义制度更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也正是这一社会制度引导西方各国的发展、稳定与繁荣。发生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必然再次引领中国建立起比资本主义制度更为先进的社会。二是从世界历史发展史看，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依次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在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具体历史进程上，表现得极其复杂，往往是一种社会制度典型，与它相邻的两种社会制度特征则不明显。如西欧的奴隶社会典型，原始社会和封建社会就不典型，中国的封建社会典型，奴隶社会就不典型，这有可能预示着即将在中国诞生的社会制度是比资本主义制度更为先进的社会制度。

二、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民以十月革命为榜样站在世界历史高度考察中国命运的必然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2]，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

十月革命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十月革命“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1]1471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把中国的发展前途纳入世界范围内考察。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先进分子的视野大大开阔，已不仅仅局限于西方，也不仅限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开始把目光从西方转到包括西方和东方在内的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范围，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了更为先进的社会主义，他们在研究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后，认为中国的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并由此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思想理论武器。选择马克思主义确实使中国人看到了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外民族解放的新希望。

十月革命使中国先进分子认识到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能够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十月革命的成功对中国先进分子有着特殊的吸引力，因为十月革命前的俄国社会经济状况与中国国情十分近似，两个国家都是农业国，都受封建主义的压迫，经济和文化都落后。俄国的经验证明，“物质文明不高，不足阻社会主义之进行。”[3]“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1471

十月革命使中国先进分子改变了对劳动大众的态度，走上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俄国士兵、农民和工人等在十月革命中英勇斗争并由此取得胜利的事实，使中国先进分子认识到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组织起来力量的伟大。毛泽东指出，十月革命中“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1]1470董必武回忆说：“从俄国的方式中见到了搞群众运动”[4]的力量，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把改造中国的希望投向工人阶级及劳动大众，改变之前轻视劳动群众的观念，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进而开始了他们的世界观的转变，逐步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科学性能满足中国反封反帝任务的需要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5]马克思主义既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批判基础之上，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理论，又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目的和解放条件的学说。其自身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十分适合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历史地担负起完成反帝反封建重任的现实需要。一方面，中国工人阶级迫切需要科学理论的武装，中国的先进分子在五四运动中认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伟大，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1]1515尤其是马克思关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东方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不但为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而且对东方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也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彻底革命性恰好满足了中国反帝反封的现实要求，不但能超越封建主义，也能超越资本主义，像及时雨一样洗刷中国先进分子的屈辱感，驱逐他们内心的自卑感，重新点燃他们重建中国文化的自信心[6]。

“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7]在五四运动时期，国内思想界开展了“问题与主义之争”、“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同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等三次较大的思想辩论。通过论争、争鸣和辩论，中国的先进分子在比较中逐步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经过反复比较和深思熟虑之后，许多原来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知识分子通过不同的途径，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之所以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是“因为它能够圆满解决我们底问题，能于我们有益处。”[8]这些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分子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事实表明，选择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是中国历史的必然性选择。

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当社会发展的各种条件都满足了，融合为一个“总合力”时，才能推动社会的发展。中国的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是在西方列强、帝国主义压迫侵略和十月革命示范下完成的。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新建构中国的文化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一个国家要走什么路，是由该国的社会经济状况所决定的。探索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心路历程，是为了说明近代中国人民一直在探索着，选择怎样的道路不是人们的主观意愿所能决定的，也不能脱离客观。并进一步证明敢于担当的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是他们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探索之后作出的一种选择。而这一选择从来就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纯粹的学理来研究，而是把它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来探讨。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的一个特点和优点。在当代中国，增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最根本的就是要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与时俱进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深入群众，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

参考文献：

[1]毛译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67．

[3]彭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J]．新青年，1921(1)．

[4]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69．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

[6]宋进．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32-33．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8]施存统．我们底大敌，究竟是谁呢？[N]．1920-09-28．

[责任编辑：赵秀丽]

中图分类号：D 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219(2016)01-0024-03

作者简介：陈运普，男，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法学博士。曾洁，女，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5-0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