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治理技术的博物馆
——托尼·贝内特的博物馆政治思想

徐 小 霞

(西藏民族学院 文学院，陕西 咸阳 712082)

当代著名文化研究学者托尼·贝内特因在文化研究领域引入福柯的治理性理论，开拓出文化治理性这一不同于葛兰西霸权理论的新理论范式，成为当代文化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建构的文化研究理论思想不但已成为当前文化研究的又一重要流派，而且其基于博物馆的经验分析研究因创新性、开拓性、实践性而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力。在当代博物馆研究领域，贝内特率先用治理性视角把握博物馆的文化政治，审视内在于其间的权力、知识生产、主体建构、社会关系及其相互间的复杂关联机制，明确提出两个著名论断：现代博物馆是形塑现代市民的自我治理技术，即它通过与博物馆相关各类知识实践，使个体能够作用于自我及其身体践行，并由此改变社会关系，以适应社会性治理的需求和目的；从社会功能的意义而言，博物馆又是改造社会关系的“市民实验室”。

贝内特的治理性视角下的博物馆思想，迥异于当代博物馆研究中以葛兰西的霸权理论、阿尔都塞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福柯的规训权力论等为基本理论范式的主流话语和分析思路，在以下三个方面显示出自己的特色与开拓性：(1)在权力属性上，将宏观层面的治理性权力率先引入博物馆文化批判研究领域，纠正了文化批判视域下博物馆研究所秉持的主导理论话语，如身份政治、差异政治、规训权力等微观文化政治之不足；(2)就权力运作方式而言，提出从“治理装置”范畴把握现代博物馆内的权力运作机制，弥补了意识形态理论范式相对忽视文化机构自身凝结着的权力关系的缺陷；(3)在博物馆的社会功能方面，开创出从知识生产过程来认识博物馆重构社会关系的重要能动性的路径。这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福柯在知识—权力如何转化为权力技术，微观权力与宏观政治权力如何联接等论述方面遗留下的空白。贝内特的博物馆思想为当代博物馆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范式和研究视野。其博物馆学思想影响巨大，正如海伦·格雷厄姆(Helen Graham)评价的：“贝内特把治理性引入博物馆研究和文化研究领域，视博物馆实践为一种政治形式，其著作意义重大。”[1]

一、 缘起：文化机构与权力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各种风起云涌的新社会运动和对文化概念更广泛的理解以及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社会功能的重新识别等语境下，西方博物馆学的理论和实践发生了重大转型，它从传统博物馆学专注博物馆内的藏品收藏、陈展和存档等技术操作层面，转向博物馆与社会关系的问题，从以“物”为本转移到以“人”为本的宗旨上，强调蕴含在博物馆内的权力、政治、意识形态等在博物馆与社会关系间的结构性因素，主张貌似客观的博物馆展示：“不是，也从来不是毫无争议的事实，它们总是卷入文化的、政治的、社会的协商和价值判断，具有文化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含义。”[2]促使西方博物馆学发生这一重要转型的，既有来自博物馆围墙外的文化研究学者、社会学家，也有围墙内的博物馆专家对传统知识的反思批判和变革诉求，两者彼此协作渗透，在当代形成一股强劲的博物馆文化批判研究之势。

更为重要的是，文化批判视角积极介入博物馆研究之所以可能，主要基于当代社会文化实践越来越多地被深深铭刻在构成、规范文化实践的各种制度性背景上这一客观事实，以及人们对文化机构所蕴含的权力维度及其社会功能的重新理解上。据雷蒙·威廉斯对institution一词的梳理，它具有“体制”“机构”“制度”三个意义，“用来描述某个明显的、客观的与有系统的事物”，即“一种被制定、订立的事物”。[3]它还隐含着习俗和惯例的意涵，在18世纪也开始表示特别的机构组织，19世纪后逐渐指涉社会中有组织的机制这一抽象含义。通过威廉斯的梳理可知，institution是在社会历史中逐渐沉淀的某些特定习俗惯例、行为方式，它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范性原则，还具有多重因素汇合构成的关系性、系统性原则，并且它的运作往往借助特定的具体组织机构得以支撑和稳定，这些组织机构是其外显的物质载体和实现手段。简言之，institution是“一种重要的持久的要素(如一种习惯、关系、组织)，在集中于人类基本需要、活动或价值的文化生活中，在一个社会中占据经久的和主要的地位，通常通过社会调节机构保持稳定”，以及“通常是被广泛承认或接受的风俗习惯,并在某种程度上对集体福利有益”。[4]由此可知，从存在形态而言，institution同时包括两个层面，即作为规范和限定行为或事物的规则这一意识形态层面和制度得以实施运作的机构这一物质层面，两者相辅相成，一体两面，不可分离。

自社会进入现代化进程以来，社会诸领域如家庭生活、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大众教育、传播媒介等等的界定和组织更倚重一系列微观而无所不在的非人格化的管理规范性体制，而非仅凭借武装暴力手段。现代社会越来越倾向于具有自我调控能力的多元制度性分化组构模式和意识形态模式，可以说，“各种各样的制度领域的建立是现代性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必然产物，只不过在不同的现代性语境下，会产生不同的制度模式”。[5]制度作为维系现代社会各种活动和社会关系的规约性力量和权力形式，由于其特有的关系性、系统性原则，它能以前所未有的全面性、深入性弥漫渗透于社会运作的各个层面、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和文化现象。现代社会各个领域和现象无不深深嵌入制度性网络中，受到制度力量的制约和塑形。例如就文学艺术而言，比格尔就曾呼吁，文学社会学对艺术本质及其功能的考察必须放在制度(体制)框架中才能得以历史地、精确地揭示，因为“有关功能的定义并非个别作品所固有的，而是由社会的体制化决定的，只要艺术/文学体制不成为研究对象，功能就不可能成为文学学术研究的中心”。[6]同样，随着文化研究关注对象和范围的日益深广，人们逐渐意识到制度对文化现象的生成、流通、接受的重要影响力，对文化制度的分析已成为文化研究又一重要的方法和对象。美国学者文森特·利奇教授认为，制度化分析和意识形态分析是文化研究中两种最为重要的方法。所谓制度化分析是指：“对于文化研究的学者而言,体制化分析要求有一个体制的概念,即作为一个生产性的机构和中介,体制通过系统化的习俗惯例和传统——它影响到文化话语——来建立和传播知识和信仰。”[7]

由于制度在存在形态上包含社会习约性的规范、准则等意识形态层面，和作为支撑前者运作、实施、实现的机构组织这一物质载体层面，那么，以各种物态形式存在的机构组织势必纠缠、凝结着权力关系。尤其是那些貌似与政治权力毫无关系的文化机构，它们以不同于强制性国家机器的方式，更隐蔽地生产、实施、强化、支持、传播、再生产政治权力。它们不但是各种制度实践运作的空间场所和维系其实现的物质性工具及支点，而且以一系列特定程序、手段再生产和传播着制度规范，是权力得以制度化并实现的现实物质条件。福柯曾尖锐地指出：“我认为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真正的政治任务是抨击那些表面上看来中立或独立的机构的作用，把在其中暗中作祟的政治暴力揭示出来，以便大家共同与之斗争。”[8]福柯提醒人们注意，在当代社会，权力的实施运作更多地存在、依凭各种非暴力机构的维系支撑，而非仅局限在国家暴力机构，为此，对权力的揭示必须立足于对支撑、维系制度意识形态层面运作的物质载体——机构的揭示上，因为制度和权力通过机构得以实施运作，并在机构中结晶。

福柯的这一认识事实上在当代已成普遍共识，人们已普遍意识到貌似中立的文化机构在当代社会政治语境下越来越多地与权力关系纠缠在一起，构成文化现象必不可少的制度性语境，并对当代社会生活的各领域产生着越来越广泛明显的影响。早在福柯之前，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就已明确指出，当代社会在强制性国家机器如军队、法庭、监狱之外，还存在一个由政党、工会、教会、学校、各种新闻媒介等机构组织构成的市民社会，它们以意识形态或舆论方式行使文化霸权，且当代资本主义越来越多地依凭文化霸权取得自身的合法统治地位。阿尔都塞把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系统化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通过对市民社会构成中的机构这一物质载体的强调，突显机构是意识形态在物质上的表现形态。

一如阿尔都塞揭示的，从更广泛的社会关系和主体建构而言，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文化机构不但纠缠着各种权力关系，还具有再生产社会关系的重要功能，在各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教育机构在其中占据统治和主导地位。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作为文化教育机构之一的博物馆必然凝结着各种权力关系，是维系和支撑权力运作的重要场所和物质载体，是意识形态和制度的物化形态。尤为关键的还在于，作为教育机构之一的博物馆，在生产社会关系和主体建构上发挥着与学校同等重要的社会功能。这便不难理解何以博物馆在当代文化研究者与社会学家视域中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场域，也不难理解何以西方博物馆学自身发生了从技术层面的内部静态分析转换为对社会、权力、意识形态的外部关注这一变化。

贝内特的博物馆思想正是从揭示博物馆蕴含的权力关系及社会功能(主体建构、再生产社会关系)两方面展开，并在对这两个方面的具体揭示中体现出自己的理论独创价值和鲜明特色：一是指出博物馆的权力形式主要是治理性而非意识形态霸权或规训权力，其运作机制是“治理装置”，在此意义上，博物馆即自我治理的技术；二是考察博物馆的社会功能，分析以治理性权力为主导的博物馆如何建构主体和再生产社会关系，这涉及博物馆内的知识生产过程在权力、主体、社会关系等相互关联的节点作用，就此来说，博物馆又是建构主体的“市民实验室”。

二、 权力：治理装置概念下的博物馆

贝内特明确提出现代博物馆是“治理装置”，这一认识在博物馆蕴含的权力形式和运作方式两方面与当代文化批判博物馆研究的主流视角迥然有别，显示出其思想的独特性和理论的开拓性。当代文化批判视角研究博物馆的主流路径主要有三种：以葛兰西霸权理论为主要范式的文化研究视角主要关注展物及其表征实践，探究博物馆、意识形态和身份建构间的关系，博物馆在此是一处霸权与反霸权的身份斗争场所；以布迪厄为代表的、秉持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范式的途径，将(艺术)博物馆看作一个再生产社会关系和维系象征权力的国家机器；第三种途径是基于福柯的权力思想和“权力装置”概念，将博物馆机构看作是支撑某种权力关系并被权力关系所支撑的运作机制和程序，代表人物主要包括贝内特和艾琳·胡珀-格林希尔等人。前两种路径都基于意识形态理论，视博物馆等文化机构为基于某个始源点和中心的意识形态之物质载体，传播、承载着意识形态。如布迪厄在《艺术之爱》中，深入探讨了艺术博物馆等教育机构如何再生产和合法化现存社会区隔和社会不平等关系，指出艺术博物馆是一个承载着卡里斯玛意识形态的社会差异化空间，卡里斯玛意识形态通过艺术博物馆达到文化区隔和社会排他性并进而再生产社会关系。

尽管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范式和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范式在关于博物馆等文化机构是结构性力量还是动态斗争空间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两者都承认博物馆是意识形态的工具和载体，它以文化表征的方式合法化、自然化了支配性权力，对被支配阶层传递和灌输支配性价值体系与意识观念。其结果是，文化机构实体被视为传递意识形态思想的中空工具，一个外部因素和意识形态的载体。这便忽视了与意识形态不同的其他权力形式，尤其是与知识话语效力及所生成的排斥技术、程序有关的文化管理权力，因后者的权力网络所及之处是知识而不是意识形态。某些权力形成如文化管理和制度，“当它在自己最细微的机制运转时，如果没有知识的形成、组织和进入流通，或者毋宁说没有知识的工具便不成功，那么就不需要意识形态的伴随和建构”。[9]而且意识形态理论也无视知识转化为文化机构实体内部的各种权力程序和技术，或者说忽视了文化机构实体自身便凝结着权力，是一种权力技术这一事实。用贝内特的话来说：“无论就一般来说将博物馆看作霸权机器这种观点多么有用，它却不能将博物馆特有的特定政治形式理论化，也不能在实践上有效地与在博物馆政治内部操作的实际力量发生密切关系。”[10]为此，在意识形态理论视域之外，考量文化机构如博物馆等内部的知识—权力及其内部操作力量的有效途径则是福柯的“装置”概念。这形成了当代文化批判视角介入博物馆研究的第三条理论路径，贝内特是这一途径的积极倡导者和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

贝内特针对从意识形态理论理解文化机构存在的不足，提出文化在特定关系中的运作方式总是依赖它被铭刻于其间、同时形成权力一部分的机构制度。换言之，文化机构既是权力运作的载体和工具，也是权力的一部分，它是某种文化权力技术，其所关涉的权力关系不能用意识形态加以说明。因为，文化不能仅在文本及其意指的意义上被界定，还包括文化实践(如意指实践)及其所依赖的具体条件(如机构制度条件)，后者不能以语言符号学模式阐明界定。文化形式和文化实践既有文本维度，也包括机构维度，这两个维度彼此交叉，互相依存，构成一套互动的过程：文化的生产、分配和效果等过程。[11]那么，对文化领域中权力关系的理解就不应仅限于文本意指实践，还应包括与机构制度领域有关的权力关系，而“能恰当表述文化这种兼具话语与机构维度集合体和多元构成的术语是‘文化技术’或‘文化装置’(笔者按：cultural apparatuses，又被译为文化机器)，也就是福柯的dispositif(部署、装置)概念”。[11]总言之，贝内特认为文化装置或文化技术这个词能较好地说明文化构成的多元性：文化既是机构的，也是社会和物质的过程，是社会的与符号的相互关系。

福柯对机构实体包蕴的权力关系的认识体现在他的部署、装置概念中。装置“首先，它是一套异质性集合体，由话语、制度、建筑形式、调控决策、法律、行政措施、科学陈述、道德的、哲学的、慈善的命题等构成。这些都是装置的要素。装置自身是由这些要素建立的关系体系”。[12]装置这个概念主要指涉社会实践中存在的机构的和话语的等异质因素彼此在某种特定时刻被策略性集合的网络体，这种策略性集合是知识—权力所为。就机构实体而言，它是装置网络中的一个重要成分，它不仅仅是一个中立的机构和建筑形式，而且与某种权力策略及其运作方式密切相关，在与各种话语与非话语等异质因素的关系网络中界定自身的功能，并与它们共同支撑着某种权力关系，同时又被权力关系所支撑。并且，机构实体不但是权力—知识的物质载体，更是权力—知识的一部分，它铭刻着装置的各种因素：话语、知识、真理、权力、建筑形式、社会实践、制度等等，与它们一起行使某个特定的权力策略功能。贝内特在福柯的“装置”概念的启发下，将博物馆等文化机构表述为文化技术或文化装置，强调博物馆是话语与非话语等各种异质因素的策略性集合，试图揭示其间的知识话语效力和其合理化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具体程序、策略、手段等权力机制。

虽然贝内特与当代福柯主义的博物馆研究一样都从“装置”概念范畴理解博物馆，但在博物馆内的知识—权力的属性问题上，贝内特与后者保持了距离，并就此体现出自己的独创性。福柯主义的主流视域多将博物馆内的知识—权力界定为惩戒规训权力，如道格拉斯·克伦普、艾琳·胡珀—格林希尔等人视现代博物馆为规训空间。贝内特则认为博物馆内的知识—权力的形式是治理性，即施于行动的可能性领域的被精心计算、筹划、盘算、反思过的行为。它有多元目标及实现这些目标而设定的多元手段，来作用于人的行为的可能性领域，使个体自愿作用于自己的思想、行为、身体、感情，从而影响社会关系，并最终起到治理人口的目的。文化机构如现代公共博物馆便是文化治理装置(技术)。

“治理性”是福柯晚年针对人口问题在国家范围谈论的一种宏观的生命权力技术。福柯谈论的生命权力有两种技术，一种是西方17世纪逐渐发展的以驯服个体身体为中心的微观规训权力技术，通过监视和训练的方式来实施；另一种形成于18世纪，以宏观的人口—生命为中心的治理权力技术，“它以生命为对象，对人口进行积极的调节、干预和管理”，[13]通过在国家层面进行的整体生命调整，控制可能活着的大众中产生的一系列偶然事件,其目的是“使人活”。可以说，治理性围绕着人口生命相关的一切生存空间展开：健康、出生、疾病、生活方式、衣食起居等。这是一种生产性的、积极的权力，目的在于更好地肯定和维持生命，以人口和生命为最终目标，关注人口的健康、福祉、寿命、生活方式。它采用跳出国家主权和法律范围之外的谋略、计量、反思，最终作用于他人种种可能性的行为方式或行为领域，是一个与制度、程序、反思、计量有关的复杂权力实践。在福柯看来，“治理性”是现代社会最主要的权力形式。如德勒兹所说“福柯所描述的规训是我们渐渐放弃的历史，而我们目前的现实采用的是公开的连续的布控形式”，[14]后者在一定程度上便是治理权力技术。

值得一提的是，将治理性概念最早引入当代文化研究理论建构和分析实践的人是贝内特。贝内特认为，文化是现代社会治理过程中的积极能动者，它属于现代多元治理模式之一，具有弥散性、地方性和多元性等治理性特征：目标的多样性、对象的特定性、手法和策略的灵活性，这一切将特定文化形式转变为文化资源，后者以多元决定形式铭刻在指导人们行为的多元规划中。据此，贝内特明确提出“文化和审美是自我治理技术”的论断：文化和审美通过作用于个体的身体践行，使个体以自我的方式自我管理，以获得幸福、纯洁、道德的状态。而相比其他领域的自我治理技术，文化的独特性在于，文化“用自己特别的矛盾话语组织了具体的领域和工具，如文化与自然、文化与文明、文化与混乱等等”。[15]文化概念的这种二元分裂和梯形结构建立起一个差异领域，形成一方面是需要治理的对象，另一方面则是使对象趋于标准化、规范化的手段。文化梯形结构的建立和二元对立结构均与治理相关，正是治理的不同规划目标确立了具体的治理对象，以及以特定文化资源为手段实现某一具体规划的任务。可以说，文化既是治理的对象(人口—大众的精神道德与行为品行或曰人口的生活方式)，也是治理的工具(特定的文化形式如艺术审美)。

更重要的是，文化作为自我治理技术绝非在思想的真空中运作，它还有着坚实的物质载体和支撑：大众教育体系。正是博物馆、学校等大众教育体系与机构这一制度物质层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物质性的支撑作用，它将文化、审美与个体联系在一起，也把知识—权力深深铭刻在个体的身体和灵魂中，改造和规训个体的身体践行，使其成为符合某种统治秩序和利益要求的特定社会主体，就这个意义而言，现代博物馆更是自我治理技术(装置)。

贝内特将治理性概念引入文化研究领域视野下的博物馆研究，在关于后者的内部研究中产生了一定程度的震动，因文化批判视野下的当代博物馆研究多从新葛兰西主义和福柯的微观物理政治汲取理论养分。尽管两者的立论依据有别，但都过度强调微观文化政治对于社会的变革力量，相对漠视以经济和国家结构为基础的宏大社会政治。“治理性”概念容许从对个体的身体践行及身体规训技术的微观分析拓展到对宏观规模的人口的生命权力的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当代博物馆研究专注微观文化政治而忽视宏观社会政治的局限，率先将博物馆政治的研究引向如何融合微观政治与宏观社会政治的探讨。贝内特的这一做法，对文化研究而言可谓意义重大。

三、 谱系学考察：现代博物馆的治理技术

贝内特对作为治理技术的现代博物馆的具体论述集中在《博物馆的诞生：历史、理论、政治》这本专著里。该书中，贝内特用谱系学方法阐述了以下几个方面：现代博物馆作为治理技术的诞生及其现代构形、治理策略技巧、博物馆政治理性等，试图思考和回答作为自我治理技术的现代博物馆是怎样的这一核心问题。

就博物馆的现代构形问题，贝内特通过追溯西方18世纪末到20世纪，博物馆从私人收藏机构转变为以启蒙理性为主旨的现代公共博物馆的构形变化，用大量实证性分析证明，现代博物馆出现的一个根本原因是治理权力使然的结果。“文化逐渐被当作治理的手段，成为新权力形式的实施工具。只有从这个角度认识博物馆的现代构形，才能充分理解它”。[16]19由于在18世纪末，文化领域逐渐卷入治理性中，在诸多社会改革家如詹姆士·西尔克·白汉金等人呼吁提高人口的道德、文化水准的敦促下，博物馆和图书馆成为塑造“现代市民”必不可少的精神道德工具。到了19世纪中后期，高雅文化艺术品才真正被招募履行治理任务，文化治理就此获得现代治理形式：以高雅文化艺术为治理工具，容许下属阶层通过自我方式而非借助外在强制手段改变自己的习惯、信仰、行为方式(人类学意义上“文化”)，如酗酒、嗜赌、懒惰等，使之成为符合启蒙理性理念的文明化、市民化的人口。文化治理的现代形式在博物馆机构中得到重申和强化，美国著名博物馆专家乔治·布朗·古德在19世纪提出著名的“现代博物馆思想”认为，博物馆是“无情的改革家”，在博物馆历史上首次明确界定了教育为博物馆的主要功能。古德的思想影响深远，在19世纪中下叶几乎赢得世界性的赞同。英国博物馆专家如亨利·科尔爵士等人也指出，博物馆有助于男性工人阶级选择一种更为严肃的道德生活，离开慵懒的床铺和酒馆的诱惑。

在文化对人口的道德、生活方式的治理过程中，博物馆不但是直接改造大众身体践行的自我技术，而且它还在流通、分配自我治理效力上，是一个极为经济、细密的机器，换言之，它还具备文化管理的效力和教化人口的效用，是一种有效的文化分配微观系统，从而使治理权力弥漫整个社会肌体的节点，“文化分配的微观系统的新发展有利于在人们中培养一种自愿的自我控制能力”。[17]239许多19世纪的现代博物馆改良主义者，如古德、杰文斯都倡导将公共博物馆、免费图书馆以及其他类似机构看作改善人口生命状况的必需条件，将它们与公共卫生设施、救济院相提并论，认为博物馆、艺术馆等机构可以增加教化民众的效能。简言之，博物馆的文化功能在两个方面扩展了文化的管理作用：(1)高雅文化是治理工具，用以改造个体内在自我和行为，它是改造内心世界机制的一部分。(2)“它发展了文化传播的新型微观系统，人们筹划的这个系统能够毫无阻碍地在社会内部扩大文化的影响范围。”[17]260

由于现代博物馆越来越多地卷入治理权力中，成为治理装置极为重要的部分，它也逐渐成为现代公共领域和社会空间中的一员，其属性和构形与从前的私人性收藏机构完全不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从社会排他性收藏机构变为学习文明化的公共行为空间，并通过它弥散于社会肌体。(2)博物馆的表征原则从表征惊异之物变为表征启蒙理性思想。(3)现代博物馆不但实施意识形态霸权，还直接规范游客的身体，使其符合规范大众行为的标准。

在论述现代博物馆内的治理策略和手法问题上，贝内特通过与18世纪监狱等禁闭空间同时出现的现代展览群如自然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国际展览会、拱廊街、商场等(贝内特统称之为展览综合体the exhibitionary complex)的对比说明，在整体上详细分析了作为治理装置的展览综合体的诸种治理技术和手法，如凝视视角技术权力修辞、景观和监控等。最后得出如下结论：以治理性为基础的展览综合体与以规训权力为原则的监狱机构同时作用于个体行为与社会肌体，它们运行的领域不同，权力技术也不同，但两者相互补充影响。现代资本主义权力—知识的运作，既需要监狱这样的规训机构以驯服人们的身体，更需要博物馆这样的自我治理机构容许人们自愿规范自身。这意味着，“如果不遵循博物馆权力的自我规范和教诲，那么后果将是监狱的惩罚”。[16]88同时贝内特还认为，现代博物馆政治理性的生成源于资本主义的民主、公平、自由的政治修辞与治理理性实际运作的排他性、区隔性之间的矛盾张力，正是这个无法填补的矛盾断裂空间衍生出现代博物馆的政治理性问题。具体来说，现代博物馆的政治理性和相应的改革话语主要集中在两个基本目标修辞上：公众权利允诺博物馆对所有人平等开放；充分表征，博物馆当视所有文化形式具同样价值，可以充分表现不同文化。但博物馆治理权力技术的实际运作和手段有自身的权力逻辑和理性。它主要以区隔大众为主要手段，其有限的空间和性别、阶级、种族等排他性权力逻辑不能充分表征各种不同文化，难以实现人类普遍主义这一目的修辞，于是不断有改革的政治话语来调和政治目的与实施手段间的裂缝。

四、 社会功能：博物馆作为“市民实验室”

除对博物馆内的权力形式和运作方式做出独特阐释外，贝内特博物馆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创见和贡献是对博物馆的社会功能的独特理解。博物馆的社会功能涉及微观层面的主体身份建构与宏观层面的社会关系(the social,又被译为“社会性”“社会范畴”，均指涉构成“社会”的一个虚拟维度)。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将学校、博物馆等文化机构的社会功能指认为维系、再生产社会关系的功能，这已成为共识。霍尔、拉克劳、墨菲等人结合葛兰西的市民社会和霸权理论，对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进行了后结构主义的适当修正，将文化机构再生产的社会关系从具有本质主义色彩的阶级关系扩充至种族、性别、身份等多元异质性因素的社会关系。不论阿尔都塞还是新葛兰西主义，都认为主体身份的建构机制是通过意识、思想、话语等为主的意识形态质询机制得以实现，所建构的主体是意识主体，文化机构再生产的也是以意识主体为基础的社会关系。这一认识的主要局限在于仅从思想意识角度理解主体性，忽视了身体性的主体建构；社会关系指涉的是基于语言意义层面上的人们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无视这一概念应当包含的社会行为维度；关于文化机构在意识形态、社会关系再生产方面的分析，缺乏对其“硬件”部分凝结的权力关系在建构社会关系方面的分析。

福柯强调主体身份的建构，但他反对将主体完全等同于意识主体，也不从意识形态理论探讨主体问题，而是视知识—权力为建构主体的主要能动者，并从身体角度理解主体性。社会关系的含义对福柯来说更多地直接与人们的身体、行为而非仅与思想意识相关，社会关系指“为谋求某一群体人们的福祉和社会保障而应该被加以组织的社会行为”。[18]机构,包括文化机构作为权力装置的一个重要因素，必然具有建构主体和影响某些社会行为(即社会关系)的作用。

但在知识与权力、主体性与社会关系等关系问题上，福柯的思想还存在以下空白：(1)没有直接论述过主体性、机构与社会关系三者间的关联机制。福柯最初主要从微观物理权力思考主体建构问题，很少关注宏观层面的社会统治权力。在晚年，福柯试图用治理性从主体性角度解释微观物理权力与宏观层面的统治两者之间联系的问题，即“研究具自控能力的自主个体如何与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相关联”，[19]或用福柯本人的话说：“对他人统治的技术与自我技术的联接我称之为治理性。”[20]但福柯的实证性经验研究未能对微观权力技术如何最终与宏观的社会统治权力相结合的问题做出明晰的理论表述。(2)福柯的装置概念悬置了认识论意义上的知识真理性问题，而是从外部空间理解知识话语的生成规则，揭示知识和权力的同一关系，知识的形成与权力的增强依据一个循环的过程而不断相互加强，它们引发了诸种权力技术和手法对权力对象进行客体化处理。就此而言，知识话语是参与到社会运作中的真实存在，它构成了社会实体之间的关系，具有社会实践的物质效能。但是，装置概念没有解释知识如何通过科学家的具体工作实践转换为各种可操作性的权力技术，也即福柯没有对作为观念形态的科学知识如何转化为具有物质效应的权力策略和手法这一复杂过程作出描述，或者说他忽视了科学家如何将其主观表达转化为客观实在的实践过程。因为知识的社会实践效应的生成，还有赖于严格的、可靠的具体现场实践手段、实际生活场景的支撑和行动主体的参与等具体实践转化过程。因此，对知识真理的全面考察就不仅仅要强调其效能和作用是什么，也需要考察其背景、内容、过程等来源性问题。并且，福柯将科学知识作为权力实践来理解，但他悬置了科学知识日常生活实践的复杂性，切断了主体和日常情景、知识话语的关联，将知识话语化约为权力关系，仅一味强调权力关系对知识话语和主体形式的社会建构作用，忽视了其他因素如机构、自然、操作规程、科学家及其日常生活情景等在知识实践中的重要能动作用。

鉴于福柯上述思想的局限，贝内特一方面汲取福柯思想中关于知识—权力观、身体性的主体与社会关系概念等有益资源；另一方面吸纳拉图尔等人的实验室思想和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的相关观点，他从科学知识的生产实践过程重新理解博物馆机构的社会功能，强调博物馆对建构主体性、组构社会关系具有关键节点的作用，在理论和分析实践两方面重新阐释了文化机构、权力、主体性、社会关系间的联接机制，也较完善地解决了微观身体权力与宏观社会统治权力间相结合的问题。

法国科学知识社会学巴黎学派的代表人物拉图尔、皮克林等人以社会建构论取代认识论来考察科学的合理性，将科学作为建构的实践活动而非认知加以理解，将科学知识实际上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问题作为理解科学的基点，这些均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权力谱系学的基本精神相契合。两者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福柯把知识生产看成话语规则支配下的话语流变和权力斗争的产物；拉图尔等人则从科学家活动的具体现场背景出发，考察知识的实际建构过程，视知识生产为多元活动因素参与的社会建构活动，关心的是科学家如何将他们的主观表述转变为客观实在的过程。

拉图尔等人强调用科学的人类学方法描述科学家的日常生活如何导致了科学事实的建构。他们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任何个体，包括人、实验仪器、机器、植物、动物、文本、建筑等，是一个不同利益群体互动、人与物互动的异质性网络聚合，它们都以各自的存在和活动方式积极参与到对社会性和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中。可以说，科学知识能从社会中发掘出并且调动起各种建构与辩护的资源，具有建构社会和生产各种新科学事实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实验室具有特殊的核心地位，它是各行动者获得转译成功的必经之点。因为实验室是知识生产的现场,也是科学活动的基本单位。它整合了知识生成过程中所需的设备、人际关系、操作规程等因素和条件，重新调配各能动者的关系，协商和转译它们的利益，建构新的科学事实，并通过在实验室内的筹算运作，进而直接影响、改变社会关系与各阶层利益，并重塑社会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实验室即为整个现代社会的必经之点。拉图尔等人的最大贡献不仅在于他们对科学活动过程做了微观人类学的描述，还在于由微观向宏观，即对不同文化的连带性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所做的描述。[21]

贝内特在拉图尔等人的实验室思想启发下，提出博物馆如实验室一样，在文化知识的生产过程中具有核心地位，是整个现代社会的必经之点。它能调动整合相关的各种文化资源如技术、知识、设备、人际、操作程序等能动者，将其转译为能作用于特定社会群体行为的新文化实体，进而重构了社会主体。具体而言，现代博物馆是生产市民主体身份的实验室，它生产新的文化实体，是被治理权力技术问题化了的针对社会行为的工具，能够重构社会关系和形塑市民身份：“现代博物馆生产和发动新文化客体形式，达到以特定方式规范、秩序化市民管理的目的。”[22]525贝内特指出，现代博物馆与实验室有以下几方面的类似关系。

首先，生成新实体，重塑社会关系。博物馆与实验室一样，都是人与物等能动者循环圈中的运筹中心，科学知识需通过这个循环圈得以运作，运筹中心远距离地作用行动者网络中的其他点。作为积聚各种异质能动者的运筹中心的实验室和博物馆，它们使客体与源初的语境脱离，打断客体的自然过程，对之实施各种手段和介入式程序，重置各客体之间的关系，由此生成可感知的、能起发动作用的新实体，以形塑或重塑社会关系。如不同类型博物馆生产出一系列新实体：纯艺术、社区、史前民族历史等。确切地说，博物馆生成的新实体重构了社会空间和时间秩序，它们为博物馆围墙外的社会管理提供矢量，是管理、移动人口的重要时空坐标。在博物馆这一建筑空间内，通过对人与物的操作，生成可发动博物馆内外各种市民规划的新实体。

其次，两者内部的技术自身积累着权力。博物馆和实验室等机构的权力体现在将各种能动者聚拢编织新实体的能力上，如拉图尔曾说：“波音747不会飞，是航空公司在飞。”[22]528这句话表明航空公司可以吸收、规范各种使人与物成其为“机构客体”的因素。博物馆亦然，它的各种技术自身累积着权力和能力：将不同时间、地点的能动者整合在一起，相互聚合，依照新的方向移动。就博物馆内的艺术品而言，是博物馆而非艺术家使其成为艺术品。

再次，相似的科学程序。博物馆与实验室一样，都力图摆脱对象的自然秩序，组构实验环境，让人与物彼此相遇，为某个研究目的重新排置人与物的关系。博物馆中的科学程序主要用以对市民进行观察，利用社会学、心理学、调研访谈、时空计量等量化技术评估、衡量关于市民方面的数据和研究。可以说，博物馆在市民实验的一系列评估测量基础上产生人口“市民化”的结果。博物馆和实验室类似的科学知识操作程序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开放过程，不断有新的知识意志和科学探索介入其中，不断对它们进行重新操作、重置。

最后，都遵循“关系物质性”(relational materiality)和“操演性”(performativity)这一行动者网络的主要原则。约翰·劳拉曾指出行动者网络原则的两个特点：“关系物质性”和“操演性”。前者指涉物质与非物质行动者间的关系性构成，正如语言符号间的关系性一样，实验室内生成的新实体“源自各行动者间的关系，这意味‘它们通过并在彼此关系中得以操演’结果，‘每件事都是不确定和可逆转的，至少原则上，事物间并无先在的秩序’”。[23]操演性原则涉及实践中的事物如何各得其所并逐渐获得稳定状态，其中，制度维系和调节各行动者的关系，使之获得持久的存在样态。就博物馆而言，正是在博物馆内聚拢的各个客体间的关系形成新实体，比如艺术、史前史、社区和民族遗产等。

总体来看，贝内特的视角无疑也挑战了当代博物馆研究的传统视域，拓宽了博物馆文化政治的研究路径。他引入了非历史主义谱系学方法，并从治理性角度审视博物馆内的文化政治，提出博物馆是自我治理的技术的观点。这些都深刻影响着同时代的博物馆研究，且已基本形成由文化批评视角切入博物馆研究的范式。学界普遍承认：在追随福柯意义上的权力装置的研究方法上，“澳大利亚学者托尼·贝内特的影响最大，他政治性地聚焦于现代博物馆的谱系学，洞察这些机构承载着的辩证性的政治问题”。[24]

但贝内特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由于贝内特的文化政治主要以福柯的权力观为理论依据，后者存在的某些局限，使贝内特的博物馆文化政治困境重重，其中最为显著的有以下几个问题：首先，福柯为反对政治哲学传统中的宏观权力学及其中心化的权力模式，完全从功能效果角度出发理解权力，专注于分析权力的运作机制、策略、网络、实施手段等，却悬置了谁使用权力、统治谁等权力的合法性这一根本性问题。并且，基于对权力实体论的质疑和反人道主义立场，福柯的权力场域中缺少了一个主体的位置。在福柯看来，权力是一种关系网络，人并非权力的主体而是权力关系网路中的一个点，一个运作的工具，所以，权力是无主体的。贝内特以福柯的反人道主义权力哲学作为自己博物馆研究的理论基础，由于悬置了权力由谁统治、统治谁等合法性问题，势必使贝内特的博物馆文化政治难以对自身伦理政治做出定位，即当左派文化知识分子介入博物馆中时，他们究竟代表谁？以什么名义代表？非但如此，贝内特片面强调博物馆内文化治理机制中非人格化的操作、实践和部署等技术手段为政治能动者，对治理技术及效果功能的强调远甚于对价值和经验的思考，这使贝内特意义上的博物馆政治极易沦为官僚工具理性的帮凶。

其次，贝内特的博物馆政治以福柯的治理性为基础，势必忽视文化政治中的核心问题：意识形态。紧随福柯对意识形态问题避而不谈的做法，贝内特反对文化研究领域的表意实践研究和意识形态政治，并认为它不足以解释文化形式的制度背景，且指责葛兰西霸权理论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意识政治，为此而转向对文化治理性的运作机制、手法策略等条件的考察上。客观而论，马克思主义并非仅仅是意识政治，它以意识为手段，最终反抗的是基于经济不平等的生活工作等的物质状况。而且，贝内特反对文化领域内的意识形态问题，代之以从管理、控制、效果等来理解文化，这不但削弱了文化的丰富层面，还取消了个体的经验、意识、情感、意义等内容，而它们正是文化形式与实践的核心构成。依此而论，贝内特实际上是取消了“文化”本身。

最后，由于福柯认为主体与话语—权力间是一种后者决定前者的单向作用，人是被抛到权力关系中来的，其抵抗也被限于权力关系的策略范围内。这种“权力决定论”使贝内特的治理性视域下的博物馆研究未留给个体能动地抵抗权力的结构性压力以任何空间，个体在治理性权力面前仅消极被动地受到牵制，即使有抵抗，也不过是治理权力的策略性逆转的手段，最终沦为循环式地不断被治理的对象。对此，阿兰姆·A·延戈扬不无遗憾地指出，贝内特欲融合了福柯与葛兰西两人的观点，事实上却更倾向于福柯文本，致使治理性视角下的博物馆政治，将个体完全置于权力的结构性阴影下被动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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