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图藏 《敦煌遗书》行文风格评述

■陈　斌



国图藏 《敦煌遗书》行文风格评述

■陈斌

主持和编写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以下简称：遗书）是任继愈先生为我国图书馆事业做出里程碑式贡献的一大巨作。《遗书》跨越年代之久，上起东汉，下至元代 （即2～14世纪）。涉及朝代之多，从三国至明朝10多个朝代。猎汲内容广泛，有文史哲、医学、科技、工程、艺术等5大项30余种，尤其医学和科技百科，是为研究中古社会生活的重要文献资料珍品。《遗书》中以抄本居多，通过书写字迹研究，可以了解和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和历史文化。本文从书写用笔、书写笔法、书写情境三方面，论述 《遗书》的行文风格，呈现出较为清晰的文化史和历史发展脉络。

1　遗书文献书写体结构的流变

《遗书》中印录的遗书书写原稿，详尽地为我们提供了中国书写文字隶书隶变向楷书转化的全过程。唐以后，书写体向草书流变，介于行楷和行魏之间。敦煌写卷书法分软笔书法和硬笔书法，硬笔书法字体借碑帖形制居多，偶兼毛笔书法字体，得王羲之笔意。除拓本外，手抄卷中，欧阳询、柳公权、王羲之的临抄本书写风格含量呈橄榄形特征，即1窟至17窟隶变明显，17窟后向行楷转向。“橄榄形”中间鼓起部分为盛唐行楷的发轫期。由于敦煌遗书写卷的抄写者多数来自民间，受政治环境影响，抄写过程犹如大众“做作业”，文化内修决定了遗书的最后书写特征。

六朝始，佛教在敦煌及远离中原西部的戈壁盛行，特殊的地区和特定的时期孕育着抄经人的心智。由东晋、北齐和北魏早期隶书为文字结构基础的隶变体，变化之扁平或正方，但用笔上的间架结构还处于摸索期，体现出纯朴的民族气质。十六国时期，其字形纵长而趋圆势、右上式，肃穆端庄。随笔势安排的空间结构，并不刻意划分，兼隶书笔意，形成“重气势、掩骨力、提厚度”的平衡美感。在北魏后期的写卷中，尤为明显。

学者共认的事实是，从由隶变楷的渐进过程中，作为书法的书体是不稳定的。不稳定即意味着对于书体的探讨是多样化的。一方面表现为真、草、隶、行各种书体及书写风格的多样，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书法观念一和多的统一。与中国书法发展史相应，中国佛教书法也在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出现两个高峰。敦煌遗书书法是其代表，它有幸经历了这两座书法史的高峰时代。［1］褚遂良从张旭得笔，直下中锋，以篆作楷。颜书初制时气势日渐雄浑，形体敦实，俗称“颜体”。中唐以后，颜体风格的手抄本出现在敦煌遗书中。从汉字发展的角度分析，篆、隶、楷三种官方正体和行、草两种文人书写等五种字体全面形成，其中官方正体中的楷体字以便于书写的优势，得到了长足发展，在众多的使用场合几乎替代了篆、隶字体，并在自身的纯化和简化的过程中，形成了独领风骚的历史事实。［2］

2　遗书文献行文风格和书法结构解析

细观遗书的墨痕和字体间距，可知蘸墨间隙和行文的速度。《遗书》第50卷左右的书写落笔过猛，且起笔“横、撇”笔画强调夸张，使之加长。落笔“横直点捺”却收敛羞雅，集隶、楷、草皆备，书写自然娴熟，审美情趣浓郁。正是写书者地缘关系引发的书写能力局限，表现出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感受，在我们看来是难以规范的。也正是“迂规范”的书写，流露出自然美的审美特征，淳朴而自然。难怪 《萨婆阿私底婆地十颂比丘诫本》在跋上书写：“手拙用愧，见者但其意，莫笑其字也。”会心之余，更感“手拙”也是一种可贵的谦虚艺术，书写活动的情境推进字体结构客观实在的演变。

隋末唐初遗书的一些基本特点是字形处理、间架结构安排的变化。字形普遍方正，间架匀细适度，书写风格也转入舒展自由。点捺之间，笔画圆润有隶书笔意。在字的结构空间上，排列疏密得当，笔画转折圆斜略带方正，重视笔势的左右应和，出现隶书中较为浓郁的“叶尾”形态。部分行笔迅疾，结构不甚完整，笔迹具断，然而笔意、气脉却连贯通畅。以遗书 《因明八证理论》通篇观之，刚劲潇洒，气韵生动。呈现出一种“变风骨、通墨悟”的书写之美。

写卷中的书写内容充当教育的功能用途非常广泛。行文的艺术趣味体现出名家的书法华章。张旭狂草一般横划下笔直入，不作回锋，落笔用力重按，形成了起笔尖斜落笔顿挫之势。怀素笔法浑厚体密，圆润多变，意态灵动，放而不狂。笔画间架合理，轻重缓急整体于矛盾统一。按说，应有草书的传统，但唐代的写卷，亦随时代变迁，那种有隶味的章草，犹如“月仪帖”“急就章”类型的草书已经不存在了。但在今草的写卷中，也还常见到章草的余绪，有波碟，提按的章草笔意比比皆是。但是，更多的写卷，是行草结合，有的行书成份多一些，有的则草书成份多一些。［3］

在 《遗书》第2卷和第142卷中，比对关于“国”字，与孙过庭 《草书千字文》中“回”字框直钩用笔，上回几下，顺势提笔；框内“玉”字迂回流畅有异曲同工之妙。另有 《遗书》“所”“人”“上”等文字，收笔柳叶状微提，在怀素的 《草书千字文》和王羲之的 《曹娥碑》中均有“形影相随”的书写意境。《遗书》中印录的遗书文献，其书法行文风格是经历了由“变古中矩”到“率意径直”，从“不拘规范”到“姿媚不尽”的艺术人文风格的演变过程。

3　结语

《遗书》的出版重新打开了中国重要文献的信息交流窗口，使我们感受到了“国图巨制”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敦煌遗书的发现为我国建设“抄录学”新学科开启了大门。在了解文物资料和领略敦煌遗书的审美艺术旨趣的同时，《遗书》的出版亦对中国历史、宗教、版本、文献和艺术的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文献参考扩展做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1］李春远.关于敦煌遗书的书法化趋向 ［J］.敦煌学辑刊，2002（1）：60-64

［2］马国俊.敦煌遗书民间书法特征研究 ［J］.敦煌研究，2006（20）：32-35

［3］郑汝中.唐代书法艺术与敦煌写卷 ［J］.敦煌研究，1996（2）：120-129

作者单位：杭州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