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嘲谑之风

2016-04-07 03:28张宪光
书城 2016年3期
关键词:朝野

张宪光

缺少幽默与笑话的时代是无趣味的,属于知堂所说的一种不健全的心理征候,是“道学与八股把握了人心的证据”。嘲谑、排调,就像润滑剂,让人从世俗的繁琐与政治的黑暗中抽离出来,在百无聊赖里加些或苦或辣或酸的佐料。平头百姓离不了它,优哉游哉的贵族也离不开它。然而笑的发生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生理现象,而是一种社会的产物。英国心理学家萨利说:“社会变革的每一个重大方向(例如知识概念的变革、道德情操的变革、政治和政治自由的变革、财富的变革、阶级和等级分化的变革),都会影响笑的冲动,使它在日常和艺术中的强度、分布方式和表现样式产生某种变化。”(《笑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因此,幽默与笑皆与社会文化教养有关。林语堂也持相似的观点:“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国的文化,到了相当程度,必有幽默的文学出现。人之智慧已启,对付各种问题之外,尚有余力,从容出之,遂有幽默—或者一旦聪明起来,对人之智慧本身发生疑惑,处处发见人类的愚笨、矛盾、偏执、自大,幽默也就跟着出现。”这话大抵是不错的。

具体到隋唐时期来说,最重要的社会变动即南北统一、胡汉文化融合及科举制度的实行,这些皆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期的世俗生活,并生动地体现在嘲谑这一个风俗的瞭望窗之中。《全唐诗》专门辟了“谐谑”诗,《太平广记》则有谄佞、治生、谬误、褊急、嘲诮、嗤鄙、无赖、轻薄等门,所载绝大多数内容发生在唐代,这不是偶然的。如果说真正的游戏、幽默的精神出现于汉晋之际,那么到了唐代又有了新的内涵和特色。魏晋是玄学的时代,是文的时代,举手投足透着玄意,主要是审美的;唐代则是诗的时代,举手投足透着喻义,发言吐辞皆以诗传情,同时深受胡文化的影响,为嘲谑注入了狠戾酷毒的气质,有不少冷笑话,故而既是审美的,也是审丑的。

到了隋唐时期,依然延续魏晋时期风行的礼法之嘲、地域之嘲、朝聘之嘲、僧俗之嘲,对人的生理缺陷、门第、姓名的嘲弄沿着原有的惯性继续发展,同时其嘲谑对象、内容也发生了显著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诗歌在嘲谑中占据了更为显眼的位置。“以诗为谑”的风气古已有之,如《启颜录》所录《嘲热客》《世说新语》中的某些段落,或引时贤之诗以为谈助,或征《楚辞》以达“笑果”,或灵机一动当场赋诗,然而到了唐代才蔚为风气,渐趋大观。北朝一些武夫也善于以诗为谑。《启颜录》载:

高敖曹常为杂诗三首云:“冢子地握槊,星宿天围棋。开坛瓮张口,卷席床剥皮。”又:“相送重相送,相送至桥头。培堆两眼泪,难按满胸愁。”又:“桃生毛弹子,瓠长棒槌儿。墙欹壁亚肚,河冻水生皮。”

这三首诗,都使用了拟人手法,第一首类似于古人所说“大言”,都属于“取譬于家常切身之鄙琐事物,高远者狎言之,宏大者纤言之”,“刻画而骛尖新”的俳谐文字,而出于家族已完全胡化、骁勇狠酷的高敖曹之口,气度不凡,远胜于“天公大吐痰”“冻雨欲来天霍乱”之流。不过,相比唐人的“以诗为谑”,这些只能算是小儿科。在唐人的口中、笔下,几乎无物不能入诗,无事不能以诗嘲谑,且天机活泼,自成其妙。如下一则要算最有名的例子之一:

唐太宗宴近臣,戏以嘲谑。赵公长孙无忌,嘲欧阳询曰:“耸膊成山字,埋肩不出头。谁家麟阁上,画此一猕猴。”询应声曰:“缩头连背暖,俒裤畏肚寒。只因心混混,所以面团团。”帝敛容曰:“欧阳询汝岂不畏皇后闻?”赵公,后之兄也。

这本是嘲笑人家外貌丑陋的老把戏,可是以诗的形式随口说出来,前人不得不让唐人三分,太宗酒筵上常常上演这样的好戏。欧阳询经常被嘲,也喜欢咏诗讥嘲别人。大臣萧瑀不善射箭,屡发不中,欧咏之曰:“疾风吹缓箭,弱手驭强弓。欲高反覆下,应西还更东。十回俱着地,两手并擎空。借问谁为此,乃应是宋公。”其敏捷可知。朝廷大员“以诗为谑”乃是一时风气。《本事诗》载:

开元中,宰相苏味道与张昌龄俱有名,暇日相遇,互相夸诮。昌龄曰:“某诗所以不及相公者,为无‘银花合故也。”苏有《观灯》诗曰:“火树银花台,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味道云:“子诗虽无‘银花合,还有‘金铜钉。”昌龄赠张昌宗诗曰:“昔日浮丘伯,今同丁令威。”遂相与拊掌大笑。

诗人张祜,未尝识白公。白公刺苏州,祜始来谒。才见白,白曰:“久钦籍,尝记得君款头诗。”祜愕然曰:“舍人何所谓?”白曰:“‘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非款头何邪?”张顿首微笑,仰而答曰:“祜亦尝记得舍人目连变。”白曰:“何也?”祜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非目连变何邪?”遂与欢宴竟日。

君臣如是,一般的官场亦如是,有时长官调属员,有时文士嘲歌女,至晚唐尤盛行不衰,范摅《云溪友议》记载较详。此书序言自谦“篇翰嘲谑,率尔成文”,却是有意继承近代何自然《续笑林》、刘禹锡《嘉话录》撰成。据这本书的记载,许多文人都曾与负责监酒行令的歌妓—称酒纠或录事—嘲戏。崔云娘自以为擅“郢人之妙”,而形貌瘦瘠,李宣古一嘲,云娘杜口。陆岩梦《桂州筵上赠胡子女》中间四句云:“眼睛深却湘江水,鼻孔高于华岳山。舞态固难居掌上,歌声应不绕梁间。”又有吴人陆畅,口杂吴音,而“才思敏捷,凡所调戏,应对如流”,曾担任云阳公主婚礼的傧相,与宫女调谑酬唱,“六宫大咍,凡十余篇,嫔娥皆讽诵之”。自开天以来,唐代教坊日盛,宫廷淫乐不休,官场以歌妓侑酒,与六朝时“颇非俳优”的风气大不相同。这个由唐明皇引导的风气,很大程度上是胡风、胡歌、胡舞所致,极大地影响了中晚唐的生活方式,限于篇幅,本文对此不加讨论。“以诗嘲谑”,与诗歌本身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只有诗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人们逞才使气、表现自己敏捷才思的一种方式,才会普遍流行,而诗赋取士也助长了这种风气。

唐代嘲谑的另一个变化,是与科举、考选有关的内容大量出现了。科举制度的逐步建立,打破了门阀士族对官场的垄断,推动了社会转型,嘲谑不再是魏晋名士的专权了,落第士子与歌妓亦可以出口成嘲。沈既济曾说:“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往,鸟聚云合。”据说到了中宗、玄宗时代,“士子殷盛,每岁进士至省者常不减千人”,乡贡二三千人。《朝野佥载》的说法更夸张:“乾封以前选人,每年不过数千;垂拱以后,每岁常至五万。”选人的大量增加改变了知识人的生活方式,与科举有关的曲江宴游、杏园探花、雁塔题名成了京城很重要的一个社会景观。因此,《启颜录》《朝野佥载》《唐摭言》等书都记录了不少与此有关的嘲谑。《启颜录·嘲诮》载:

国初有人姓裴,宿卫考满,兵部试判,为错一字落第。此人即向仆射温彦博处披诉。彦博当时共杜如晦坐,不理其诉。此人即云:“少小以来,自许明辩,至于通传言语,堪作通事舍人,并解作文章,兼能嘲戏。”彦博始回意共语,时厅前有竹,彦博即令嘲竹。此人应声嘲曰:“竹,风吹青肃肃。凌冬叶不凋,经春子不熟。虚心未能待国士,皮上何须生节目。”彦博大喜,即云:“既解通传言语,可传语与厅前屏墙。”此人走至屏墙,大声语曰:“方今圣上聪明,辟四门以待士,君是何物,久在此妨贤路?”既推倒。彦博云:“此意着博。”此人云:“非但着膊,亦乃着肚。”当为杜如晦在坐,有此言。彦博、如晦俱大欢笑,即令送吏部与官。

古来因嘲谑而得宠的人不计其数,这一则是因善嘲而得官。这样的情况不是孤立的。《朝野佥载》云:

隋牛弘为吏部侍郎,有选人马敞者,形貌最陋,弘轻之,侧卧食果子嘲敞曰:“尝闻扶风马,谓言天上下。今见扶风马,得驴亦不假。”敞应声曰:“尝闻陇西牛,千石不用軥。今见陇西牛,卧地打草头。”弘惊起,遂与官。

这是拿考官、选人的郡望与姓氏开玩笑的例子,可见当时的选举未必十分严格,考官权力很大。当然,这就会引起社会不满。《朝野佥载》说隋朝的辛亶为吏部侍郎,选人以“枉州抑县屈滞乡不申里衔恨先生”为名作文调谑之。武则天当政时,科举尤盛,怨愤亦多,货贿公行,张文成诋之为“无道之朝”。《朝野佥载》云:

郑愔为吏部侍郎掌选,赃污狼藉。引铨有选人系百钱于靴带上,愔问其故,答曰:“当今之选,非钱不行。”愔默而不言。时崔湜亦为吏部侍郎掌选,有铨人引过,分疏云:“某能翘关负米。”湜曰:“君壮,何不兵部选。”答曰:“外边人皆云‘崔侍郎下,有气力者即存。”(卷一)

则天革命,举人不试皆与官,起家至御史、评事、拾遗、补阙者,不可胜数。张鷟为谣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杷推侍御史,碗脱校书郎。”时有沈全交者,傲诞自纵,露才扬己,高巾子,长布衫,南院吟之,续四句曰:“评事不读律,博士不寻章。面糊存抚使,眯目圣神皇。”遂被杷推御史纪先知捉向左台,对仗弹劾,以为谤朝政,败国风,请于朝堂决杖,然后付法。则天笑曰:“但使卿等不滥,何虑天下人语?不须与罪,即宜放却。”先知于是乎面无色。(卷四)

后汉桓灵时有谣语曰:“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张鷟、沈全交所言,即是其唐代版,揭露了当时的怪现状。

洪迈曾说《朝野佥载》“记事琐屑擿裂,且多媟语”,《四库全书总目》说它“谐谑荒怪,纤悉胪载,未免失于纤碎”,这固然不错,更重要的是这部书充满了一种酷烈残暴的气息,这也是唐代嘲谑的一个重要特点。人们说起唐代,无不标举其“河清海晏,物殷俗阜”,赞美它的盛唐气象,然而究其实,盛世实际上很短暂,安史之乱以后长期处于藩镇割据、武人擅权的政治现实,人们的思想是自由的,但嗜杀、好利、无君无父的野蛮风尚几乎压过了仁义礼制。以武则天时期为例,为了维持自己的皇位,打击李氏王室成员,武则天大量任用酷吏,强化御史台的功能,这一时期的戏谑便染上了酷烈狠戾的气息,弥漫在官场和世俗生活中。《御史台记》载贾言忠撰《监察本草》云:

服之心忧,多惊悸,生白发。时义云:“里行及试员外者,为合口椒,最有毒。监察为开口椒,毒微歇。殿中为萝卜,亦曰生姜,虽辛辣而不为患。侍御史为脆梨,渐入佳味。迁员外郎为甘子,可久服。或谓合口椒少毒而脆梨毒者,此由触之则发,亦无常性。唯拜员外郎,号为摘去毒。欢怅相半,喜迁之,惜其权也。”

懦弱而凶残的侯味虚也写过一篇《百官本草》,评价“御史”云:

大热,有毒。又朱书云:“大热有毒。主除邪侫,杜奸回,报冤滞,止淫滥,尤攻贪浊。无大小皆搏之,畿尉簿为之相。畏还使,恶爆直,忌按权豪。出于雍洛州诸县,其外州出者,尤可用。日炙干硬者为良。服之,长精神,灭姿媚。久服,令人冷峭。”

这种俳谐文突出了御史台监察制度给社会带来的威慑力。当时刑法苛峻,人们“竞希旨以为忠”,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不惜告举亲舅,贪赃枉法,因此御史一职“大热有毒”,让人“心忧,多惊悸,生白发”,体现了当时民众的恐惧心理。酷吏侯思止(原作“正”)不识字,“出自皂隶,言音不正,以告变授侍书御史,按制狱,苛酷日甚”。《御史台记》云:

时断屠杀,思正曰:“今断屠杀,鸡(古梨反)、鱼(愚)、猪(计)、驴(蒌)俱(居)不得吃(苦豉反),谓空吃米(弭)面(灭之去声),如(檽齐)何得饱。”侍御史霍献可笑之。思正诉于则天。则天怒谓献可曰:“我知思正不识字,我已用之,卿笑何也?”献可具言鸡猪之事,则天亦大笑。思正尝命作笼饼,谓膳者曰:“与我作笼饼,可缩葱作。”比市笼饼,葱多而肉少,故令缩葱加肉也。时人号为“缩葱侍御史”。

只认得“獬豸”二字的侯思止,威逼囚犯时有句名言:“不用你书言笔语,止还我白司马。若不肯来俊,即与你孟青。”《朝野佥载》解释说:“白司马者,北邙山白司马坂也。来俊者,中丞来俊臣也。孟青者。将军孟青棒也。” 钱锺书云:“酷吏以歇后谐音为双关之廋词也。‘白司马缩脚‘坂,‘坂、扳也,即攀引,俗语曰‘咬;‘来俊缩脚‘臣,‘臣、承也,‘来俊臣则棒名‘见即承之‘承,即招认;‘孟青缩脚‘棒,即棒打耳。”其人盖唯以牵连、棒杀为事。酷吏如是,唐代的妒妇也是残忍酷毒。《世说新语》中也有几则妒妇的故事,王导的妻子曹氏悍妒,听说王导在外面养了一大堆人家,便“将黄门及婢女二十人,人持食刀”,打上门去,然而未闻果有惨案发生。孙秀的妻子是晋武帝的小姨子,有一回犯了妒忌,骂孙秀为“貉子”,两人闹了一场,复经皇帝调解,“夫妇如初”。《朝野佥载》所载妒妇故事,则剜眼、割鼻、击脑莫不为之,全无谐谑可言,唯有酷虐而已。《大唐新语》专设“酷忍”一门,颇能抓住武后朝“好法”而刑曹居首的特点。

即便是题目人物,比起魏晋来也有江河日下之感,魏晋聚焦于人物风度、容止、言辞之美,唐代的嘲谑则聚焦于丑。武则天朝此风最盛。当时的嘲谑高手当属张元一,很受武后喜爱,于当朝佞臣奸邪多有品评:

周革命,举人贝州赵廓眇小,起家监察御史,时人谓之“台秽”,李昭德詈之为“中霜谷束”,元一目为“枭坐鹰架”。时同州孔鲁丘为拾遗,有武夫气,时人谓之“外军主帅”,元一目为“鹙入凤池”。苏味道才学识度,物望攸归,王方庆体质鄙陋,言词鲁钝,智不逾俗,才不出凡,俱为凤阁侍郎。或问元一曰:“苏、王孰贤?”答曰:“苏九月得霜鹰,王十月被冻蝇。”或问其故,答曰:“得霜鹰俊捷,被冻蝇顽怯。”时人谓能体物也。契丹贼孙万荣之寇幽,河内王武懿宗为元帅,引兵至赵州,闻贼骆务整从北数千骑来,王乃弃兵甲,南走邢州,军资器械遗于道路。闻贼已退,方更向前。军回至都,置酒高会,元一于御前嘲懿宗曰:“长弓短度箭,蜀马临阶骗。去贼七百里,隈墙独自战。甲仗纵抛却,骑猪正南蹿。”上曰:“懿宗有马,何因骑猪?”对曰:“骑猪,夹豕走也。”上大笑。懿宗曰:“元一宿构,不是卒辞。”上曰:“尔叶韵与之。”懿宗曰:“请以菶韵。”元一应声曰:“裹头极草草,掠鬓不菶菶。未见桃花面皮,漫作杏子眼孔。”则天大悦,王极有惭色。懿宗形貌短丑,故曰“长弓短度箭”。(《朝野佥载》卷四)

张元一的嘲,既指向武懿宗之类的武家权贵,也指向当时的监察制度,他所描画的几乎就是一幅围绕着武则天这个老美女的群丑图。而张元一自己长得“腹粗而脚短,项缩而眼跌”,被吉顼目为“逆流虾蟆”,也免不了被嘲讽的命运。魏光乘也善于题目人物:

唐兵部尚书姚元崇长大行急,魏光乘目为“赶蛇鹳鹊”。黄门侍郎卢怀慎好视地,目为“觑鼠猫儿”。殿中监姜皎肥而黑,目为“饱椹母猪”。紫微舍人倪若水黑而无须,目为“醉部落精”。舍人齐处冲好眇目视,目为“暗烛底觅虱老母”。舍人吕延嗣长大少发,目为“日本国使人”。又有舍人郑勉为“醉高丽”。目拾遗蔡孚“小州医博士诈谙药性”。又有殿中侍御史,短而丑黑,目为“烟薰地术”。目御史张孝嵩为“小村方相”。目舍人杨伸嗣为“熟鏊上猢狲”。目补阙袁辉为“王门下弹琴博士”。目员外郎魏恬为“祈雨婆罗门”。目李全交为“品官给使”。目黄门侍郎李广为“饱水虾蟆”。由是坐此品题朝士,自左拾遗贬新州新兴县尉。(《朝野佥载》卷四)

这些品题均刻薄有余,属于“谑而虐”者,与当时法令的苛酷互为表里。但凡法峻刑酷的时代,则多“外饰忠鲠,内藏谄媚”之徒,像郭霸品尝来俊臣的粪便、宋之问为张易之捧尿盆这样的事便多起来。张文成在《朝野佥载》中对武后一朝官员多所评骘,除娄师德、狄仁杰外,皆不吝丑诋,由此可见武后一朝吏治之坏、世风之恶,比起“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傀俄若玉山之将崩”的魏晋人物风貌来,相距真不可以道里计。

魏晋人的品藻与玄学清谈关系至深,而唐人的“题目人物”则与胡人的“合生”、音乐关系密切。中宗时武平一曾上书皇帝:“伏见胡乐施于声律,本备四夷之数,比来日益流宕,异曲新声,哀思淫溺。始自王公,稍及闾巷,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咏歌蹈舞,号曰‘合生。”其中的“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正是张元一之流爱干的事情,不仅未受到斥责,还让武后龙颜大悦。还有就是当时流行的胡乐《回波词》,似乎就是专门用来嘲谑的。唐中宗怕老婆,内宴时有优人唱《回波词》:“回波尔时栲栳,怕妇也是大好。外边只有裴谈,内里无过李老。”优伶竟如此放肆,拿皇帝来开涮。《朝野佥载》也记录了一首《回波词》,主要是讽刺武则天的表侄杨廷玉“贪狠无厌”,仗着自己的姑婆做天子,为所欲为。

魏晋名士流连于高深之哲理隽思,到底还是有些士族气象。唐人虽有李白、杜甫等人撑起盛唐气象的脸面,然而谑风相煽,轻死嗜杀,丑态频出,故有恶俗横行、风流顿尽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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