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日记里的北大校长胡适

冉云飞

国共内战期间，胡适执掌北平大学，彼时物价飞腾，师生交困，他在此特殊时节的所作所为，值得研究胡适的人加以关注。

北平大学的师生在国共内战期间的表现，应该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观察视角，而胡适则是此一视角的聚焦点。研究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史、美国史和拉美史的北大教授罗荣渠先生，于1945年至1949年间求学于西南联大和北平大学，见证了胡适执掌北大时，应对学校诸多事务的情形，并记述在自己的日记《北大岁月》（商务印书馆2006年6月版，下引本书只注页码）一书中，使我们有幸看到一位学生私底下对胡适校长的评论与记录。

《北大岁月》是由一部日记和书信诗词组成的书，反映了著者罗荣渠自1945年入北大以来直至去世几十年来与北大的关系，是一部史料内容非常丰富的书。尤其他在1945至1949年这几年间的日记，反映了非常时期北大学生诸多情况，是研究大学教育、学生运动、国共内战等方面不可多得的第一手史料。

关乎北大师生在国共内战时期之表现的日记，《北大岁月》应该是公开的第一部。这部日记里事涉胡适者不少。我将《北大岁月》与《胡适日记》和《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二书进行了逐一的查对，很少有相同之处。一来《胡适日记》在1946至1949年记得相当简略，许多日子所发生的事在《北大岁月》里有记载，但《胡适日记》缺记或者所记根本不一回事。如同为1948年7月13日的日记，罗荣渠记载的是当天下午6点钟通过胡适的努力，解除了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对北大的戒严，而《胡适日记》里记载的却是一个关于《红楼梦》的小考证，而《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记载的却是胡适所写的一篇关于《水经注》的考证文章，这说明胡适尽量避免记录学生运动在他生活中的影响。

要看一个人日记所反映出的历史，必须要有其他人的日记作旁证，才能得出更加丰富立体的判断。事实正是如此，与北大及北平乃至全国各高校频发的学潮运动来看，《胡适日记》的记载里是非常简略的。

1.主持与演讲

《北大岁月》里记载北大老师所作的各种演讲，有张东荪、朱自清、冯至、朱光潜、冯友兰等。许多次，日记里第一次提到胡适，便是胡适所作的“宋代理学的历史背景”的演讲。“初说是不欢迎旁听，我也没打算一定要去听，但心想听众一定不会拥挤，不妨顺便去看一看。哪晓得到那里一看，一个小小的礼堂早已挤满，好容易找到一个座位。”一是主办方限制人去听，二来许多左倾学生早已不喜欢胡适平和中正的言论，使胡适号召力大不如前，因此罗荣渠觉得来听讲的人出乎意料地多。

胡博士的挑战式的演说依然富于革命性，他有时还捏紧了拳头在讲桌上重击一下，五四运动当年的风采，犹可想见。其实胡适五四时并不在北平而在上海，不与其役，也不像他看到的那样常捏拳头且重击桌子。

他讲的内容大概分为五点：1.二百五十年的印刷术历史;2.佛教禅宗的代兴;3.古文运动;4.为抵制印度货而兴起的假洋货———道教;5.政治上王安石的有为与司马光的无为的对抗。适之先生旁征博引，自以为能够自圆其说，不过他对于这五点历史背景与理学兴起的联系并没有讲清楚，这也许是限于时间关系吧？他最后一句惊人的结论是：宋代理学是一种反动的思想！

从罗荣渠的记录来看，他对胡适的怀疑是有一定道理的，这对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来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不唯权威是瞻的良好心态。

胡适不仅常为北大学生演讲，而且还主持并请人来演讲。

昨天下午4点，胡校长新由印度请来的英国政治学者卡德林教授在理学院礼堂演讲《世界文化危机与人生价值的争取》。

1947年11月19日亲自参与“联合国纪念周”的演讲组织，参加者有不少外国人，所讨论者均为世界和平。“晚会由胡校长任主席，中英语并用的开会词，饶有趣味。……诚如胡校长所说，为了nextgeneration（下一代），我们应该努力于和平。”

一些画展也请胡适出席主持：

下午课毕过孑民堂，看正在举办的中印画展。中外仕女来宾不少，由胡适主持，作者为Sukola（苏可拉）、叶浅予、徐悲鸿等氏，还有几幅泰戈尔作的很有灵性的作品。

罗荣渠出身书画世家，不仅看过许多画，自己也作画，参加过李桦的木刻班，因此像这样的画展他一般不会放过。从以上诸事不难看出，胡适从多方面来建设他所执掌下的北大。

2.身为校长亲自上课

胡适当校长时，虽然公务繁忙，但还给史学系开有课。

前天晚上，胡校长讲我们的历史研究法的第一课，题目是《史学与证据》。大礼堂里出乎意外地挤得水泄不通，听说连吴之椿的太太也来听讲了;其他如石俊、邓广铭、郑天挺也都到场站班，可见们胡博士的号召力真大;想当年他红得发紫的时候，其盛况更不用说了。这次讲演还不坏，如此平凡枯燥无味的题目在他口里却讲得津津有味，可见胡博士确实有一些才华。

在国事日非，内战频仍的情形下，学生的求学与老师的教书热情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但：

下午4至6时，上胡校长历史研究法一课，这不是本期的第一堂课。因为胡博士名气太大，第七教室被挤得满满的。胡校长进来，第一句话就说：“十一年了！有十一年没有教过书了……”接着他就谈他研究了五年的《水经注》，讲得很详细。

接着罗荣渠记录了一些胡适已经在相关文章里所表达的关于《水经注》的观点，勾起罗荣渠一直对历史科学的怀疑来，想写一篇《历史科学的价值批判》，可惜终其一生，似乎并没有完成。不特如此，罗荣渠对胡适的《水经注》研究并不佩服：

听胡博士讲历史研究方法一课，他以《水经注》为例，大谈特谈。胡氏花了五年时光研究这部书，尽管他把这个研究说得如何了不得，神气十足，但在我看来也不过是那么回事———自吹讲学法螺号而已。

3.对罗荣渠的耐心帮助

由于罗荣渠的父亲罗文谟是彼时比较有名的画家，跟张大千、徐悲鸿、谢无量等人皆有往来，所以有可能与胡适相识。“下午4时，持父函往谒胡适校长，不晤。”两天过后，“今天晚饭后去东厂胡同，先去叫胡校长的门，他又不在家。”显系有何事所托，可惜作者日记里并没有明说。

既如此，作者就在下课时趁机与胡适进行了一次直接的交谈：

下了课后，我到休息室去见他。他问我是哪一系几年级，我答说是史四。他连忙就提到我做的什么论文，我把我的长十九个字的论文题目一口气背了出来（作者毕业论文系向达指导，题目为《明清之际西学东渐时期中西文化之初度冲突》--冉注），他听了仿佛很合口味，说他十几年前对这个问题也很注意，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只是他没有时间去搞它。我问他有什么材料，特别问到关于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对耶教的态度似模糊不清。他说片断的材料总是有的，叫我去同郑先生、容肇祖先生、王重民先生谈谈;特别是王先生，因为他在国外抄得有好多史料。

尽管罗荣渠对胡适在课堂上以他研究《水经注》为例的讲课，颇致不满，但从他们下课的问答谈话中，还是可以看出胡适的耐心，以及对罗荣渠提供各种史料来源的帮助。

4.对左倾持保留意见

为了庆祝五四，罗荣渠所在历史系办了三天晚会，1947年5月3日就有四个人演讲：胡适、许德珩、周炳琳、樊弘。

8时开会，首先当然请我们的胡校长演讲。他似乎只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进行追思，因为他说他不够资格谈五四运动。他说，五四的精神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Transvaluationallvalues）。在演讲中他还附带对同学们提出一点要求，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把标语贴到所有的墙上，譬如新修的墙就应当保护它的清洁美观，自然啰，他的借口是有碍观瞻。明天就有外宾来校参观，到处贴“膏药”有伤雅观。我不大了解胡先生话里的意思，是耶？非耶？

胡适身为北大校长，得维持一校之正常运转，教学不能废，学生求学不能止，因此他对罢课多持保留意见。再者，胡适把呼口号、刷标语当作人类尚未摆脱崇巫心理的一个特征，当然他不可能赞同到处乱贴标语，有碍观瞻。

学生由于自己的身份角色与年龄阅历，自然不可能真正理解胡适的苦心，何况彼时国共内战的确让许多学生困难重重。胡适讲话后，左派的许德珩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

（许）说了不少冷嘲热讽的话。我想，坐在旁边的胡校长听了恐怕会觉得不太舒服。许先生拉长了嗓子大吼，我起初还担心他的嗓子无法坚持到把话讲完呢。

许德珩的许多看法与胡适肯定有所不同，但胡适即便不舒服，也知道许德珩扯起嗓子吼是他的权利。而同为自由主义者的周炳琳的发言，则可能与胡适更为接近。

这位五四时期的健将一开口就说不讲太感情用事的话，而是从最理智的方面来谈。他从蔡孑民说到胡适之，言语倒是不含冲动性，但他讲的却是同学们大爱听的话。

其实胡适与周炳琳所作的不只是一般性的演讲，对时局也有许多相同的看法，即令激于军警包围北大时的演讲，也颇多合辙之处。

胡适校长演讲，他对此次运动的工作及措施夸奖了一番，并更正前日（指1947年6月1日所发表的讲话———冉注）报上发表的他的谈话内容，还说今日陈继承总司令已通过电话，对于此次戒严向他表示道歉。待周炳琳演讲时，“他指出以逮捕共产党的名义捕人不合法”。

一个长期以来充斥着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思维的国度，加以缺乏宽容心，人们比较喜欢听决绝的话，何况刚好处在多事之秋的青年学生们。

（选自《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