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著述辑佚的回顾与展望

邵　杰　何启锋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山东 济南　250002)



·文化研究·

郑玄著述辑佚的回顾与展望

邵杰何启锋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450001；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山东 济南250002)

[摘要]郑玄著述辑佚工作由宋代欧阳修开其端绪，历经元明而未绝，清代愈加繁盛，辑佚者与辑本数量均有显著增加，成绩巨大。清代的郑著辑佚大致包含旧辑增补、旧辑校正、旧辑评注和清人新辑四个方面，而在清人新辑中往往存在递相增补、校正和评注的关系，虽然不断精密化，但亦偶有归属权错位的现象。20世纪以来的三次动向，为未来郑著辑佚工作的全面开展提供了重要基础。未来编纂《郑玄全集》，核心即为郑著辑佚，不仅要注重科学的程序，而且要扩大采辑范围、提高辑佚精准度、确立恰当的体例。

[关键词]郑玄；著述；辑佚；体例；郑玄全集

郑玄(127-200年)，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人，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也是中国古典时期最富盛名的经学家。其著述总量巨大，据《后汉书·郑玄传》所载：“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又著《天文七政论》、《鲁礼褅袷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三五，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12页。这百余万字的著述，仅“三礼注”(即《周礼》、《仪礼》、《礼记》之注)和《毛诗笺》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其余著述则散佚严重。自宋代以降，众多学人广事搜罗，投身郑玄著述的辑佚工作。本文拟对这些辑佚工作进行回顾和评述，在明确得失的基础上，展望将来郑玄著述的新辑工作。敬祈海内外方家不吝赐教。

一、郑玄著述辑佚的发展历史和取得的成果概述

郑玄著述的辑佚工作始于宋代欧阳修，其《郑氏诗谱补亡》，附见于《诗本义》中。据书中自称，其所得郑玄《毛诗谱》为残本，且谱表部分“颠倒错乱，不可复序”，所以他参照《毛诗正义》中相关引文及表述，补成此书，即所谓“凡补谱十有五，补其文字二百七，增损涂乙改正者八百八十三，而郑氏之《谱》复完矣。”*[宋]欧阳修：《诗本义》第三册附录《诗谱补亡后序》，《四部丛刊》三编，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31-132页。虽然不算是严格的辑佚，但其为后来辑《毛诗谱》者提供了可以遵行的祖本，影响极大。嗣后，南宋的王应麟将郑玄《周易》注、《尚书》注、《论语》注辑录成书，是为郑玄著述正式辑本之始。王氏辑本，虽未全备，但既开后世郑著辑佚的先河，又示辑佚来源之门径，可谓功在千秋。

元明时期的郑著辑佚亦不多见。明代胡震亨亦辑有郑玄《周易》注，但大抵出自王应麟本。此外，元代陶宗仪《说郛》与明代孙瑴《古微书》中均辑录有纬书多种，虽不注佚文出处，但比照清儒后续之作，可知其中包含有郑玄的纬书注，可算作郑著辑佚的开拓。延及清代，郑著辑佚呈现出繁盛的态势，不仅从事人数众多，所得辑本数量亦多，且涌现出许多高质量的辑本，其中沿用至今者不在少数。纵观清代的郑著辑佚，基本可以归结为旧辑增补、旧辑校正、旧辑评注和清人新辑四个方面。而在清人新辑之中，有不少辑本在当时即已得到重视，为时人及后来者采录并进一步完善，如此一来，各家辑本之间往往是递相增补、校正和评注的关系，很难断然划清彼此的界限。

为加深了解，本文采取表格的方式将这四个方面予以呈现。由于许多内容上相同或关联的辑本题名互有差异，所以表格采取以人系书的方式，仅呈现辑佚者之名，以便省览。

郑玄著述旧辑增补旧辑校正旧辑评注清人新辑新辑补校评注《周易》注惠栋、孙堂、张惠言卢文弨、阮元、孙志祖、丁杰、臧庸、陈鳣、孙堂、李慈铭、黄元锡、许克勤阮元、侯康、陈澧、曹元弼朱彝尊、黄奭、袁钧、孔广林叶志诜、赵之谦、李盛铎《尚书》注孔广林、孙星衍李调元、叶志诜、赵之谦、李盛铎翁方纲黄奭、袁钧、王仁俊《尚书大传》注朱彝尊、孙之騄、惠栋、陈寿祺、黄奭、袁钧卢见曾、卢文弨、张澍、顾观光、刘恭冕、袁尧年、翁方纲、龚橙、陆明睿、皮锡瑞、王闿运《毛诗谱》吴骞吴骞丁晏、马征庆王谟、黄奭、李光廷、袁钧、胡元仪、孔广林、马瑞辰叶志诜、赵之谦、赵在翰、李盛铎《周礼序》卢文弨、孙诒让《答临孝存周礼难》黄奭、袁钧、孔广林、王仁俊叶志诜、赵之谦、赵在翰、李盛铎、皮锡瑞《丧服变除》注洪颐煊、黄奭、马国翰、袁钧、孔广林、丁晏叶志诜、赵之谦、赵在翰、李盛铎《鲁礼褅袷义》王谟、黄奭、马国翰、袁钧、孔广林叶志诜、赵之谦、赵在翰、李盛铎、皮锡瑞《三礼目录》王谟、臧庸、黄奭、袁钧、孔广林叶志诜、赵之谦、赵在翰、李盛铎、胡匡衷《箴膏盲》《发墨守》《起废疾》钱大昕、孔继涵王谟、王复、黄奭、袁钧、孔广林武亿、叶志诜、赵之谦、赵在翰、刘逢禄《论语》注陈鳣、吴骞、丁杰陈鳣、吴骞王谟、宋翔凤、黄奭、劳格、陈鳣、袁钧、孔广林、钱玫、王仁俊、龙璋、俞樾戴穗孙、马国翰、叶志诜、赵之谦、赵在翰《孝经》注朱彝尊、王谟、冈田挺之、洪颐煊、臧庸、黄奭、陈鳣、严可均、劳格、袁钧、孔广林、孙季咸叶志诜、赵之谦、赵在翰、李盛铎、皮锡瑞、曹元弼《驳许慎五经异义》钱大昕、孔继涵王谟、王复、黄奭、袁钧、孔广林武亿、袁尧年、叶志诜、赵之谦、赵在翰、李盛铎、陈寿祺、皮锡瑞《六艺论》陈鳣、王谟、臧琳、马国翰、严可均、孔广林、洪颐煊、黄奭袁钧、臧庸、叶志诜、赵之谦、赵在翰、李盛铎、皮锡瑞《郑志》四库馆臣、王复孔继涵、陈鳣、吴骞、刘玉麐、武亿、王振声、孙星华王复、钱东垣、钱绎、钱侗黄奭、袁钧、孔广林叶志诜、赵之谦、赵在翰、李盛铎、成蓉镜、雷雨人、皮锡瑞《易纬》注朱彝尊、赵在翰、殷元正、黄奭、乔松年、顾观光、王仁俊孙诒让、陆明睿《书纬》注朱彝尊、王谟、赵在翰、殷元正、黄奭、马国翰、乔松年、顾观光、王仁俊、孔广林孙诒让、陆明睿、叶志诜、赵之谦、李盛铎、皮锡瑞《礼纬》注黄奭辑本引“清河郡本”《论语孔子弟子目录》陈鳣、袁钧、孔广林、王谟、宋翔凤、黄奭《汉宫香方注》王仁俊《郑玄集》卢见曾、严可均李慈铭

需要说明的是，表中有些著录项有所省并，如《箴膏盲》《发墨守》《起废疾》三种，在清代多为单独的辑本，因辑佚者基本相同，所以表中合为一项。又如《易纬》注、《书纬》注、《礼纬》注等项，只是将各自性质相近的著述予以合称，每类称名之下，实包含有多种类别的辑本。又，清人辑本中有些并非或并未确定为郑玄著述者，本表未予列入。如王仁俊辑《婚礼谒文》一卷，归于郑玄名下，而马国翰、严可均等人的辑本皆归入郑众名下，揆诸文献，言郑玄者似为孤证*孙启治、陈建华：《中国古佚书辑本目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故不宜列目郑玄著述。另外，关于郑玄的其他纬书注，亦需特别说明。其《诗纬》注目录虽有载，但今日诸书所引，惟有宋均注而不见郑玄注，研究者或以为本无《诗纬》郑玄注：“《易》、《书》、《礼》的郑注辑文散见于东汉以后文献，而只有《诗纬》的郑注佚文完全不存。考虑到《易》、《书》、《礼纬》的郑注能在《新》、《旧唐志》以外的目录类著作中找到其他记载，而只有《诗纬》仅见于《新》、《旧唐志》，这里就出现了问题，即使人怀疑《诗纬》中并没有郑注。”*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6页。在清人辑本中，亦无郑玄《诗纬》注的踪迹，故未列入本表。至于郑玄关于《乐纬》、《春秋纬》、《孝经纬》和河图洛书等谶纬的注解，目录著作中并无记载，仅有零星文字偶见于典籍引文中*杨天宇：《郑玄著述考》，《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第80-81页。，其是否真正属于郑玄之著述，目前还无法确知。谨慎起见，本表亦未列入。

从表中大致可以看出清代郑著辑佚的几个基本态势：一是辑佚总量的显著增多，这种增多趋势是全面性的，包括辑佚者、辑本、辑佚种类等各项的数量。据表中数据及相关著录统计，清代关于郑著的各类辑本及相关整理著作的总量至少在270种以上，成绩巨大。二是注重吸收清代以前旧辑本的成果，对于旧辑本尤其是《周易》注、《尚书》注、《论语》注、《毛诗谱》、《郑志》等相关辑本较为重视，遵循颇多。当然，清人在遵循旧辑的同时，并非全盘接受，而是通过增补、校正、评注等多种手段来提供更为精确的文本面貌，以期更加完善。三是在增补校正旧辑本之外，常有清人另起炉灶的新辑本出现。虽然这些新辑本亦非完全脱离旧辑本，且常有暗袭旧辑之处，但新辑本在总体上确实显得更为精密。其主要表现在辑佚范围与辑本体例两个方面。清人新辑本的辑佚范围，比起前朝旧辑来，明显有所扩充。许多辑本更是取益多方，搜求无遗，且多能详列出处、细加校勘，体现出精益求精的学术态度。不过，清辑本中亦有辑佚范围缩小之例，如《群书治要》中保存有不少《孝经》郑玄注，洪颐煊、黄奭、严可均等多数辑本均予采录，而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中则悉数删汰。虽然略显武断，但曹氏书中将其附于注解之末加以辩驳*孙启治、陈建华：《中国古佚书辑本目录解题》，第76页。，亦体现出精密的学术追求。至于辑本体例的精密化，亦有相当多的表现，如《毛诗谱》清人辑本中对于《诗》谱文字和图表的恢复与重建，又如《郑志》袁钧辑本中将佚文依五经次序归类、各类按篇序排比的做法，都是力求靠近乃至恢复原书面貌的辑佚方式，为精确理解原书提供了尽可能的依据，值得提倡。

然而，清人的郑著辑佚亦有偏失之处。如《郑志》与《郑记》，在《隋书·经籍志》等目录著作中，判然分明。因两书均已亡佚，故许多辑佚者在《郑志》辑本中厕入《郑记》，纵观清人诸辑，惟有袁钧将《郑记》单独成辑；余下诸家中，仅孔广林、黄奭所辑的《郑志》中将《郑记》低一格录下，虽有分别的意识，却并不彻底。又，袁钧的《郑氏佚书》皆收郑玄佚作，但其中的《春秋传服氏注》显然为服虔所作，虽然袁钧以为“服书出于郑，即郑学也”，“存服所以存郑”，但毕竟有失严谨，后来山东大学的《两汉全书》即以其归还服虔*张廷银：《寓广博于精审之中——读〈两汉全书〉》，《光明日报》2010年9月21日第11版。。这种归属权的错位，在谶纬书的辑本中亦有所表现：有引郑注以为正文者，有将郑注与宋均注混同者，都为后人利用辑佚成果造成了不便。

20世纪至今，郑玄著述的辑佚主要有三次大的动向：一是敦煌残卷的发现、整理与研究所带动的郑著辑佚。此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王素的专著《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书中对于敦煌卷子中的数件郑玄《论语注》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且有录文与校勘。此外，敦煌卷子中与郑玄著述有关者尚有《毛诗传笺》、《毛诗正义》、郑玄《礼记注》、《礼记正义》、郑玄《孝经注》等，在《敦煌经部文献合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中均有题解、录文、校勘，可为将来郑玄著述的全面辑佚提供基础。二是1997年作为“齐文化丛书”之一的《郑玄集》在齐鲁书社出版。书中收录了郑玄“三礼注”及部分佚著，但显然并不完备，颇多未收录者。而且该书缺乏明晰的体例，不便阅读理解，且印数不多，影响力并未达到应有的效果。三是《两汉全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中有关郑玄的部分，提供了郑玄著述的新图景。《两汉全书》收录郑玄著述较为全面，既注意吸收、利用前人的辑佚成果，也注意吸收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颇便观览。但美中不足的是，甄别稍有不严。如其中所列的《孟子郑氏注》，虽见载《隋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但未见他书征引，清人马国翰、王仁俊之辑本皆是采录郑玄注诸书中引《孟子》及隐括《孟子》义者，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孟子》郑玄注。其所采择有叠床架屋之嫌，不宜列为郑玄著述。另外，《两汉全书》将两汉谶纬文献统一汇总，郑玄关于谶纬的注包含其中，而并未归入郑玄之下。从全书考虑，此种安排无甚问题，但以郑玄著述而论，却未免离析之象。

二、今后郑著辑佚工作应注意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我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日渐兴盛，作为传统文化主要载体的儒学经典愈来愈受到重视，中国经学研究在经历了20世纪的沉寂之后，又重新焕发了生机，得到学界有识之士的悉心呵护与不断投入。郑玄作为中国经学史上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于此背景下亦越发受到关注，其丰富的研究价值与文化内涵，正日益彰显。郑玄为山东乡贤，其事迹、精神曾在齐鲁大地广为流传，故全面了解和研究郑玄，山东后学责无旁贷。山东不仅是孔孟圣人之乡，而且历来是儒学重地。长期以来，山东地区的学术界和文化界都主动肩负起整理、研究、传播儒学经典与儒学文化的重任，成绩卓著，有目共睹。郑玄既是儒家文化传承的重镇，也是齐鲁文化延续的重要一环，其人其学光耀后世，惠泽学林，如今已成为山东地区重要的文化符号。在此意义上展开郑玄的相关研究，就要求我们必须尽可能全面而精确地提供郑玄著述的基本面貌，以此为据，方能真正了解郑玄的学术思想与人格风范，使千百年来的美誉有坚实的着落和依归。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全面搜集、网罗郑玄的各种著述并加以辨别、考证。简言之，郑玄著述的辑佚工作有必要继续开展下去。虽然有清代学者的众多辑佚成果珠玉在前，但我们立足当今的资料条件和技术手段，再加上科学的理论指导和研究方式，应有后来居上的自信与自期。若奋力而为，最终能形成一部完备而精准的《郑玄全集》，必将极大促进郑玄研究乃至中国经学研究的发展，同时亦将对相关领域的研究及文化建设产生推助作用。以下谨就《郑玄全集》的若干构拟与设想，提出相关看法，希望可以对未来的郑玄著述新辑工作提供参考且有所助益。

《郑玄全集》的编纂，核心即在郑玄著述的辑佚。此项工作，大致说来，应该具备如下程序：首先，需确定郑玄著述的目录。我国传统学术历来重视目录，目录之学，被清代学者王鸣盛许为“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页。目录对于确定著述的总量及类别意义重大，研究并确定目录是正式编纂工作包括辑佚开始之前的先期准备。具体到郑著辑佚，我们需要结合历代目录中的著录情况、前人辑本及相关研究成果，全面、合理地考察郑玄著述的总体数量、种类及存佚的完整程度。在此过程中，要严格甄别，注意删汰前人的误辑；同时要建立郑玄著述的辑佚目录，以类相从，重点考察后世对于郑玄著述的辑本数量及其版本归属，汇总其目，记录其名字、版本，据其内容分别撰写提要，以备查考。其次，对于郑著中全部亡佚、未能辑佚者，要根据相关信息，撰写叙录、提要，尽可能详明地介绍此类著述的情况，交待其原始载录及流变信息，便于读者了解；再次，对于郑著已有辑本者，要重点比对各辑本的资料来源、体例差异、文字异同，进行比较考订，核对原书，考辨得失，探求最符合原貌的体例，更为全面、精准地提供最可靠的辑佚文本。最后这道程序，要求全面掌握并比较历代的郑著辑本，是未来整个郑著辑佚工作的重心所在。虽然说起来略显简单，但实行起来必然极耗心力，是郑著辑佚工作中最为繁难的部分。

以上所言，主要是从纵向流程来观照未来的郑著辑佚工作，若从横向层面来看，未来工作中亦有数端需要注意的事项：

一、扩大采辑的范围。这一点在清儒的辑佚成绩面前，虽然略显困难，但实属必要。此中略有三个方面可及：(1)要充分利用当今数字技术的优势，最大限度地扩展辑佚的来源范围。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数字化”浪潮已经席卷了几乎所有的应用领域，以古典研究而论，典籍数字化为当前的学术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典籍的电子检索技术与文本复制、保存技术日渐成熟，许多古典时期的重要乃至珍稀典籍不仅由此可获见全貌，亦可快速随机保存，省去了传统学者繁重异常的搜求、翻检工作，更有利于精耕细作式的典籍整理与研究。在此趋势下，我们有理由、也有条件使郑著辑佚工作更加精善，相信新的郑著辑本会在尊重清儒辑佚成果的基础上，更加全面。(2)要关注20世纪以来丰富的出土文献，如金石文献、简帛文献、尤其是敦煌卷子中与郑玄著述有关的内容，将其作为辑佚取资范围和异文校勘之所。比如敦煌卷子中的《毛诗传笺》和《毛诗正义》，都保留有郑玄《毛诗笺》的相关内容，二者与今本《毛诗正义》中保留之《毛诗笺》用字时有不同，若能于郑著新辑中统一校勘，不仅可免读者翻检之劳，亦可增加辑本的学术史意味，或许还可揭示新的学术内涵，使郑玄研究乃至整个经学研究领域产生新问题和新视角。(3)要关注旧辑不甚留意的内容。如《毛诗笺》，虽不需展开特别辑佚，但若将之与他书引文如《文选》李善注所引相比较，亦有助于加深对今本《毛诗笺》面貌的认识。所以，在新辑郑著中，我们可以考虑将《毛诗笺》单列成书，并且附上相关材料，如群籍所引的异文，又如孔《疏》中对于郑玄注释的相关解释，为读者深入理解郑玄著述提供便利。

二、提高辑佚的精准度。辑佚学本质即为处理丛残文献材料，也就是说材料的完整性本来已不存在，若复失之精确，则材料本有之意蕴将更加难以了解。如何精准地呈现所辑的文献材料，是衡量辑本质量和辑佚工作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具体到未来郑著辑佚的精准度，大致有三个方面可以开展：(1)借助前人成果和当今的数字检索等技术，全面查检、核对原书，注明出处，详列异文。前人在传统的学术操作方式下，往往付出极大努力来追求辑佚文本的精准度，这在不少郑著辑本中，都有鲜明的体现。但经过我们比较发现，多数辑本在辑佚来源上往往互为有无，在同源同条的材料中，文字亦往往互有异同。其中，既有辑佚者对于郑著性质理解的差异，也有辑佚者所据原书版本的差异，更有文字传抄过程中造成的差异。不管哪一种差异，都不利于郑著面貌的精准呈现，需要我们在未来作进一步审慎的考辨。尤其是辑佚者所据原书版本的差异，较难处理。前人限于条件，往往无法获览一书之多种版本，辑本中多就目力所及而采录，今日之文献条件虽大为改善，但如何正确判断更符合原书原貌的文字，仍是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因为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文献整理工作，而需要开展严谨细密的研究。与此相应，此类问题的处理方式也值得斟酌。清代学者章学诚曾言：“古人校雠，于书有讹误，更定其文者，必注原文于其下；其两说可通者，亦两存其说；删去篇次者，亦必存其阙目，所以备后人之采择，而未敢自以谓必是也。”*[清]章学诚：《校雠通义·校雠条理》，叶瑛《文史通义校注》(下)，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83页。这样的校勘方式虽显得朴拙，然而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一种妥善的处理方法。(2)广泛比照、参考郑玄的所有著述，防止辑佚中出现错乱颠倒、张冠李戴的问题。辑佚之文多数来源于群籍征引，而我国古代典籍引书往往带有随意性，不仅有隐括其意的化用和暗引，即使在明引中，亦有剪裁语句以合己用的节引，甚至有因记忆错误而发生的书名错乱。凡此种种，皆足以增加辑佚工作的难度。若过于轻信，据书直录，则往往造成归属权的错位。清人辑本中即出现有同条材料分属两书的情形，故而需注意时时比对，防患于未然。(3)充分吸纳清代以来的相关研究成果，力求全面、精确地呈现郑玄著述的文字面貌。清代经学极盛，经学家们在深入研究经典的同时，对于前代经学大师的著述也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清代关于郑著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就郑著清人辑本而论，增补、校正、评注等各项工作无不倾注着辑佚者和研究者的心血，尤其是各类评注、考证，往往具有学术深度，为相关条目的文字取舍提供了很好的参考。除此之外，许多研究成果还致力于提供相关条目的知识背景，此举极大增强了不同类别文本之间的互动交流，有助于郑玄著述全面而精确地呈现。清代以降，经学研究一度陷入寥落的境地，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之后，经典及经学承载了过多负面的意义，受到了国人的冷遇。不过，新时期以来，郑玄及其著述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且呈现出逐渐细密化的趋势。如《郑志》一书，清人虽有不少辑本，且颇有疏证，但经今人研究，各本采辑仍有遗漏，目前该书已有更全面的辑本*赵颖：《〈郑小同〉与〈郑志〉研究》附录《〈郑志〉佚文新编》，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47-72页。。凡此皆可表明，吸纳前贤时彦研究成果对于提高郑著辑佚精准度的重要性。

三、确立恰当的体例。体例本质上是材料的组织形式和呈现方式，对于一般典籍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对于辑佚著述而言，重要性则又更进一层。郑玄著述历代亡佚较多，不少著述的体例已难窥知，如何合理地确定郑著辑本的体例，是决定郑著最终面貌的重点和难点。此中略有两个方面可言：(1)确定各书辑本的先后顺序。目前看来，郑著辑佚体系中，各书辑本的次序并未十分固定。如齐鲁书社的《郑玄集》是把“三礼注”放在前面，而《两汉全书》则是取法清儒，按照经、史、子、集之序来排列各书。后一种做法便于归类和阅读，有其合理性，但其忽视了郑著的先后次序，从中不易感知郑玄学术的发展变化。未来的郑著辑佚，可以考虑按照郑玄著述的先后次序来排列辑本，如此可以让读者更加清晰地看出郑玄自身学术的发展脉络和先后变化。不过，关于郑玄著述的先后次序，清代以来尚有若干争议*王利器：《郑康成年谱》，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82-87页。，未来需要进一步考证、坐实。(2)郑著各书辑本需依实际情况确立体例。由于历代而下，郑著各书的保存程度有所不同，各书性质亦多有不同，故在辑佚过程中需因书制宜，确立合适的体例。如“三礼注”和《毛诗笺》，因与相关经文的结合较为紧密，那么在相关辑本中，应考虑全录经文，否则易使人费解；而《周易》《尚书》《论语》《孝经》等郑玄注，由于条目存者无多，辑本中似不必悉录相关经文及正文，遇相关费解处，加按语说明即可，以简洁明了为要务；又如谶纬类相关注释，虽存者较少，但不易理解，辑本中应采录相关谶纬材料，亦可采择相关研究成果，作出考证说明；再如郑玄关于经学史的著述《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六艺论》等，多散存条目，可依各经门类排列，便于集中体现郑玄的思想。同时，这些辑本中要加大背景知识的介绍与引证，使读者真正了解郑玄著述的经学史意义。另外，可以考虑将清儒及今人的考证说明择要采录，为读者加深了解提供便利。如此一来，郑玄及其著述的学术史价值亦将得以凸显。

关于郑玄的成就，《后汉书》中曾如此评价：“自秦焚《六经》，圣文埃灭。汉兴，诸儒颇修艺文；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三五，第1212-1213页。这样的赞誉，在《后汉书》中实为仅见。虽然郑玄的多种著述历经岁月已多所残佚，但仅据现存文献亦可窥见其“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汉]郑玄：《戒子益恩书》，[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三五，第1209页。的志向与伟业。我们今天重提郑玄著述的辑佚工作，不仅是在学术史的立场上，对于郑玄学术功绩的追怀与凭吊，更是在文化史的意义上，对于儒学盛世的向往与存念。相信在前人及今人诸多努力所凝结的成果指引下，本着科学、严谨、求实的学术态度展开郑玄著述的辑佚工作，在不远的将来，一定可以产生出体例严明、文字精确、考证详明的《郑玄全集》，为中国学术史和文化史上最著名的经学大师立一存照，以慰世人，传之久远。

(责任编辑：周文升)

[中图分类号]I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6]03-0155-05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郑玄著述辑佚研究”(项目编号：14DWXJ0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邵杰(1984—)，男，郑州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唐前文学与文献；何启锋(1982—)，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工作，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唐前文学与文献。

收稿日期：2015-0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