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映像
——抗战时期的文献纪录片《中国之战》

王大鹏（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北京　102602）



历史的映像
——抗战时期的文献纪录片《中国之战》

王大鹏
（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北京102602）

摘要：抗日战争期间的影像纪录，可以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是国民党电影机构拍摄的纪录影像。虽然在中后期放松了对战事发展的记录，从客观上讲，国民党电影机构拍摄制作的仍然是这一历史时期最全面、最系统的影像文献，是抗战期间影像史料的主体。其次是共产党革命根据地拍摄的影像。由于摄影器材短缺、专业电影工作人员数量不足，所拍摄的影像并不成体系，在时间上也没有延续性，但其后期对重大事件档案式的画面记录，成为抗日期间延安影像的特点。第三方面是以“满映”为主体的日伪纪录影像。从内容上看，这些影像是为掩盖侵略之实，推行“大东亚共荣”而作，是反动的。从其对新闻片、纪录片的制作计划和具体实施看，其计划周密且合理，并且对计划的贯彻执行较为彻底。第四方面，是国外新闻机构，影像工作者对抗战的纪录、认知。这一时期，既有像伊文思、斯诺这样个人色彩较重的《四万万人民》和边区的首次影像拍摄，也有《我们为何而战》中《中国之战》带有较强意识形态的文献纪录片。与中国影片充斥着民族情绪不同，这些影片往往从战争原罪的角度出发，较为冷静地分析战争之根源，以及交战各方在战争中的利益关系。本文通过对《中国之战》的阐述，使后人在重温这段历史时，可以看到表达不同情绪的画面，听到不同的声音，从纷繁的影像文献中拨开云雾，探究历史真相。

关键词：《中国之战》；弗兰克·卡普拉 ；《中国新闻》；约翰·马吉；埃里克·巴尔诺

《中国之战》是“二战”时期系列片《我们为何而战》中的一集。《我们为何而战》是美国国防部授意，好莱坞著名导演弗兰克·卡普拉执导的“二战”动员宣传片。

1941年12月7号，日本联合舰军出动飞机、袖珍潜艇突袭美国太平洋舰队位于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基地和欧胡岛军用飞机场，美军损失惨重。对于这种不宣而战的行为，美国十分愤慨，改变中立立场，对日宣战。由于远离二战战场，许多美国民众对于战争了解并不多，《我们为何而战》向美国民众介绍各国的战争情况，特别是激励将要拿起武器上战场的年轻人 “像猛虎一样战斗”［1］（P134）。

《我们为何而战》共分7集，包括《战争序幕》《纳粹的进攻》《分割与征服》《不列颠之线》《苏联之战》《中国之战》《战火燃烧到美国》。《中国之战》也被译为《中国战役》或《中国之抗战》，影片采用了中国、美国、英国等各国军方摄影部的影像素材、传教士拍摄影像、新闻影片和俘获日本军方的影片［2］（P342）。可以说影像资料占有齐全，为影片宏大叙事提供了保障。

中国的影像资料出自于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制”副厂长罗静予把抗战前后“电影股”、“中制”、“中电”拍摄的《中国新闻》《抗战特辑》《电影新闻》《抗战号外》等系列新闻片和纪录片带到美国，成为《中国之战》的主要影像来源［3］（P87）。

《中国新闻》是中央电影摄影厂摄制的一档系列新闻纪录电影，从1934年开始，到抗战前共制作53号，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领域［4］（P89）。国府迁回南京及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等国民党党、政、军时事新闻；中央农业推广区及汤仲明君发明木炭车等科技新闻；江南八大学运动会专号、万国运动会专号等体育新闻；第一期国府航空建设奖券开奖、无线电发明家马克尼夫妇来华游历等社会新闻……《中国之战》中，关于中国近况介绍，以及1930年代经济发展、工农业建设的画面来源于《中国新闻》［5］（P106）。

《抗战实录》《抗战特辑》《电影新闻》《抗战号外》4部系列新闻片是国民政府官方抗战影像，《抗战实录》由中央电影摄影厂摄制，其余三部是中国电影制片厂制作。《抗战特辑》《抗战实录》的内容主要为抗战前线战斗情况，包括“卢沟桥事变”后抗战动态、敌机轰炸广州平民区和文化机关、平型关大捷、台儿庄战役胜利等。《电影新闻》是“中制”长期拍摄的电影项目，抗战前已制作40号，抗战期间制作放映16期，内容包括太原重伤医院、妇女训练、武汉战利品展览会、武汉妇女界纪念三八节、重庆大轰炸、武汉难童短期学校开学典礼、缅甸访华代嘉团来华、重庆春节劳军等，主要反映后方备战状况。《抗线号外》共拍摄3集，前两集介绍武汉大会战，第三集内容为中国空军长征日本。

抗战新闻片满足了当时国人急于了解战事状况的迫切心理。在院线放映场场爆满，战争新闻电影成为片商争购的主要片源。为了扩大宣传影响，国民党军政府组织了一个包括24省6院辖市81个巡回放映区的庞大放映网络。

这些抗战时期纪录中国战场前线、后方情况的影像资料，成为支撑《中国之战》的画面基础。在罗静予的帮助下，卡普拉对每一个镜头的拍摄时间、反映的事件，以及镜头内人物身份逐一核实，根据编排需求又调用了《可汗》《大地》《马克·波罗》等故事片的镜头。

“这是中国战事，这是1937年9月的上海市，这是新式战争的可怕开端，这是首次对无助市民的大规模轰炸。”［6］

影片开始部分四个递进式的排比句，配以日军飞机投弹、轰炸引起的巨响、建筑物在轰炸中倒塌、人群奔逃、大量散落于废墟中的尸体的画面，表现战争残酷性的同时，引发对战争中无辜民众的同情和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恨。

影片的预设观众群体是美国民众和士兵，卡普拉充分调动自己故事片的叙事技巧，从历史、地域、人口三个方面向美国观众介绍陌生的中国。

“从美国168年前独立战争、哥伦布在四百五十二年前发现美洲，一千五百年前古罗马帝国沦亡、三千四百年前摩西得到十械，到三千七百年前埃及建金字塔，而中国四千年前就存在了。”［7］

以时间为节点、重大历史事件倒叙的形式，凸显中国四千年历史的概念。

影片把中国地域分为本体部分和四个外围部分——满洲、蒙古、新疆、西藏，这种割裂的划分表现出美国长期以来对中国地域问题的态度。片中出现的中国地图包括现在的外蒙地区，而早在1924年11月26号，蒙古就成立了“人民共和国”，当时中国处于内战时期，无暇顾及蒙古问题。就在《中国之战》制作之际，英、美、苏三国首脑雅尔塔会议规定“外蒙古的现状予以维持”。1946年，中国政府承认外蒙独立。一方面在美国官方影片中把蒙古划入中国版图，另一方面公开承认蒙古独立，美国对于蒙古问题的“自相矛盾”之举，是依据形势需要审时度势的行为。

包含外蒙地区的中国版图上，长江、黄河、珠江三条河流以卡通曲线的形式由西到东，曲折蔓延，流入大海。俯拍三峡湍流的江水，夕阳下帆船在平静河面上的剪影，这些珍贵的历史镜头表现了江河两岸不同地域风貌。

影片运用了当时较为先进的技术——叠画效果，画面分为两个层次：底层为大街上涌动的人流；上层是工人、农民、军人、商人、老人、妇女、青年、儿童等不同身份、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的描写，从人物的表情动作、画面构图、灯光设计等综合因素分析，这些人物特写影像应取自于故事片中的镜头，其画面表现力强于常规纪录片画面。画面中人物的脸上流露出平静、幸福的微笑。通过这个片段，表达一个核心概念是中华民族是一个友善的民族，中国是一个向往和平的国度。为了强调这一概念，在解说词里加了这样一句话“中国四千多年的历史中，从未发动过征服战争”。客观上讲，这句话过于绝对，明显忽视了13世纪横贯欧亚的元朝。

表现中国四亿五千万人口的片段中，使用了一个略显夸张的比喻：

“如果中国人以四人为一排的横队从你面前走过，第一排走过时出生的孩子，在最后一排走过时已经长大。”［8］

对于日本的介绍，由于缺乏影像资料，直接用卡通、动画的形式揭露了日本企图占据中国进而侵犯世界的野心。

影片对于战争的直接动因，做了客观分析。认为国小民寡的日本军队侵犯地广人众的中国主要基于两点：一，中国是一个国家，但不是一个团结的国家，中国被不同势力控制，四分五裂。日本是团结、紧密、高度组织化的军事独裁政体。二，西方文明对两国不同的影响，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提倡接受西方先进的教育，学习医学、建筑、工业技术建设中国。蒋介石继承孙中山思想，目标是国家的统一和现代化建设，中国人利用西方文明正在进行国家建设。而日本利用西方文明制造了可怕的战争机器。影片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在中国进行的“已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建设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回顾历史，从辛亥革命开始，国民党忙于清政府、讨袁、北伐“剿匪”、抗日等各种军事行动，从精力、财力各方面看，确实有一些诸如交通等方面的建设，但离“已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建设相去较远，并且建设多为军事目的。因此影片的叙述与史实有一定的距离。

影片的大部分章节表现日军侵华历史以及中国军队抗日经过。从日军占领东三省，到卢沟桥事变、上海之战、南京大屠杀、敌后游击队、向西部撤退、重庆都中供给线等抗日战争的重要事件、战事都一一做了介绍。

日军侵占东三省的影像资料来源于俘获的日军影像，其中包括了溥仪在伪满州国登基、检阅等珍贵的影像文献。

卢沟桥事变片段是通过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威廉·梅尔中校的叙述，以第三国、中立者的身份揭露日军以失踪军人为借口，挑起侵华事端。

上海战争片段汇集了中国拍摄的中国军队作战影像，英、美摄影队在租界拍摄的难民涌入租界、建筑物爆炸，以及日军在飞机上航拍操作投弹、俯拍炸弹降落到地面、爆炸、烟雾升起的镜头。拥挤在租界附近几条马路上的众多市民惊慌失措、无路可逃。租界人满为患，所有的人拥挤在此躲避空袭。空袭过后寻找、清理尸体……一个个真实的镜头表现出在日军炮弹的轰炸中上海这座城市和上海市民的悲惨遭遇。

影片中最珍贵的也是最能揭示日军罪行的一组镜头是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拍摄的南京大屠杀画面。抗日战争时期，约翰·马吉被圣公会派赴中国，在南京德圣教堂工作。日军进入南京后，马吉用一架16毫米摄像机，拍摄了4本、105分钟的影像，这些影像真实地记录了日军残害南京民众的暴行，是南京大屠杀的有力证据。1938年这批珍贵的胶片辗转运送到上海，在上海柯达公司，英国记者田伯列与美国人乔治·费区冲洗了胶片，这部纪录片公布于世后，日军暴行遭到全世界谴责。1938年5月16号，从纪录片中翻拍的10幅照片刊登在美国《生活》杂志。包括为抵抗暴力、被日军刺了29刀的怀孕妇女、被铁棒打击的14岁的孩子、几乎被砍断的头颅、头部被烧焦、即将死去的人……

《中国之战》使用了马吉拍摄的部分影像。马吉拍摄的画面与日军趾高气扬进入南京城，日军军官得意的微笑 ，在街头、田间、山脚下成群日军的挥臂高呼形成强烈反差。这一片段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数字错误，解说词中，南京平民伤亡人数为4万，与实际数值相差甚远。1945年，并没有一个官方的统计数据，4万只是一个估值。1946年2月17号，上海大公报首次公布官方统计数据《南京大屠杀首期调查工作结束，惨死同胞约三十万》，这是一个较为严谨的统计数字。

国民党西迁重庆片段，通过“中制”提供的影像，展示国民党战略性逐步放弃领土，以空间换取时间，增强武器装备以驱逐侵略者，炸毁道路、烧毁土地、拆除铁路、炸毁工厂，破坏一切日军可利用之设施［9］（P76）。三千万平民百姓被本能驱使向西移动，军民一心，完成“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人类迁徙。画面中迁徙人群秩序井然，几百个纤夫拉着西去的船只，赤脚在滩上努力前行，配以悲壮的音乐，场面甚为壮观，折射出面对这场战争中华民族坚韧的精神。对于西迁重庆，也有这样的影像解读，国民党政府节节败退，西迁是无奈之举，三千万人民流离失所，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同一个历史事件，同样的画面，不同的剪辑，不同的语境形成完全不同的表达。在不同意识形态、利益需求驱使下，有选择地展示事物的某一方面，宣传效果天壤之别。

《中国之战》用较长的片幅介绍供给线中缅公路修建过程，以及中国远征军与美军联合在中缅边境与日军作战。这些影像素材多为美国军方摄影队拍摄。

影片结束部分，使用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在美国国会的演讲片段。宋美龄赴美演讲是为了寻求援助，这位中国女性铿锵有力的言辞博得世界的尊重，为中国争取到应有的国际地位和最大的国际援助。影片中使用的正是她在美国国会演讲的精华：

“我们中国人跟你们一样希望拥有美好的世界，不只是为了我们而是为了全人类，我们必定如愿！”［10］

演讲赢得全场掌声，美国国会议员全体起立对宋美龄行注目礼，影片的情绪推向高潮。影片最后片段，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一队队中国士兵走向前方，1949年《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中国之战》中为烘托气氛的剪辑编排，似乎预示着历史进程，令人回味。

《中国之战》以俯瞰的视角，全景式表现了战争历程，具有较高的文献、史料价值。作为文献纪录片，影像文献的使用做到了准确、规范，影片字幕部分，对影像素材来源逐一说明，体现了应有的版权意识。时至今日，中国大部分文献纪录片使用历史影像素材时，仅仅在左上角标明资料二字，关于素材来源信息，影片中并没有明确注明。

从电影本体角度看，出身于好莱坞的导演卡普拉充分利用故事片的叙事、剪辑技巧，大大增强了影片的宣传效果［11］（P341）。同一时期的中国纪录片，大多是镜头简单的堆积，解说词铺满全片。卡普拉的影片中有大片“留白”，让观众专注于镜头本身传达的信息，感受画面引发的情绪变化。

系列片《我们为何而战》受到广泛关注，《英国战事》得到英国首相丘吉尔认可，而前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对《苏联之战》宣传效果表示满意，在前苏联全境播放此片。《中国之战》却在放映没多久就被收回了，《世界纪录电影史》作者埃里克·巴尔诺认为影片没有表现中国的另一支抗战武装力量——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而把蒋介石描写成确实统治着中国的情况，也引起人们的怀疑［12］（P136）。

埃里克·巴尔诺用“真实性”这一纪录片的本质特征考量《中国之战》。应当看到，包括《中国之战》在内的系列影片《我们为何而战》是由美国军方出资，初衷是鼓动美国军民积极参战，制作时带有很强的目的性。影片能够传达政府的意图，起到鼓励、宣传效果是第一位的，真实性是以不妨碍政府意识形态传达为前提，这是国家宣传片的本质特征。在战争期间，这种特征更为明显。

“中国现在是我们的盟友，因为他们已经与日本交战七年。”［13］

这是《中国之战》中的一句解说词。在美国人看来，“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而代表中国与美国结盟的正是国民党政府，在一部关于中国的影片中宣传“盟友”蒋介石政府成为理所当然。1944年国共二次合作依然存在，但双方已是貌合神离。“朋友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敌人。”虽然美国政府在当时并没有把共产党八路军当作敌人，但出于对蒋介石政府的支持，还是在影片中屏蔽了有关共产党的信息。

埃里克·巴尔诺用纪录片的标准去衡量以利益为前提的宣传片，即以一个体系的衡量标准去评估另一个体系的内容，这种衡量是否妥当，值得商榷。

参考文献：

［1］［12］埃里克·巴尔诺.世界纪录电影史［M］.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74.

［2］方方.中国纪录片发展史［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

［3］杜云之.中国电影史［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

［4］杨燕，徐成兵.民国时期官营电影发展史［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

［5］方志.中央电影事业概况［A］.电影年鉴［C］.北京：电影年鉴编篡委员会.

［6］［7］［8］［10］［13］弗兰克·卡普拉.纪录片我们为何而战中国之战（解说词）［Z］.1942.

［9］中央宣传委员会电影股工作分类表［A］.杨燕，徐成兵.民国时期官营电影发展史·附录三［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

［11］单万里.中国纪录电影史［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景虹梅）

中图分类号：J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236（2016）01—0112—04

doi：10.3969/j.issn.1002—2236.2016.0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