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北京话说,我小时候就是个“没开窍”的小男孩,很典型。妈妈后来说:“舒乙小时候上幼儿园完全是走形式,终日一言不发,一动不动,呆若木鸡。最后,毕业时,幼儿园很不好意思地也给他发了一份结业书,是坐‘红椅子的’(意思是排名倒数第一)。”
上小学也是如此,当时为了掩盖我们的真实身份,不被日本人注意,我们都改了名随母姓。我改名“胡小逸”。有一天,老师发考卷,按考卷上学生自己填写的名字一一唱点。念到我这儿,一声“胡小兔”,全班顿时哄堂大笑,老师自己也狂笑不止。我竟然在写“逸”时,忘了走之底,自称“小兔”。
考试成绩顺其自然
抗战后期,我到了重庆北碚,在那儿一共住了6年,从8岁到14岁,在北碚朝阳小学念书,直至小学毕业。
我入校之后,依然愚钝,每次考试成绩均属下等。父亲昵称我为“傻小子”。但他以为我一切正常,不必担忧。他经常仔细地观察我,在我的各种日常行为中找出许多有趣而可爱的细节,还详细地讲给他的朋友听。妈妈则不然,常常在课余费劲地辅导我练习用注音符号拼音,但我全然不知四音为何物,妈妈一脸苦笑,频频摇头,以为此子不可救药。
这样,熬到了四年级,我的名次居然一点一点前进,进入了前几名,还当了班长,得来全不费功夫,好像什么特别的事也没发生似的。
那个时候,学校里已经有学生会,实行学生自治,即使是小学也要实行。一来二去,我竟然当上了全校的学生会主席,而且还是被选上的。
父亲认为这一切都极有趣,他买了一只鸭子,教我送给级任老师,郑重地写了一张条子,说“奉上肥鸭一只”,还签了自己的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