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冬野

我是个未经打磨的歌手,这本是个让人绝望的职业,但我也许是积了若干辈子的善,导致我跌跌撞撞唱了两三年,居然能靠它生存下去。在我多年前开始自学弹吉他的时候,卖唱为生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因为人们早已把“音乐免费”当作是理所当然,如果下载一首歌需要花哪怕只是一块钱,大概都会有不少于九位数的人出来反对。
我有一位名唤“光爷”的兄弟,认识他那年我十六七岁,正在准备学校的新年演出。一日,我龟缩在学校体育器材室里弹琴排练,只见一身材不弱于我的壮汉,穿着校服,提着半瓶二锅头欣喜而来,二话不说,抢下吉他就高歌一曲,水平之差空前绝后——简直和我不相上下。此人便是光爷,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俩一直混在一起。
我从小就很偏激很极端,并且喜欢到处吹嘘我的偏激和极端思想,光爷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同道中人。两个极端的人碰到一起是挺可怕的,这导致高考时我俩语文成绩分列年级前二,数学成绩同属倒数五名内,实在让人大跌眼镜。
多年后,我背着吉他在大街上偶遇中学时的政教主任老柴,谈笑片刻,我拉着他在路边小饭馆吃了顿饭,我们像老友般攀谈。当晚,我就把光爷从远在顺义的地铁施工现场叫了出来。那时候,他正一边忙着工作上的各类应酬,一边准备着结婚的事。于是,某隆冬积雪之日,夜里两点半,两个喝醉的青年,每人一手捧着一罐热乎乎的“牛奶仔”饮料,一手捏着一根能剥开吃的橙色冰棍,坐在北四环边儿的马路牙子上,非要等着看日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