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去了台湾

◎ 曾子墨

如果去了台湾

◎ 曾子墨

在美国研究生录取过程中，Judith记住的不仅是我的坦诚，还有我的作文。欢迎新生那天，Judith告诉我，读了我的作文，她热泪盈眶。

在那篇文章里，我写的是我的妈妈。

我妈出生在一个国民党高官的家庭。1949年以前，她是人人羡慕的“赵家二小姐”。七八岁的年纪，她就跟着大人坐着军用专机，在不同城市间飞来飞去。刚过十岁，长辈的副官就手把手地教她自己开吉普车，在城里四处转悠。

然而，对共产主义的虔诚信仰让年轻的她成了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她说服和她一起留在上海的外祖母，宁愿自己吃“雪里蕻泡饭”，也要捐出价值不菲的房产和金条；她带领身边的党员和团员在“美帝国主义和蒋匪”轰炸上海的发电厂时，即便被大火点燃了头发、烧光了眉毛，也坚持救火，绝不撤离……

然而，各种政治运动的阴云很快开始弥漫。“文革”期间，我妈最终没有幸免于难。那时，她已经在中国人民大学教书。作为有着海外关系的国民党后代，她理所当然地被打成了“里通外国”的“反革命”。

在那段颠倒黑白的岁月里，我妈曾经在万人大会上被当众殴打批斗，还曾经被关在牛棚里，丧失自由。对于那不堪回首的十年，我妈很少提及，即使说起了，也是轻描淡写，一带而过。但是，对于艰难岁月中的亲情、爱情，她却一再提及。

我曾经问她，那些没有光明、没有希望的日子，她怎么度过？

她淡然一笑，说：“还有你爸爸，还有你姐姐和哥哥，为了他们，我也得活下来。”

我妈不止一次地告诉我，即使是在众叛亲离，甚至连她的家人也劝我爸和她离婚、划清界限时，我爸对她始终不离不弃。我妈被隔离审查时，我爸专门托人送进去一瓶她最爱吃的辣椒油，瓶底隐藏着一张纸条，叠得小心翼翼，上面有我爸亲手写的十个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看到那些熟悉的字迹，我妈泪流满面。她把字条藏在贴近心口的内衣口袋里，每当夜深人静，就会一次次拿出字条，在月光下看得出神。

重新站上讲台后，她依然是最好的老师。那时，她和我爸说得最多的就是：“耽误了太多时间，现在一定要把荒废的光阴都补回来！”于是，多教学生、教好学生的想法成了我妈最想实现的愿望。在我们家狭小的空间里，爸妈用旧床板搭起两个“写字台”。每天晚上，我妈总是会和我爸一起坐在昏暗的灯光下写讲稿，做研究，直至深夜。

记得我六岁那年冬天，一个下雪的傍晚，我姐接我从幼儿园回家，远远的，就看到一个人跪在我家门口的台阶上。从他身边走过，我悄悄问我姐：“这是谁啊？”

我姐故意大声说：“他是坏人！别理他！”

回到家，我不敢多问。终于，外面响起了我妈的脚步声。我飞奔过去，打开家门，看到我妈一脸泪水，搀扶着那个早已冻僵的“雪人”，一步一步缓缓地走向家里。

后来我才知道，那人是我妈的学生。就像“文革”中千千万万的故事一样，面对威逼利诱，他违心地写了我妈的大字报，又捏造了我妈“反动言论”的书面材料。那天，他是来请罪的。

对所有揭发检举过她的学生，我妈的心里都没有一丝怨恨。她总是说：“他们那时都还是孩子……”她用爱宽恕了所有带给她苦难的人。

多年后，我问我妈，她是否曾经后悔没有去台湾享受“赵家二小姐”的荣华富贵？每每此时，我妈总是一笑而过：“我要是去了台湾，就遇不到你爸，怎么会有你啊？”

（摘自《墨迹》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陈明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