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麟游县喇嘛帽山千佛院佛教造像调查

常青

（美国密苏里大学圣路易分校艺术史系）

陕西麟游县喇嘛帽山千佛院佛教造像调查

常青

（美国密苏里大学圣路易分校艺术史系）

陕西佛教艺术，唐代佛教艺术，麟游，石窟，佛教造像，摩崖造像

喇嘛帽山的千佛院是陕西麟游地区较为重要的一处佛教遗迹。本文在考古调查的基础上系统地介绍了千佛院的五处佛教遗迹。它们包括第2号窟唐高宗时期的三坐佛像，中唐时代的八世纪晚期相继雕凿的第4号千佛壁主龛像与第3号大龛的等身立佛像，北宋开凿的第1号龛、第5号的二小龛、第4号千佛壁主龛之外的麟游地方风格浓厚的众小千佛像。这些窟龛造像为我们研究初唐至中唐、北宋时期关中一带的佛教艺术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麟游县以山川秀丽而闻名于陕西省中部地区。自隋代皇室在此地建立避暑之仁寿宫、初唐（618～907年）皇室沿用为九成宫以来，又给此地带来了空前的文化与宗教之发展。今麟游县城即为唐代九成宫遗址所在地。环绕着九成宫遗址分布着一系列佛教石窟与摩崖造像，有北魏（386～534年）晚期的东川寺摩崖造像第1龛，初唐时期的青莲山寺摩崖造像、慈善寺石窟、麟溪桥摩崖造像、狮子口石窟、蔡家河摩崖造像、白家河摩崖造像，中唐时期的石鼓峡石窟，晚唐时期的东川寺摩崖造像第2龛等（图一）［1,2,3,4］。同样属于佛教崇拜对象的喇嘛帽山千佛院窟龛与摩崖造像位于今麟游县城西南约15公里的良舍乡屯头村之北的喇嘛帽山东麓。自此山北面观其外形，顶际平圆，状如冠盖，似西藏黄教喇嘛所戴的黄帽，而被当地人称为“喇嘛帽山”。又因此山高处峭壁峻立，上出重霄，俗称“百尺崖”（图二）。崖下路边有摩崖造像龛一处。山半有千佛院，存石窟一所、摩崖造像龛一处。从千佛院绕山腰北行，可至喇嘛帽山中峰东崖上方，在这嶙峋的绝壁有一处摩崖造像，雕有佛、菩萨并千佛像。沿百尺崖的千佛壁北去50米许还有二摩崖小龛。这处佛教遗迹在麟游为数众多的佛教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

图一 麟游县佛教石窟与摩崖造像分布图

图二 麟游喇嘛帽山景观

上述这些窟龛与摩崖造像的制做都应与千佛院有关，属于该寺佛教艺术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清（1644～1911年）范光曦修、罗魁纂《麟游县志》为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增刊顺治十四年（1657年）本，书中仅在卷一《舆地第一》中提到“百尺崖在县西南二十五里，峻绝骇人，青碧可绘。”但没有关于佛教遗迹的记载。清光绪九年（1883年）开雕的《麟游县新志草》卷一《地舆志》记载百尺崖山半有千佛院。在千佛院遗址中，笔者曾见到一残碑，为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刻就，名为《创修百尺崖千佛寺记》，将该寺称为“千佛寺”。由于“千佛院”之名见诸记载早于“千佛寺”，且当地人均称该寺为“千佛院”，笔者在本文中延用这个名称。

1958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首次对这处遗迹作了调查［5］。之后，该处佛教遗迹曾在前人撰述中多次提及，但却没有较为系统的调查研究成果面世。1990年11月1日，笔者利用参加唐九成宫第37号殿址发掘之机，在麟游县博物馆的通力协助下调查了千佛院的佛教遗迹［6］。本文即以调查所得介绍千佛院窟龛造像的客观迹象，并分析它们的题材、造像风格与年代。为研究方便，笔者特将该处遗迹从山下至山上编为五个单位号。黑白照片由笔者自拍于1990年11月1日，线描图均由笔者自绘。另外，笔者还采用了一些德国留学生徐亚莉于1994年在现场拍摄的彩色照片，在此向她深表谢意！

一、第1号龛

图三 第1号摩崖龛立面与剖面图

图四 陕西黄陵双龙万佛寺石窟弥勒佛像（采自《中国石窟雕塑全集5—陕西宁夏》）

图五 杭州烟霞洞入口处的二菩萨像（采自《中国石窟雕塑全集10—南方八省》）

第1号为一摩崖深龛，高120、宽158、深60厘米，位于喇嘛帽山下的西坊河上游的小溪西岸边（封二，1；图三）。龛外上部与左、右两侧保存有圆形或方形榫眼，表明原在此处建有木构崖阁以保护这所造像龛。龛内造一佛与二胁侍像。主佛通高97厘米，结跏趺坐，右腿置上，出露双足。下坐长方形仰莲座，仰莲处略束腰，在座的上沿处刻有花草纹样。该佛双手于腹前施禅定印。佛的面部、胸上方与左肩处残损，但仍可见少许肉髻。双肩较宽，体态较为丰满。着双领下垂式大衣，并以右侧衣襟折入左侧衣襟之内，在右肩处还有一片衣襟。胸部大面积裸露。头后有桃形项光，表面纹饰已不清。

二胁侍均为立姿。其中右胁侍通高72厘米，为一菩萨像。头部已残，但上部痕迹平齐，原应戴有宝冠。菩萨双臂弯曲，以右手置于胸前右侧，但右手已残。左手似于腹前左侧执一宝瓶。该菩萨上身袒裸，下身着长裙，有裙腰；披有长帔帛，饰有项圈，并从项圈中部垂下一条长串珠璎珞。该菩萨像胸腹平坦，略显细腰与宽胯的女性体型特征。左胁侍像的头部也已残缺，但从残存迹象来看，原头顶上部平坦，应戴一宝冠。该像身体直立，双手合十，着双领下垂式大衣，双袖宽大，不显身段，胸部袒裸较多，从大衣下部双腿间出露一条长串珠璎珞，且该璎珞与右胁侍之璎珞相同。因此，这也应是一尊菩萨像。二胁侍均足踏仰莲台，头后有桃形项光，表面纹饰已不清。其中右胁侍的桃形头光为两个。二像的衣纹刻划粗犷，没有写实感。

图六 千佛院《创修百尺崖千佛寺记碑》

图七 千佛院第2号石窟外观

图八 千佛院第2号石窟立面与剖面图

图九 千佛院第3号龛立面与剖面图

主佛的身体丰满、胸部的大部分袒裸的特点，与典型的北宋（960～1127年）风格佛像相似（图四）。右胁侍的服饰承自唐代，但不似唐代典型的菩萨像那样表现明显的女性身段。左胁侍的服饰不似传统的菩萨装，但与中国艺术家在十世纪以后独创的白衣观音装束相似。无独有偶，在浙江杭州吴越国（907～978年）时期修凿雕刻的烟霞洞入口两侧各有一身石雕菩萨立像（图五），右侧一身着唐式菩萨装，但其璎珞自腹部以下形成一条长串珠，垂至足际。这种璎珞的垂挂方式是唐代没有的，而与千佛院第1号的右胁侍菩萨璎珞相似。此外，烟霞洞入口的左侧为一身白衣观音像，它的服饰与千佛院第1号的左胁侍菩萨相同，且二者在大衣下部双腿间都出露一条长串珠璎珞。关于烟霞洞的这两身菩萨像的年代，多数学者持北宋说，但笔者认为也有雕刻于十世纪的吴越国的可能性。考虑到白衣观音的流行始自北宋，将千佛院第1号的雕凿年代定为北宋较为合理。

二、第2、3号石窟

在喇嘛帽山的半山腰处有一寺院遗址，即古之千佛院。在该寺址，笔者亲见一通石碑，名为《创修百尺崖千佛寺记》，纪年为清光绪二十八年。该碑下部已残损，残高150、宽48、厚16厘米，在碑首表面刻二龙戏珠（图六）。碑中记载：“考诸已乘，唐代建。”表明了碑文作者的观点——千佛院创建于唐代。碑文中还有“东止大河，西止小渠”；“东止河为界，南止梁为界，西止李教为界，北止渠为界。”这些句子应描述原寺院的大体范围。在寺址，笔者见到圆形石桌一张，石窟一所，造像龛一所。同时，崖面上还保存有一些洞窟内壁的残迹，说明原来开凿的窟龛绝不止这两所。

图一〇 千佛院第2号石窟内石雕三坐佛像

第2号为千佛院崖面的一所平面长方形的石窟，窟内高220、宽200、深230厘米，为纵券顶，顶部与壁面仅为素面凿痕，没有雕刻（图七、八）。窟内存有三尊圆雕残坐佛石像，三佛头部均已缺失，均结跏趺坐于双层仰莲台之上。值笔者调查时，这三尊像散置于窟口处，但其原来的位置应靠近窟内正壁（图一〇）。中尊残高67厘米，原双手施禅定印于腹前，着右袒式大衣，使胸部中部与右侧裸露，并在右肩处披一衣襟。该佛可见明显的鼓胸与细腰的身段，具有典型的唐代佛像的体型特征。类似的唐代佛像之例有麟游唐九成宫太平寺遗址出土的白石结跏趺坐佛像［7］，为七世纪下半叶的作品。左尊残高71厘米，双臂弯曲，双手放于胸前，双手表面已残，原似施说法印（封三，1）。该佛着双领下垂式大衣，也在右肩处披一衣襟。该佛不显身段，但其体态显胖的特点也流行于唐代的佛像之中。类似这种服饰的唐代佛像可见于洛阳龙门石窟潜溪寺主尊结跏趺坐佛，造于唐高宗（649～683年）时期［8］。右尊残高64厘米，该佛腹部以上残缺，大衣样式不清，仅可见原双手施禅定印。三佛大衣表现均有磨损，使原衣纹写实感的强弱不清。从这三身坐佛的风格来看，第2号的窟像约造于唐高宗时期，时值唐皇室的避暑离宫——九成宫的盛期。

三佛是唐代流行的一种佛教艺术题材。据《法华经》等典籍可知，三佛一般指过去、现在、未来佛［9、10］。现在佛指释迦，未来佛属弥勒，而过去佛或指迦叶佛，或指燃灯（定光）佛。三佛一般以释迦居中，如第2号的中尊。因无题记佐证，笔者无法确定第2号的左、右两佛哪一尊是过去或未来佛。

窟外上方有水平椽槽，其下有圆拱形槽，以及两个方形榫眼。水平椽槽之上似有圆拱的石凿排水通道。窟外两侧上部还各有一竖长方形榫眼。这些都是当年在该窟外建造保护性木构崖阁建筑的遗存。

图一一 千佛院第3号龛

图一二 千佛院第3号龛立佛像

第3号与第2号位于同一崖面，且在第2号的西上方。这是一所圆拱形立佛龛，龛内高约232、宽202、深75厘米（图九、一一）。立佛身高约196厘米，肩宽约58厘米（图一二）。在头身比例上头部显大，面部已残，仍可见头顶的肉髻与胖大的双腮残迹。双耳较长，颈部刻有三道，圆肩胖体，不显身段。双臂弯曲，左臂原应置于胸前，但左手已残缺不清。右手置于右肩前部，掌心向外，以姆指、无名指、小指弯曲，以食、中指伸直。食、中指上部残缺。该立佛着双领下垂式大衣，在胸前似作交领式；衣纹密集，写实感不强，在腹部以下呈放射状分布；有的体表部分仅为阴刻线衣纹。佛的身体右下侧向内壁凿有一小台，似为放置供品或灯具之用。值笔者调查该龛时，未对龛的底部进行清理，故该立佛足下是否踏有莲台尚不清楚。龛外上方有水平椽槽，其下又有尖拱形椽槽，二椽槽的上方与左右两侧均有石凿排水通道环绕。此外，龛外的左右侧与上方另有石凿榫眼若干。这些都是原龛外所建的保护性木构崖阁的遗迹。

第3号立佛也具有唐代特点，但与第2号三坐佛像的风格不同。《麟游县新志草》卷一《地舆志》记载百尺崖“山半有千佛院，石像以千数。南有洞，肖大佛一躯，相传唐造。左右清泉萦绕，尤有幽致。”这尊大佛当指第3号的立佛像。该立佛的体胖、不显段身、交领式大衣与密集形衣纹的特点，可见于麟游的石鼓峡石窟主佛。位于今麟游县城以北五公里许的石鼓峡石窟中仅雕一身结跏趺坐佛像，高180厘米。据窟内题记可知，该窟开凿的年代下限为唐宪宗（805～820年）元和四年（809年），推测其年代上限可至八世纪晚期的唐德宗（779～805年）执政时期［11］。这种造像风格至晚唐时期仍有延续，如麟游东川寺摩崖雕刻于唐昭宗（888～904年）大顺元年（890年）的第2龛主佛像［12］。因此，笔者以为，第3号立佛的雕造年代约为中唐时期的八世纪晚期，下限可至九世纪初期，即唐德宗、顺宗（805年）、宪宗之际。

另外，第3号立佛的身高约为196厘米，这是一个正常人的身高，可以称为等身佛像。现存唐代的等身佛像之例，可见于陕西彬县大佛寺千佛洞第71龛（Q71）武则天（624～705年）堂侄女、彭城县主武氏造的等身释迦、观音、大势至像，第90龛（Q90）彭城县主武氏之夫、豳州司马柱国汉川郡开国公李齐造的等身释迦像［13］。造立等身佛、菩萨像，原本是印度佛教艺术界开创的。唐僧道宣（596～667年）在高宗永徽元年（650年）撰成的 《释迦方志》卷中记载说：中印度曲女城“河西寺东起宝台高百余尺，中有等身金像”［14］。《释迦方志》卷下又记中印度的摩竭陀国陀罗炬咤山，“接北山阳，孤起顶上，东西长临崖。西陲砖室，广高奇制，其户东开，佛住世五十年，多居斯室说法。今作等佛身像，昔影坚王为听法故”［15］。到了南北朝时代，这种造等身像的思想就已经在中国的大江南北存在了。据道宣于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年）撰成的《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中《梁高祖等身金银像缘三十》记载梁世祖（552～554年）登极之后“造等身金银像两躯，于重云殿晨夕礼事五十许年，冬夏踏石六时无缺。”［16］唐僧法琳的《辩正论》卷三《十代奉佛上 篇第三》中记载道：北周（557～581年）明帝宇文毓（559～560年）于干明元年（560年）奉为先皇敬造“等身檀像一十二躯……丽极天成，妙同神制。”［17］唐代的佛教艺术家们 也继承了这一传统。《辩正论》卷四《十代奉佛篇下》中说：在唐太宗（626～649年）时代，终南山的龙田寺曾“送太武及主上等身夹纻像六躯，永镇供养”［18］。千佛院第3号的等身立佛像正是这种造像思想在中唐时代的延续。为什么要将佛与菩萨的形像造得与真人基本等高呢？《释迦方志》中记载的摩竭陀国等身像也许能帮助我们了解一些其中的原因所在： 等身佛像更能直接体现到众生与佛祖同在，可以给信徒们带来佛祖亲临人间讲经说法、普渡众生的感觉，那么这些寺院与窟龛造像也就自然地披上了灵异的色彩。

图一三 千佛院第4号千佛壁

图一四 千佛院第4号千佛壁展开图(此照片为拼接而成)

图一五 千佛院第4号千佛壁立面与剖面图

三、第4号千佛壁

从第2、3号绕山腰北行，至喇嘛帽山中峰东崖上方，于危崖间有一处千佛壁，编为第4号。千佛壁呈不规则的横长方形，表面有起伏，不平整，总长约860、高约270厘米［19］（图一三、一四、一五）。千佛壁依西面东，南北向展开，其雕凿可分为两期。

第一期为位于千佛壁上层中部的不规则横长方形龛，以及龛外右侧的二立菩萨像。龛的上檐在北侧部分还保存少许。龛内中部略向北处有一高浮雕结跏趺坐佛，是为龛内的主尊，通高120厘米（图一六）。该佛身躯丰满，胸腹略鼓，不显身段，双手施禅定印于腹前；身着双领下垂式大衣，衣纹的写实感不强，但分布疏密有致。身下的莲座细节没有刻出，似未完成。位于主佛右侧的龛内壁雕凿平整并经过了打磨，在该处内壁的右上部原计划开有二圆拱形龛，龛内各雕一身结跏趺坐佛像，但仅完成了左侧一龛。左侧龛内的坐佛像高45厘米，在坐姿、手印、服饰等方面均与主尊坐佛相似，衣纹也没有写实感，且身体表面的细节多已不清。右侧龛没有完成，仅凿出了大体轮廓。主尊左侧的龛内壁表面不平整，且明显高于该佛身后与右侧的龛内壁，没有图相雕刻，并有崩落的迹象。估计原计划在主佛的左侧也要将龛内雕凿平整并开龛造像，但却因故没有完成，使这所大龛半途而废。因此，我们无从知晓主尊坐佛左侧的最初规划，这就使原龛内雕刻题材成为了未知数。

在上述大龛外的右侧刻有两尊胁侍菩萨立像，应为同期按时完工的作品，均身高66厘米（图一七）。二菩萨的上半身损毁严重。从保存迹象来看，二菩萨均上身袒裸，有帔帛，下身着长裙，长裙的表面刻有较为密集的平行上弧线衣纹，没有写实感。其中左菩萨左臂下伸，右臂弯曲置于腹前；右菩萨双臂弯曲，具体摆放姿势不清楚。从这两身菩萨像来看，原可能在大龛外的左侧也计划雕凿两身胁侍菩萨立像，但因故而放弃。

图一六 千佛院第4号千佛壁上层中部大龛主佛与二小佛龛

这所未完成的造像龛的雕凿年代可通过主尊坐佛与两身胁侍立菩萨像风格来判定。主佛身躯丰满、胸腹较鼓、不显身段、衣纹写实感不强但疏密有致，是玄宗（712～756年在位）执政以后唐代佛像的特点［20］。双腿间有不写实的密集平行上弧线衣纹的胁侍立菩萨像可见于陕西彬县大佛寺石窟罗汉洞中。罗汉洞门柱南、西壁呈外向的圆弧形，表面凿有三所造像龛（L3-L5），三龛内壁彼此相连，表明它们的开凿时代基本相同。L3内造立菩萨一身，没有初唐时期菩萨像的优美身段，其双腿表面的衣纹也是密集的平行上弧线（图一八）。L3旁边的L4内雕骑狮文殊菩萨一身并昆仑奴像，龛内刻有造像记，纪年为唐代宗（762～779年在位）大历十二年（777年）［21］。立菩萨像的这种衣纹刻法还延续到了晚唐时期，如唐昭宗大顺元年雕刻的麟游东川寺第2龛二胁侍菩萨像［22］。由此推想千佛壁第一期龛像的年代为唐代宗至德宗时期的八世纪下半叶，略早于第3号的立佛像。

千佛壁的第二期工程是在大龛的左、右及下部外围向崖内深凿扩展，形成了现存的略呈横长方形的千佛壁。第二期工程刻意躲开了中部的大龛，也没有利用龛内未完工的剩余空间去雕刻新作品。在第二期开工之前就考虑了修建统一的保护性木构崖阁，并提前凿出了榫眼。有的榫眼还占据了中部大龛主尊左侧未完成的龛内壁，并将壁面略做了一些修整。在大龛外部右侧的二立菩萨之间有一个榫眼，在与千佛壁北端连接的北侧壁还有椽槽，壁前存有砖柱残迹，也是第二期崖阁工程的遗迹。这个提前规划的木构崖阁还可以从部分千佛小像刻意躲开了上述二立菩萨下方的一个榫眼得到旁证（图一三）。

图一七 千佛院第4号千佛壁上层中部大龛右侧的二立菩萨残像

第二期雕刻成的小千佛像分层水平排列。小千佛的层数在各处不等：在主龛的左侧有十层，主龛下部为五层，主龛右侧为九层。每层的高度在16至24厘米之间。有的层与层之间并非完全水平排列，而是相互穿插。因此，各处各层的小千佛像也是大小不一，高低参次不齐。一般在每一层都雕有前后两排小像，仅在极个别地方雕前、中、后三排。在大部分壁面，各排的小千佛像均为正坐之姿。但在有的壁面，小像为身体略侧的坐姿，且身体相互叠压，可能是为了雕刻更多像的一种设计。位于中、后排的小像均利用前排像的剩余空间来插空刻成，使观者有一种纵深的空间感。绝大多数小像为结跏趺坐，双手于腹前施禅定印。有一身小像呈双腿倚坐之姿，别的像则一腿盘坐、一腿弯曲支起。前排小像均坐于重瓣仰莲台上。据麟游县博物馆的统计，千佛壁的造像共计1021尊。众小千佛在头身比例上均头部显大，衣纹刻划没有写实感。在千佛壁上层中部大龛右侧二立菩萨的右下侧的众小千佛之间有一身体量较大的坐佛像，高58厘米，表面已残损，但仍可识其原形为一结跏趺坐佛，身下有仰莲台，着右袒式大衣。该佛像与其四周的小佛像没有明显的打破迹象，可能也属第二期的作品。但该佛像也有可能是第一期的作品，并被第二期千佛的捐资者们特意保留。与别的地区石窟或摩崖发现的较为整齐划一的千佛壁相比，喇嘛帽山的千佛壁在众小千佛的造型、服饰、动作等方面均表现了多样性，总体场面活泼生动。现略述几种不同的小千佛造型如下：

图一八 陕西彬县大佛寺石窟第14号（罗汉洞）立菩萨像(采自常青《彬县大佛寺造像艺术》)

图一九 千佛院第4号千佛壁千佛像局部（徐亚莉摄）

其一：结跏趺坐，左腿在前，双手于腹前施禅定印；头顶有肉髻与螺形发髻；身躯较瘦，不显身段。身着交领式大衣（图一九）。

其二：基本特征同其一，双手交拱于腹前，双腿呈倚坐之姿（图一九）。自唐代以降，倚坐佛像多表现下生的未来佛弥勒，如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唐高宗咸亨四年（673年）完工的惠简洞主尊弥勒佛等［23］。因此，这尊像应表现弥勒佛。

其三：头部特征与大衣样式同其一，为右腿盘坐、左腿弯曲支起，以双手抚左腿膝部（封二，2）。有的则为左腿盘坐、右腿弯曲支起。

其四：腿姿同其三，双臂弯曲，以右手抚腹，以左手抚胸（封二，2）。

其五：结跏趺坐，双手下抚双腿，头顶有肉髻与螺形发髻；双臂间有衣纹，袒裸丰胸与大腹（封三，2）。结合了肥胖罗汉与佛像的特点。

图二〇 陕西子长县钟山石窟第三窟前壁地藏像（采自《中国石窟雕塑全集5—陕西宁夏》）

其六：动作与服装同其五，也为丰胸大腹，但头顶没有肉髻与螺形发髻，为罗汉式的光头（封三，2）。

其七：其本特征同其一，不同者为以右手在胸前施无畏印（封二，3）。

其八：头戴五仰莲瓣式冠，身着右袒式大衣，结跏趺坐（封二，3）。五仰莲瓣式冠不见于唐代，似自北宋时期开始被中国僧人使用，如陕西子长县钟山石窟第3窟前壁的北宋僧样地藏像，高115厘米（图二〇）［24，25］。这尊像也可能表现僧样地藏菩萨。

其九：头顶有肉髻与螺形发髻，结跏趺坐，着右袒式大衣（封二，4）。

其十：基本特征同其九，不同者为双腿呈蹲坐之姿（封二，4）。

其十一：基本特征与服饰同其一，不同者为以双手相拱于胸前，不露双手（图二一）。

其十二：为光头罗汉形像，双手合十或交拱于胸前，胸前有衣襟相交，但却双臂裸露。结跏趺坐（封三，4）。

其十三：头顶有肉髻与螺形发髻，结跏趺坐，双手合十于胸前。上身袒裸，下身着长裙，似菩萨像。但却在双肩处各披覆一块衣襟（封三，3）。有的在双肩处不披覆衣襟，并以右手抚腿、左手抚胸。

第二期工程的年代可以从一些小千佛像的图相特征来判定。综上可知，这处千佛壁中的千佛以典型的佛的形像为主，以头顶有肉髻与螺形发髻、结跏趺坐为其标志。这些佛像的基本服装为交领式大衣，是中国传统式服装，并不流行于其它地区的各时代佛教艺术，应为此时麟游佛教艺术的地方特色。一些佛像仍保持着传自印度的袒裸右肩右臂式大衣。也有变异了的佛的形像，如头顶有肉髻与螺形发髻，但却裸露上身，似菩萨装束，为佛与菩萨相结合的特点。这也是其它地区佛教艺术所不见的现象，似为麟游的另一地方特色。另外，大量的罗汉像加入了这个千佛行列，与佛并坐于前排、或后排、或中、后排，显然具有佛的功能。有的罗汉像具有丰胸大腹的特点，则是来自北宋以来流行的布袋和尚图相传统，可见于传为北宋名画家崔白绘于约1070年的石刻线画布袋和尚立像［26］，以及浙江杭州飞来峰南宋（1127～1279年）雕成的第68龛布袋与十八罗汉像［27］。相反，中国传统的罗汉像则没有这种特点。另一项有助于判定年代的小像是千佛壁中出现的僧样地藏，它的五仰莲瓣式冠出现在入宋以后的中国佛教艺术界。因此，千佛壁的第二期工程，即千佛图相的雕刻，可定在北宋时期。这是结合了佛、菩萨、罗汉功能的千佛壁，还有中国化了的罗汉与菩萨图相，体现了十世纪以后中国佛教艺术世俗化的趋势［28］。

图二一 千佛院第4号千佛壁千佛像局部（徐亚莉摄）

图二二 千佛院第5号一小龛四坐佛像

四、第5号龛

沿千佛壁的绝壁北去约50米许，崖间还凿有二圆拱小龛，均约依北面南，编为第5号（图二三）。其中左侧一龛高31、宽45厘米，未完工，仅凿出三像大体轮廓，并身下长方形台座。三像可识为结跏趺坐佛并二立胁侍像。

图二三 千佛院第5号二小龛立面与剖面图

右侧一龛高22、宽65厘米，内雕四身结跏趺坐佛像并列（图二二）。四坐佛高18厘米许，头顶有馒头形肉髻，在肉髻前部出露一圆珠状物。肉髻与发髻表面打磨光滑。四佛头部均显大，面相胖圆，身体胖瘦适中。三佛双手施禅定印于腹前；左起第二身以右手抚右腿，似施降魔印，以左手斜置腹前。四佛均身着双领下垂式大衣，衣纹刻划不写实。右二坐佛身下有矮台座。龛的内壁有凿痕，没有打磨。

根据佛像的制作传统，佛头顶的肉髻前部出露一圆珠状物，约起源于唐代晚期，而流行于宋代，如图四所示的陕西黄陵县开凿于北宋时期的万佛寺石窟中的倚坐弥勒佛像。因此，第5号的四身坐佛像大约雕成于北宋，与第4号的二期工程千佛像的雕造基本同期。但与第4号千佛像相比，第5号的四佛则具有典型的北宋风格，而少有麟游地方特色。

第5号的造像题材可能属密教尊崇的五方佛中的四方佛。南天竺师子国僧人不空（705～774年）译《摄无碍大悲心大陀罗尼经计一法中出无量义南方满愿补陀海会五部诸尊等弘誓力方位及威仪形色执持三摩耶幖帜曼荼罗仪轨》载密教的五母部室主毗卢遮那如来，金刚部主阿閦如来，宝部主宝性如来，莲花部主无量寿如来，羯磨部主不空成就如来［29］。不空译《观自在菩萨说普贤陀罗尼经》中述四方佛为“东方阿閦如来，南方宝幢如来，西方无量寿如来，北方天鼓音如来。”［30］五方佛也是密教胎藏、金刚两界曼荼罗中崇拜的主要偶像。按中印度僧人善无畏（637～735年）、唐僧一行（683～727年）译《大日经》卷五《入秘密曼荼罗位品第十三》述胎藏界曼荼罗中的主要崇拜对象为中尊大日如来（即毗卢遮那），东方宝幢如来，南方开敷华王如来，北方鼓音如来，西方无量寿如来［31］。据日本京都高山寺藏本《秘藏记》载：金刚界曼荼罗以大日如来居中，以东方阿閦、南方宝生、西方无量寿、北方不空成就佛围绕。因此，第5号的四佛坐像很可能是密教五佛中的四方佛像。致于中尊大日如来的位置，在此有两种可能性。1，最初的设计仅为四方佛；2，五佛的中尊可能是左侧那个未完成龛内的主佛。

五、小结

九成宫给唐代麟游地区带来了文化与宗教的繁荣，也给千佛院的创建带来了机遇。从第2号窟内三身坐佛像的唐高宗时期风格来看，千佛院的开创约在唐高宗执政年间，这也正是唐九成宫的盛期与唐代佛教艺术高峰期的开始。武则天执政之后，九成宫逐渐荒芜，但千佛院的香火仍继续发展着，并在中唐时代的八世纪晚期相继雕凿了第4号千佛壁的主龛像与第3号大龛的等身立佛像。到了北宋时期，当地的佛教徒又开凿了第1号龛与第5号的二小龛，以及第4号千佛壁主龛之外的带有地方风格的众小千佛像。这些窟龛造像为我们研究唐代麟游地区佛教艺术的发展，特别是初唐、中唐至北宋时期关中一带的佛教艺术成就，以及时代风格与地方特色的有机结合，都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千佛院寺址发现的清光绪二十八年《创修百尺崖千佛寺记》表明到了二十世纪初期，千佛院的佛教活动仍在运行着。而它的荒废应该是在1902年以后。

［1］常青. 陕西麟游县东川寺、白家河、石鼓峡的佛教遗迹[J]. 考古, 1996（1）：46-52.

［2］常青. 陕西麟游慈善寺石窟的初步调查[J]. 考古，1992（10）：909-914.

［3］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等编著. 慈善寺与麟溪桥[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4］常青. 陕西麟游青莲山寺摩崖造像调查 （待刊）；陕西麟游蔡家河佛教摩崖龛像 （待刊）。

［5］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陕西麟游的摩崖造像和石窟[J]. 文物参考资料，1958（11）.

［6］参加者有麟游县博物馆的刘琳、魏益寿。百尺崖极为险峻，荆棘丛生，山路难寻，若没有他们的帮助与指引，笔者不可能完成此次调查，在此深表谢意！

［7］同[3]：192，193.

［8］中国石窟雕塑全集编辑委员会. 中国石窟雕塑全集4-龙门[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图版103.

［9］刘慧达. 北魏石窟中的三佛[J]. 考古学报，1958（4）.

［10］贺世哲. 关于十六国北朝时期的三世佛与三世佛造像诸问题（一）[J]. 敦煌研究，1992（4）.

［11］同[1]：49-51.

［12］同[1]：47-48.

［13］常青. 彬县大佛寺造像艺术[M]. 北京：现代出版社，1998：129，130，131，139.

［14］大正藏（51）：958a.

［15］大正藏（51）：964a.

［16］大正藏（52）；420a.

［17］大正藏（52）：508a.

［18］大正藏（52）：514a.

［19］麟游县博物馆对千佛壁的测量数据与笔者不同，为总长900、高390厘米。从本文发布的照片可知，千佛壁上的许多小佛像在笔者调查的1990年就被不法之徒凿掉了头部。笔者感觉现在的保存状况恐比当年更令人担忧。

［20］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員会编. 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4-隋唐雕塑[M].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图版45.如出自安邑佛寺的唐开元十四年（728年）石雕阿弥陀佛坐像，现藏山西省博物馆。

［21］同[13]：181-182.

［22］同[1]：47-48.

［23］中國石窟雕塑全集编輯委員會编. 中國石窟雕塑全集4-龍門[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图版145.

［24］国石窟雕塑全集编辑委员会编. 中国石窟雕塑全集5-陕西宁夏[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图版100.(前辈学者将此像定名为“药师佛”，实因误判该地藏双手所捧的宝珠为药钵的缘故。在中国历代佛教艺术中，从不见有僧装药师像。此像的僧装与僧冠十分明显，且双手捧宝珠，为地藏菩萨所持物之一。)

［25］常青. 龙门石窟地藏菩萨及其有关问题[J]. 中原文物，1993（4）：27-34.

［26］Alexander Soper. Kuo Jo-hsü’s Experience in Painting. Washington, D.C., 1951：卷首插画。该拓本显示有元祐三年（1088年）苏轼的题记。

［27］高念华. 飞来峰造像[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图版77.

［28］常青. 从飞来峰看十世纪以后中国佛教信仰与艺术的转型[J]. 燕京学报，2006 (新21期)：189-226.

［29］大正藏（20）：129c-130a.

［30］大正藏（20）：21a.

［31］大正藏（18）：36c.

（责任编辑 张鹏程）

Buddhist art in Shaanxi, Tang Dynasty Buddhist art, Linyou, Grottoes, Buddhist statues, Cliff statues

The Thousand-Buddha Monastery in the Lamamao Mountain is an important Buddhist site in Linyou County, Shaanxi Province. This article is a report of the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and presents basic information about the Buddhist grottoes, niches, and statues at the site. The site includes three seated Buddha fi gures in the cave (No.2) dating to the Emperor Gaozong (r. 649～683) period, or the early Tang Dynasty. The main imagery niche of the Thousand-Buddha cliff (No.4) and the life-sized standing Buddha fi gure (No.3) was carved in the late eighth century, or in the middle Tang Dynasty, and the imagery niches in No.1 and No.5 cave, as well as the Thousand-Buddha fi gures of No.4 (with typical Linyou regional folk style) were made in the Northern Song (960～1127) period. Those grottoes and cliff statues investigated provide precious material for the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t art from the early Tang to the Northern Song in Guanzhong surrounding the area of present-day Xi’an, the central region of the Tang Empi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