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甲午战争后福泽谕吉的朝鲜观

董顺擘

（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天津　300191）

论甲午战争后福泽谕吉的朝鲜观

董顺擘

（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天津300191）

甲午战争后，在朝鲜出现了日俄争夺的局面，相继发生了乙未事变和俄馆播迁等重大事件。期间，福泽谕吉阐述了对朝鲜的认识，并为日本“改革”朝鲜积极地出谋划策。乙未事变发生后，其极力为日本在事件中的罪行进行辩解，并劝说日本贷款给朝鲜，希望以经济手段达到控制朝鲜的目的。俄馆播迁的发生则使俄国在朝势力进一步膨胀，面对这种形势其主张由此前日本单独“改革”朝鲜转变为可以同其他国家共同进行，并暗示日本不会放弃既定的朝鲜政略。此后，为达到缓和日朝关系、增强日本在朝影响力的目的，其又提出了向朝鲜移居日本人的“移民论”。这一时期，福泽谕吉的朝鲜观几乎自觉地追随了日本的对朝政策，对朝鲜表现出极端的蔑视。

福泽谕吉乙未事变俄馆播迁 “移民论” 朝鲜观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于1895年4月17日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自此，朝鲜在名义上获得了独立自主的国际地位。6天后发生的“三国干涉还辽”动摇了日本在朝鲜的地位，朝鲜出现了日俄争夺的新局面，相继发生了乙未事变、俄馆播迁等重大事件。

福泽谕吉（1835—1901）虽被誉为日本近代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但其同其他日本近代知识分子一样亦未能超越历史的局限性，在其思想中后期曾积极鼓吹对朝鲜、中国等亚洲近邻进行侵略的军国主义思想。甲午战争后，福泽有关乙未事变、俄馆播迁的评论以及提出的向朝鲜移居日本人的“移民论”就大体上追随了日本的对朝政策，并为日本“改革”朝鲜积极地出谋划策。

一、乙未事变期间福泽谕吉的对朝认识

由于俄国参与“三国干涉还辽”后在朝鲜的势力和影响越来越大，闵妃一族希望通过俄国来牵制日本，逐渐成为亲俄派。此时，在朝鲜的亲日派政权受到了威胁，由此使日本感到其所主导的朝鲜内政“改革”受到了挫折。日本为了挽回失败，密谋在朝鲜实施了一系列对策。

1895年10月8日，新任日本驻朝公使三浦梧楼率领日本士兵、浪人，挟持大院君进入王宫，当场杀死了闵妃，并焚尸灭迹。这就是举世震惊的乙未事变。乙未事变充分地暴露出日本作为近代军事封建性国家的野蛮和残暴。

了解乙未事变的报道后，福泽希望对事件调查清楚，并对相关人员进行处罚，“向世界表明事情之真相”。［1］（P304-305）然而，随后福泽对日本人在乙未事变中杀害闵妃一事进行了辩解，认为“在外之部分日本人不足以代表日本国之真相”，“此次在朝鲜之部分我日本国人，如不知本国之方针，与朝鲜内乱有关，其罪原本不被允许，不可饶恕”，但日本不会因为一时的嫌疑而改变永久的方针。原本日本希望的只是朝鲜的独立，或自己独立，或由他人帮助独立，只要具备了实际的独立之实，就不会进行妨碍。因此，日本人所期待的只是“为了东洋之治安，保全邻国之独立，此方针永远不变”。［2］（P312-314）

关于乙未事变的善后对策，福泽指出朝鲜应该巩固新政府，政府巩固了国内外的议论自然会消失。［3］（P379）事变只是一时的骚乱，同事变有关的日本人已交由本国的法庭判决，对相关朝鲜人也不必再追究，使人心安定才是好的策略。同时，大院君留在宫中影响国王自由地发表意见，让其返回宅邸，作为善后对策是最恰当的处置，但若要实行这样的政策，必须使用兵力。［4］（P388）

对于乙未事变后的朝鲜近况，福泽认为以朝鲜人的力量维持国家的独立不能使人放心，［5］（P327）指出“今日之朝鲜恰如粪土之墙腐败透顶，虽有政府，但统治毫无威严，常备之兵徒有其名，甚至连草贼亦不能控制，若仅有三五十名之壮士就欲夺取政权攻取王城。今日之政府非明日之政府，昨日发出之敕令今日取消，今日取消之法律明日又复活，罪人并非罪人，功臣并非功臣，虽然存在国家之形式，其实等于已经亡国，八道恰如暴政之古战场，如茫茫之原野，又如车夫马夫之巢穴”。“具备亡国之实并未亡国，已乃例外，例外之变乱亦不足为奇”。［6］（P332-333）

对于朝鲜政府财政上的困难，福泽指出日本应该贷款给朝鲜政府，帮助其财政独立，但其“交给朝鲜人不会达到目的，一切应由日本人来负责，最终完成后再交给朝鲜政府”。朝鲜人有偿还贷款的能力，若日本政府不贷款给朝鲜的话，其他国家会趁此次良机贷款给朝鲜。［7］（P367-371）

可见，乙未事变发生后福泽极力为日本进行辩解，以此来掩盖日本的罪行，并对朝鲜表现出极端的蔑视。同时，由于策划乙未事变并没有改变日本在朝鲜的状况，因此当朝鲜遇到财政困难时，福泽又劝说日本政府贷款给朝鲜，希望以经济手段达到控制朝鲜的目的。

二、俄馆播迁期间福泽谕吉的对朝认识

甲午战争刺激了俄国对东亚的侵略，开始采取积极的东亚政策，因此朝鲜和中国东北此时就成了俄国政策的焦点。“三国干涉还辽”后，俄国取代了中国，在朝鲜的势力逐渐扩大，摆出了在朝鲜要与日本决一雌雄的姿态。［8］（P294）如前所述，由于俄国在“三国干涉还辽”后在朝鲜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日本为了挽回败局，密谋实施了乙未事变。

由于日本制造了乙未事变，激起了朝鲜国内人民的痛恨，俄国利用这一大好时机对高宗进行了政治拉拢。1896年2月，俄国通过李范晋、李完用等亲俄派大臣说服了高宗，并陪同高宗来到俄国公使馆进行避难，史称“俄馆播迁”。俄馆播迁的发生反映出国王及其近臣对日本干涉朝鲜的不满，同时也使俄国在朝鲜的势力进一步膨胀，与此相比日本在朝鲜的影响力则进一步降低。由于日俄两国在朝鲜的争夺，朝鲜政府内部便出现亲日派与亲俄派之间的政治倾轧，给朝鲜政局带来了激烈的动荡。

福泽认为俄馆播迁是对乙未事变的复仇，其性质也完全相同。他说，乙未事变是金弘集一派得到日本人的后援企图变革政府而实施的事变，与此相反，以国王为中心反对前政府之辈，依靠俄国人的力量谋求复仇，达到了目的。［4］（P387）福泽掩盖了乙未事变的真相，将责任推卸给了金弘集一派，同时将俄馆播迁说成是和乙未事变性质相同的事件，可见福泽同样企图把俄馆播迁的责任全部推卸给朝鲜，同时否认俄国在俄馆播迁中的责任，避免日俄之间因俄馆播迁而发生冲突。

俄馆播迁发生后，对于“宫中、府中同时在其使馆中，政令全部由使馆中发出，朝鲜政府同俄国公使馆完全如同一物”，福泽认为这样的情况对日本人不利。对于事变的处理，福泽指出作为善后对策应先由朝鲜提出，征求各国使臣的意见，或者日本先确定本国的意见，然后再和各国当局者协商确定，“首先让国王返回王宫，明确政令之出处，如兵力一事，可使用日本之军队，亦可使用其他国家之军队，任何一个皆无妨。总之，按照前回之方法实施善后之手段，勉强保持朝鲜之和平乃当下紧要之处置”。［4］（P389-390）

此时，在现有的国力条件下，日本无法对抗俄国，只能通过外交协商来取得日俄在朝鲜势力的均衡。2月25日，日本代理外相向小村寿太郎公使传达了日本关于对俄协商的基本方针，指出此基本方针可以结束俄国的支配地位，扭转“颓势”，实现日俄对朝鲜的共同“保护”和“监督”。［9］（P201-202）

对此，福泽也改变了此前由日本单独“改革”朝鲜的主张，指出事到如今也可以同其他国家共同“改革”朝鲜，此前的“独力”说法只是针对中国而提出的。［10］（P390）日本没有“独力”担任扶植朝鲜，取得侠义之名的幻想，同时也没有吞并它并把它变为属国的野心，目的只在于“改革”其国事，“引导”其走向文明。首先要“改革”政治，由朝鲜人自己进行改革的话不可能达到目的，必须由他国“帮助”进行，无论是哪个国家，“商卖贸易上之利益自然归日本”。福泽解释了这样认为的原因，称日朝两国之间地理上接近，又是“同语之国”，风俗习惯也略有相同。“我辈把商卖贸易上长远之利益作为目的，改革他国之国事，仅乃欲让其人民步入文明之门。在达成此目的之愿望上，与任何一个国家共事皆不会拒绝”。［11］（P392-394）面对俄国在朝鲜的优势地位，福泽作出了妥协，对朝鲜的“改革”由日本单独进行转变为希望同他国共同进行。同时，福泽以所谓的“把商卖贸易上长远之利益作为目的”为借口掩盖日本“改革”朝鲜的真实目的。

此后，福泽又分析了朝鲜的现状。福泽指出“观今日朝鲜之状况，与日本完全相反，开国以来已二十余年，其国事仅乃更加紊乱，丝毫亦未见改进之实，如近来之事态，几乎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名虽乃独立国，然而可谓实际已亡国。将来之命运果真会如何？若以我辈所见，必须说毫无希望”。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国民之气质几百年来儒教中毒之结果，已经腐败透顶，决不见进取之精神，如其贵族士大夫之辈，其所见仅在于一身之私利，丝毫亦不为国家考虑”。［12］（P422）

10月7日，在《事实可见》一文中，福泽再次对朝鲜的现状发表了看法，指出朝鲜的独立不仅徒有其名，如果使用更合适的语言来说的话，是“未构成国体，可谓国非国”。现在的国王虽改称皇帝，但借住在俄国公使馆，即使称皇帝对外也不能增加威严。通过此事可以了解朝鲜的国情，本来朝鲜人是数百年来陷入“儒教中毒症”的人民，虽然口中常常说仁义道德，但其内心的腐败、丑秽难以名状，“上下一般，皆乃伪君子之巢穴”。因此，“背信违约乃他们之天性”，如果是以朝鲜人作为对手的约定，从最初就应该觉悟到是无效的。［13］（P132-133）

文中，福泽指出朝鲜迟早要依靠日本。他说，朝鲜人没有自信自立之心，依赖中国，于是上演了干涉其内政的举动。现在朝鲜只管依靠俄国，但只是出自两三个掌握权力者的私情，绝不会持久。不用怀疑，早晚会有因势力的强弱而依赖日本之时。同时，福泽还对日本政府进行了劝告，指出“所有关于朝鲜之事，不管其对手为谁，不要重视约定之空文，要有他日收到实际利益之思想准备才乃重要的”。［13］（P133-134）

俄馆播迁的发生，使俄国的在朝势力进一步膨胀，面对这种形势福泽的主张由此前的单独“改革”朝鲜转变为可以同其他国家共同进行。福泽还指出朝鲜“早晚会依靠日本”，对朝鲜表现出极端蔑视的同时，还暗示日本不会放弃既定的朝鲜政略，同时这也预示日俄之间将会因朝鲜问题而发生更大的纠纷。

三、向朝鲜移居日本人的“移民论”

早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朝鲜政略论［14］（P61-64）中以及在解决防谷令事件［15］（P127-129）时，福泽就已经提出了向朝鲜移居日本人的“移民论”，俄馆播迁后对这一主张又进行了集中的阐述。此时，福泽的“移民论”可以看作是其为了挽救乙未事变后面对日本在朝势力的减弱而提出的一种策略。

福泽认为此前日本关于朝鲜问题都充满了“侠义之心”，今后要打消此念头，目前所要做的是“在他等之眼前展示实物让其逐渐自己领悟”。所谓实物“既非顾问官，亦非练兵之教师，而乃将尽量多之日本人移民至内地同朝鲜人杂居一事”。福泽对日本人移民朝鲜的主张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说，“不管是俄国人来、英国人来，还是朝鲜政府如何变化，在政治上毫无关系，只管移住多数之日本人，从事殖产兴业，与朝鲜人民杂居，往来接触之间逐渐开发其智识，努力开发其富源，共同利用天赐之富源”。日本移民耕种其土地的话，租税按照其国法的规定支付，租税以外的征收全部拒绝，要守卫自己的私权。与之杂居的朝鲜人等目睹后，“自己发奋，逐渐促进政治、法律之改革乃必然之趋势，此即乃在眼前展示实例，引导他等之方法”。［16］（P327-330）

关于日本向朝鲜移民的目的，福泽指出“朝鲜贸易繁荣昌盛之最大受益者乃我们日本人，我辈之目的乃以日本人之力开发其富源，繁荣贸易，自利之同时利他，共同享受天赐之利益的同时，不知不觉间感化朝鲜人，仅乃希望使其达到文明之领域”。［16］（P331）福泽掩盖了他所提出的“移民论”的真实目的，即向朝鲜移民可以增强日本在朝鲜的影响力。

福泽认为僧侣有必要同日本人民一起移民到朝鲜，“开拓未开之地，教化其人民，利用宗教并非我辈之新发明，乃西洋人常常采取之手段”，“可谓拓殖事业之开端在于宗教”。宗教的作用不仅在于感化未开的人民并引导他们，还可以缓和自国移民的心情。日本移民“同未开化之人民相接触之际，有不可避免之弊端，控制他之方法不外乎乃利用宗教之力量抑制其风气”。［17］（P345）

福泽又阐述了宗教在朝鲜可能发挥的作用，称“宗教恰如无形之警察”，宗教家可以在缓和风气、控制感情上发挥作用。同时，福泽提醒日本僧侣要“努力发奋，重要的乃要有发扬其功德之觉悟”。［17］（P346）

在此期间，为了消除朝鲜人对日本人的不信任，福泽还曾发表《应该让亡命人回国》一文，希望日本政府让亡命于日本的朝鲜人回国，使日本更容易接近朝鲜。［18］（P336-338）

甲午战争后，福泽的朝鲜观除提出向朝鲜移民的主张外，其他方面和甲午战争时期一样，也几乎自觉地追随了日本的对朝政策。乙未事变发生后，福泽极力掩盖事情的真相，这与日本没有真正追究主谋者责任的政策完全一致，其朝鲜观又恢复到了“三国干涉还辽”之前对朝鲜的极端蔑视。俄馆播迁发生后，福泽主张可以同其他国家共同对朝鲜实行“改革”，可以说彻底宣告了其此前所主张的由日本单独进行的“朝鲜改革论”的失败。此后，福泽又提出了向朝鲜移居日本人的“移民论”，希望以此来达到缓和日朝关系、增强日本在朝影响力的目的。

［1］事の真相を明にす可し（1895年7月15日）［A］.慶応義塾.福澤諭吉全集：第15巻［M］.東京：岩波書店，1961.

［2］朝鮮の独立（1895年10月23日）［A］.慶応義塾.福澤諭吉全集：第15巻［M］.東京：岩波書店，1961.

［3］朝鮮政府の顚覆（1896年2月15日）［A］.慶応義塾.福澤諭吉全集：第15巻［M］.東京：岩波書店，1961.

［4］朝鮮事変の善後策（1896年2月26日）［A］.慶応義塾.福澤諭吉全集：第15巻［M］.東京：岩波書店，1961.

［5］朝鮮近事（1895年11月28日）［A］.慶応義塾.福澤諭吉全集：第15巻［M］.東京：岩波書店，1961.

［6］二十八日の京城事変（1895年12月7日）［A］.慶応義塾.福澤諭吉全集：第15巻［M］.東京：岩波書店，1961.

［7］朝鮮政府に金を貸す可し（1896年1月23日）［A］.慶応義塾.福澤諭吉全集：第15巻［M］.東京：岩波書店，1961.

［8］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M］.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9］曹中屏.朝鲜近代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

［10］朝鮮平和の維持策（1896年2月27日）［A］.慶応義塾.福澤諭吉全集：第15巻［M］.東京：岩波書店，1961.

［11］対朝鮮の目的（1896年3月3日）［A］.慶応義塾.福澤諭吉全集：第15巻［M］.東京：岩波書店，1961.

［12］一国の隆替偶然に非ず（1896年5月1日）［A］.慶応義塾.福澤諭吉全集：第15巻［M］.東京：岩波書店，1961.

［13］事実を見る可し（1897年10月7日）［A］.慶応義塾.福澤諭吉全集：第16巻［M］.東京：岩波書店，1961.

［14］董顺擘.试析甲午战争前福泽谕吉的朝鲜政略论［J］.北华大学学报，2015（1）.

［15］董顺擘.浅析福泽谕吉对朝鲜防谷令事件的评论［J］.社科纵横，2016（3）.

［16］対韓の方略（1898年4月29日）［A］.慶応義塾.福澤諭吉全集：第16巻［M］.東京：岩波書店，1961.

［17］朝鮮移民に付き僧侶の奮発を望む（1898年5月15日）［A］.慶応義塾.福澤諭吉全集：第16巻［M］.東京：岩波書店，1961.

［18］亡命人を帰国せしむ可し（1898年5月3日）［A］.慶応義塾.福澤諭吉全集：第16巻［M］.東京：岩波書店，1961.

董顺擘（1978年—），男，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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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9106（2016）08-010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