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 钢,薛璞喆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在中国古代学术史发展中,刘勰的《文心雕龙》、刘知几的《史通》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是三部有着继承关系的学术理论著作,其中章氏的《文史通义》对中国古代学术史做了最为全面的总结阐释,堪称集大成者。回眸历来围绕章氏《文史通义》的研究,学者们往往从中国古代史学史的角度展开论析,而少有从中国古代学术史的视野探究章氏《文史通义》学术思想价值和意义的成果。笔者认为,尽管章氏用《文史通义》名其著作,但他的精辟论述实际上已超越了文学与史学通义的范畴,所谓“典籍文章为学术源流之所自出”,[1](卷6,P655)故非常有必要从中国古代学术史的视野重新加以阐析。本文试就章氏“交相裨益”学术观念的内涵和影响展开讨论,以期揭示章氏《文史通义》学术思想的主旨。
章学诚“交相裨益”学术观念的提出,是建立在对中国古代经、史、子、集学术成果重新梳理和汇通明义基础上的,也理应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一脉相承至晚清的时代产物。相对于近代留学西洋的学者所带来的学术观念,章氏的学术观念明显打上了传承与演进的烙印,这主要体现在他依然从传统的文、史角度去找寻中国古代学术史发展的轨迹和蕴含其中的思想精义,试图成为经世致用的着力点。因此,探析章氏“交相裨益”学术观念的形成,就有必要考察他对传统四部之学、已有学术理论和现实学术风气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