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达
近代以来的外国文学汉译中,无论就翻译总量还是影响力而言,英国文学无疑极为重要。从林纾到当代翻译家,不仅提供了一大批英国文学经典,更重要的是,遵循主流英国文学史观,建构了统一的英国文学概念。这样的汉译历程及其结果,与英国文学史的事实真相出入很大,其中1707年之前就有独立的苏格兰文学,而“联合法案”之后,苏格兰文学并未充分融入大不列颠文学,从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司各特(SirWalter Scott,1771-1832)、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1859-1930),到斯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1850-1894),都保持了顽强的苏格兰认同,其民族诉求通过文学作品表达出来,并以不同方式影响了英格兰的作家。而这正是主流英国文学史家刻意屏蔽或模糊的。百余年按主流英国文学史观汉译,使得苏格兰文学的主体性难以得到正常的再现。
一
近代外国文学进入中国的大势中,英国文学译介最早,早期传教士率先引入①关于晚清英国文学汉译起源问题,参见牛津大学哲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黎子鹏助理教授著作《经典的转生:晚清<天路历程>汉译研究》(香港基督教中国文化研究社,2012年版)第二章。,继而中国人主导翻译,规模越来越大,成为翻译总量最大的外国文学之一。有意思的是,其中很多来自苏格兰。光绪二十二年(1896),《时务报》刊行张坤德所译苏格兰作家柯南·道尔四篇侦探小说,总题为《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即《英包探勘盗密约》、《记伛者复仇事》、《继父诳女破案》、《呵尔唔斯辑案被戕》等,科举制尚存或废除不久之际,中国文人很快酝酿出热衷阅读福尔摩斯探案的“福尔摩斯热”,几乎与英国同步,之后长盛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