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清史”论争：从何炳棣、罗友枝论战说起

徐 泓

1967年，何炳棣在美国亚洲研究学会的一个小组会议上，发表“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刊载于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6，No.2.Feb.，1967)。①陈秋坤译：《清代在中国史上的地位》，《史绎》，第5期(台北：台湾大学历史学系，1968)，页60-67。又《陈秋坤教授在〈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后写的附记》，http：/ /okplaymayday.pixnet.net/blog/post/41816017，2015.08.30下载。同年，何炳棣与邹谠合办一个为期十天的大型中国问题国际研讨会，讨论中共政治与国际问题，并论述中国的历史传统。何炳棣以《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为基础，将讨论的时段扩及整个中国历史，题为“Salient Aspects of China’s Heritage”(《中国历史遗产的几个值得思考的显著特色》)，分析中国具有现实意义的历史遗产。②Ping-ti Ho，“Salient Aspects of China’s Heritage，” in Ping-ti Ho ＆ Tang Tsou.(ed.)，China in Crisis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8)，Vol.1，Book 1，1-92.这次发言得到当时汉学界的普遍认同，却在三十年后引发了一场论战。

何炳棣从兴与衰的对立面讨论清代的重要性以及其局限，并延伸出传统中国制度与儒家文化解体的议题，其论点包括：(一)历代中国的疆域，基本上是以长城以内的本部十八省为主，汉、唐、元疆域虽扩及中亚甚至更广阔，但都不能维持长久；只有清朝，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努力经营，将长城以外的东北、蒙古、青海、宁夏、新疆、西藏纳入实际统治的版图，结成一个以汉、满、蒙、回、藏、苗为主的多民族国家，而为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及1949年建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继承。(二)传统中国官方人口总数，汉唐以前不过六千万，宋、明才超过一亿多，至康雍乾太平盛世，全国人口爆增，道光末年已增至四亿三千万，到1960年代后期中国人口已达七亿，不能不说是清代留下来的遗产。(三)清廷由于采用制度性的汉化政策，以程朱理学为汉化政策核心，有利于满族八旗封建政权向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演变；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征服王朝。(四)传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到清代臻于成熟，区域间经济与社会的整合，达到历史上的新高。(五)清代在物质文化、艺术、印刷和图书文库方面，取得丰富而辉煌的成就。(六)清朝由于人口爆增导致一连串当时的科技无法解决的经济难题；乾隆朝以后贪污侵盗公款的情况普遍而严重，盛世危机下，爆发白莲教乱及其他不断的民变；太平军之乱后，政治非中央化，地方势力兴起，中央无法掌控，加上大行捐纳制度以解决财政困难，却造成官僚制度的败坏；而且又遭遇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难以抗拒具绝对优势的西方强敌，最后导致衰亡的命运。

何文关怀的议题以及阐述历史脉络的方式，已经超越清朝断代的限制，可以说是从历史发展动因，及历史遗产造成现代中国危机的深层思考，对中国历史的长期发展的总结。此一观点在1970年代“帝制晚期”的学术讨论中，并未受到质疑，却在90年代西方汉学研究路数渐有更易之后，引起广泛讨论，甚至发展出所谓的“新清史论争”，其原因及过程值得深究。

一、“新清史”论争：何、罗论战与西方史学界的反应

过去对清朝有许多负面评价，主要受清末革命宣传反满，及将近代中国衰落的关键归咎于明清海禁、闭关自守以及箝制思想等因素的影响。何炳棣此论一出，读者咸以为其评价公正，每为清史研究者与教师所引用，大大地改变清代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近年来，受人类学家的族群理论、帝国主义理论及边缘和区域视角的影响，西方史学界开始批判欧洲中心论，改以中国中心观来进行中国史研究。但由于去核心与去霸权的学术走向，使得中国中心论仍无法满足学者的新需求；因此，他们进一步批判以汉族为主的中国中心观。于是有学者批判以汉族为中心的清史研究，倡议改以满族中心的角度治清史。①欧立德：《满文档案与新清史》，《故宫博物院学术季刊》，第24卷2期(台北，2006年)，页1-15。亦收入刘凤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377-393。李爱勇：《新清史与“中华帝国”问题——又一次冲击与反应?》，《史学月刊》，2012年第4期，页106-118。

“新清史”论争始自1996年罗友枝(Evelyn S.Rawski)当选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主席时的就职演讲：“ Presidential Address：Reenvisioning the Qing：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再观清代：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全文刊载于1996年11月出刊的《亚洲研究学报》(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第55卷4期。②另参见张勉励译：《再观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介绍一篇西方研究清史问题的论文》，《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页113-117、124。刘凤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页1-18，张婷译，李瑞丰校：《再观清代——论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译者云：“由于语境差异，删去‘清史和中国的民族主义’ 一节。”删去部分，互联网上流传两种补译版本：一为中正大学历史所硕士生王婷译、甘德星教授校定的版本 http：/ /ccumanchustudies.blogspot.tw/2014/11/blog-post＿13.html(2014.11.13)；一为山东大学笔名“乾隆皇帝专属微博”的研究生补译的版本(http：/ /www.weibo.com/p/1005051969647674/home?is＿search=0＆visible=0＆is＿tag=0＆profile＿ftype=1＆page=2＃feedtop (2015.07.31)。罗友枝不同意何炳棣对清廷 “汉化”问题的论断。他认为清王朝能维持近三百年的统治的关键，主要原因不在于“汉化”，而在于他们在不同地区采取不同文化政策。透过整合各种不同语言，信仰不同宗教，维持不同文化的民族和地区，清朝统治者将帝国打造成一个多元民族的国家；因此，能有效地处理与内陆亚洲蒙、回、藏、维等非汉族的关系，从而能良好有效地统治清帝国。

接着，知名的《国际历史评论》(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于1998年6月出了一期讨论清朝帝国主义的专号(Special Issue on Manchu Imperialism)。不久之后，所谓的“新清史四书”：《清代宫廷社会史》、《半透明之镜》、《满与汉》、《满洲之道》陆续出版，①新清史重要著作有：Evelyn S.Rawski(罗友枝)，The Last Emperors：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清代宫廷社会史》(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James A.Millward(米华健)， Beyond the Pass：Economy，Ethnicity，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1759-1864 ( 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贾建飞译，《嘉裕关外：175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北京：国家清史委员会内部刊印本，2006)。Pamela Kyle Crossley(柯娇燕)，A Translucent Mirror：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半透之镜：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与族性认同》，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Edward J.M.Rhoads(路康乐)， Manchus &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1861-1928《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和政治权力》(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0).Mark C.Elliott(欧立德)，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满洲之道：八旗制度和中华帝国晚期的族群认同》(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James A.Millward(米华健)，ed. The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新清帝国史：清朝在承德所建立的内亚帝国》( London：Routledge，2004).Peter C.Perdue(濮德培)，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中国向西迈进：大清征服中亚记》(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新清史”学派逐渐成形。②欧立德：《满文档案与新清史》。李爱勇：《新清史与“中华帝国“问题》。2004年，卫周安(Joanna Waley-Cohen)在《激进史学评论》(Radical History Review)全面评述“新清史”，“新清史”学派正式成形。③Joanna Waley-Cohen(卫周安)，“The New Qing History，” Radical History Review 88 (Winter，2004)：193-206.译文见董建中译：《新清史》，《清史研究》，2008年第1期，页109-116。

何炳棣认为罗友枝的批评漏洞百出，两年后强力反击。与罗友枝在同一份学报——《亚洲研究学报》上进行辩论，此即著名的《捍卫汉化：驳斥罗友枝的〈再观清代〉》一文出现的缘起。④Ping-ti，Ho，“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A Rebuttal of Evelyn’ s Rawski’ s ‘Re- 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7：1(Feb.1998)：123-155.张勉励译：《捍卫汉化：驳斥伊夫林.罗斯基的〈再观清代〉(上)(下)》，《清史研究》，2000年第1期，页 113-120；2000年第3期，页 101-110。何炳棣的文章以极大篇幅论述汉文化及汉化发展历史的各个方面，并讨论非汉族政权如何采用汉化政策，统治以汉族为主的中国。何炳棣说，国际学界依据汉文化的内涵和成就的丰富所作的总体评价是中国文明“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文明都广博和复杂”。⑤John K.Fairbank(费正清)and Denis Twichett(杜希德)，“General Editors’ Preface，”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1： The Ch’in and Han Empires，221 BC-AD 220(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v-vii.又说，汉化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进程，中国人不断引进吸收外来文化，包括今天的西方文化，并随着时代的变化调整，其影响力，由中国周边的东亚和东北亚扩展到全球。在此一过程中，中国的人本信仰，推己及人的文化本质，给异族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而汉族能虚心地、能动地借用外来的宗教、思想和物质文化，不断丰富文化的内涵，亦是汉化的主要力量。

何炳棣对于罗友枝的批评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以宏观、多面性的论题进行论述，罗氏却单就汉化这个单一主题来讨论，模糊原文的真实观点。何炳棣举出甚多罗友枝曲解原文论点之处，强调其基本论点是满族创造了一个包括满、汉、蒙、回、藏和西南少数民族的多民族国家，罗友枝却无视于此，在汉族和满族及非汉民族关系之间，构建一个错误的二分法。其次，罗友枝忽视满族之所以能够有效地统治人口最多、政治传统和文化最悠久的中国，在于他们成功地运用汉族传统和制度。其提出辽、金、元、西夏政权统治汉人与汉地，都只任用汉族官员，但在意识型态上都拒绝汉化的说法，⑥陶师晋生认为罗友枝的金代历史知识有限，对女真人尤其华北女真人汉化(陶师认为称“华化”较恰当)的史实并不了解却坚持己见。详见陶晋生：《宋辽金史论丛》(台北：联经出版社，2013)，页417-438，《金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片面而错误的。何炳棣《捍卫汉化》一文中特别分析辽、金、元、西夏这四个政权最终都采用汉文化和制度，甚至意识型态上以汉族五德终始的正统论合理化其政权。对此，何炳棣批评罗友枝忽视国际学术研究的共识，全然不顾各种前人研究中关于征服王朝要巩固其统治，汉化是不可避免的结论。何炳棣质疑罗友枝讨论中国历史文化，只强调少数的3%的民族，放弃对97%的汉族及其文化之关注，这样的论述怎么站得住脚?抛弃汉化因素，是无法理解清帝国统治成功原因的。

何炳棣批驳罗友枝之后，罗友枝并无回应，其他学者亦无多大反响。撰文响应的西方学者仅能举出寥寥数人，如：2003年，出身北京大学在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 UC Santa Barbara)校区任教的郑小威博士发表一篇 “ Sinicization vs.Manchuness：The Success of Manchu Rule”以赞同罗友枝的立场，讨论“新清史”论争的核心，述及美国对汉化问题的研究脉络。但司徒琳(Lynn A.Struve)主编，2004年出版，号称“新清史”新作的《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Time，Temporality，and Imperial Transition：East Asia from Ming to Qing.Honolulu，Hawaii：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4)论文集中，就看不到任何对何、罗论争的讨论或回应；似乎西方学界的“新清史”论争已沈寂下来。

反而是何炳棣的论点后继有人，尤其是华裔学者反应热烈，如赵刚(Zhao Gang)与黄培(Pei Huang)。2006年，赵刚在《近代中国》学报(Modern China)上发表《重造中国：清帝国意识形态与20世纪初近代中国民族认同的崛起》(“Reinventing China Imperial Qing Ideology and 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他指出满文的“Dulimbai Gurun” ( “中国”的直译)与汉文的“中国”在清朝官方文书中均指包括满洲、蒙古、西藏、新疆在内的大清帝国领土，外交文书如《尼布楚条约》 《恰克图条约》 满文本也都使用“Dulimbai Gurun”(“中国”)一词代表清帝国；因此，“新清史”将“中国”一词只等同于 “汉”的论断是不能成立的。①Gang Zhao(赵刚)，“Reinventing China Imperial Qing Ideology and 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Modern China 32 ：1 (January 2006)：3-30.赵刚的论点，也得到一些西方史家的响应，周锡瑞(Joseph Esherick)与白莲娜(Elena Barabantseva)先后发表同样的看法。②Joseph Esherick(周锡瑞)，“Empire，Nation，and Beyond：Chinese History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Times，”China Research Monographs 61(June 30，2006).Elena Barabantseva(白莲娜)， Overseas Chinese， Ethnic Minorities and Nationalism： De-centering China(London：Routledge，2010).泓按：当年乾隆在马戞尔尼来华时给英国国王的回信。关于“赴洋行发货夷商亦不得擅入省城”的规定，乾隆皇帝解释天朝此举的目的是“原以杜民夷之争论，立中外之大防”。在京城不许西人“妄行传教”，则是因为“华夷之辨甚严”。这里清楚透露乾隆指西方人为“夷”与“外”，而自己则居于“中”与“华”(中外、华夷)的位置。他已经不觉得自己是“夷”了。

2011年，黄培(Pei Huang)更出版了一本专书《满人的再定位：一项汉化的研究(1583-1795年)》 (Reorienting the Manchus：A Study of Sinicization，1583- 1795.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East Asia Program)，公开支持何炳棣。他论述了满洲人如何借用汉人的统治方法与生活方式，以及从努尔哈赤起兵至乾隆末年之间，满人在经济、法律、社会制度等方面的种种改变，强调此时的满汉交流并非单向的过程，满洲文化同样影响“汉文化”。满人并非完全的异民族政权，因为女真的汉化历程早在入关前就已开始。黄培与“新清史”的分歧主要是对汉化定义不同，他采广义的看法，认为满人虽仍保有满族的身分认同，但不妨碍其接受汉文化；而“新清史”学者的汉化定义则严格得多，他们认定汉化意味着满人完全接受汉文化与族群认同。对于“新清史”强调的内陆亚洲民族对清朝的重要性方面，黄培认为清朝统一中国主要靠汉人降将、降兵之力，蒙古军队作用不大。“新清史”学者及其支持者并不认同黄培的说法，欧立德批判黄培是汉文化汉字优越论者，认为黄培的“十八世纪以后，满人失去勇武精神成为懒散、挥霍的特权阶级”等观点，不过是护卫五十年代中国史家的老旧论调。虽然有赵刚、黄培等华裔学者的撰著支持，但其他大多数西方史家沉默的态度对待何炳棣的论点，可以说西方学者似乎已全面倒向“新清史”。③黄培著、董建中译：《满族文化的转向( 1583—1795年)·导言》，《清史研究》，2012年第3期，页 136-149。Mark C.Elliott，“Review of Pei Huang’s Reorienting the Manchus，”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54：4(2011)：584-588.蔡伟杰：《评黄培著〈满人的再定位〉》，《史原》，25(台北，2013.09)，页319-330。

二、“新清史”论争再起：两岸史学界的反响

2000年以后，随罗、何论争相关论著陆续的译介，两岸史学界注意“新清史”的人多了起来。定宜庄于2008年发表《由美国的“新清史”研究引发的感想》(《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呼应“新清史”，引起不少反响。2010年，刘小萌发表《关于“新清史”的几点看法》，阐明“新清史”在理论方法、研究角度和观点的创新，并提出应对之方。①刘小萌：《关于“新清史“的几点看法》，《近代中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http：/ /jds.cass.cn/Item/8536.aspx(2010.09.21)。刘小萌：《清朝史中的八旗研究》，《清史研究》，2010年第2期，页 1-6。其后，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刘凤云和刘文鹏选辑国外“新清史”的代表性论著，并汇集国内学术界的相关论述与评议，出版了《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另外还召开“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版了《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更引发讨论的热潮。

在这次会议中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将有关“新清史”的争论置于学术范围之内，避免将其政治化，在出版《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一书时将罗友枝批评何炳棣的文章中最富政治性的一节“清史和中国的民族主义”，以“语境差异”为由，完全删掉。大陆学者多强调清代的民族融合、政治整合和文化交流，与“新清史”学者注重清代的武力征服，强调民族特性与文化隔绝的论点形成对比。美国学者认为大陆学者有意迎合官方意识形态，有损学术独立，认为他们有民族主义支配的偏见。学术的目的并没有达成，反而招来更多非学术性的评论。西方“新清史”学者的观点得到一些大陆学者的回应和读者的关注，报章杂志和网络上的论争也就多了起来。

台湾学者也关注“新清史”的学术发展，中央大学的王成勉教授就于2006年发表《没有交集的对话——论近年来学界对“满族汉化”之争议》(汪荣祖、林冠群主编：《胡人汉化与汉人胡化》，嘉义：国立中正大学台湾人文研究中心，2006年版)。2013年，中央研究院由关注族群问题的台湾史研究所领头组织“新清史研究读书会”，研读西方“新清史”论著。2012年11月30日，中央大学人文研究中心汪荣祖教授召开“清帝国性质研讨工作坊”，约集了两岸清史学者十余人，讨论清帝国的性质，编成《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回应“新清史”》，于 2014年8月出版(台北：远流出版)。由于主编汪教授对“新清史”持批判立场，激起支持“新清史”的学者不满；这本书的出版，对大陆“新清史”的论争，无异火上添油。2015年4月12日，姚大力发表《不再说“汉化”的旧故事——可以从“新清史”学习什么》，在《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挑战汪荣祖的观点。接着汪荣祖于5月17日发表《为“新清史”辩护须先懂得“新清史”——敬答姚大力先生》；5月31日，姚大力再发表《略芜取精，可为我用——兼答汪荣祖》；6月21日，汪荣祖再答姚大力，发表《学术批评可以等同于“打棒子”吗?》，一来一往，互不相让；两人的文章在网络上疯传，引起更多人对“新清史”论争的关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报》和《中国社会科学网》，也发表多篇文章，直指“新清史”的学术问题及其隐涵的政治主张。其中李治亭在第728期发表的《“新清史”：“新帝国主义”史学标本》，指出“新清史”“肆意歪曲清史，旨在分裂中国”，旗帜最为鲜明，言语最为激动。阿尔泰学家钟焓也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的访问，指出：“新清史”学派的着力点不在于史实重建而在于话语构建，以族性/民族主义语境下的认同决定论，帝制晚期的征服叙事和后帝制时代的“民族帝国主义”话语才是构筑其学术体系的三大基石；且为证明其理论模式的有效性，不惜曲解史实以强证己说。②唐红丽：《“新清史”学派的着力点在于话语构建——访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钟焓》，《中国社会科学报》，第734期，2015年5月6日。相关讨论至今未息，今年7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还联合主办《“清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建构”学术研讨会》，回顾与反思“新清史”研究。③耿雪：《清史研究应具整体视野》，《中国社会科学报》，第785期，2015年8月10日。

三、“新清史”论争应重视学术的本质

(一)秉持纯粹学术立场

在改革开放与全球化和网络普及无远弗届的今天，如何对待西方关于中国历史的各种新观点，的确是我们要严肃对待的问题。我们无法关起门来，无视其存在。

定宜庄与现今“新清史”主要领头学者欧立德联合发表《21世纪如何书写中国历史：“新清史”的影响与回应》(《历史学评论》，第一卷)，此文可视为西方学者与部分大陆学者对于“新清史”的共识与展望，促使学者们从更多元的视角看待清朝历史发展。文中特别提到“如何面对西方学术观念与理论的问题”：

当我们评判一项史学研究成果的好坏、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或理论的成败时，标准应该首先是它在学术上的价值，具体地说，它征引的史料是否坚实可靠、它的分析是否规范合理、它的结论是否给人以启示，至于它是来自西方还是东方、中国还是外国、是否“建立在西方的现代话语体系上”，反而应该列为其次。——更多强调要反思自己研究的不足，持的是一种很为理性和客观的态度，也为学界所普遍认同并接受。我们认为，对于“新清史”，何不也参照一下这种态度呢?——由于我们现代的知识体系源于西方，目前我们生活世界中的一切似乎也只能在西方的概念框架中获得自我表述，原先只是作为一种他者的西方文化，如今在全球化时代之下，无论我们愿意与否，已经成为文化本身，成为我们的当代历史与现代经验的组成部分，从而当代中国的问题也变成完全是整个现代性文化自身的内部问题。我们无法跳出世界(历史)的语境讨论中国，更无法在西方之外建构出一个自给自足的中国。①定宜庄、欧立德：《21世纪如何书写中国历史：“新清史”的影响与回应》，《历史学评论》，第一卷(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页 116-146。

定宜庄之外，刘小萌也在《关于“新清史”的几点看法》提出回应“新清史”应注意的问题：

第一，要端正我们的态度，从“新清史”的研究中汲取有益启示。

第二，应注意基本概念的澄清，对“汉化”的涵义、“汉化”与汉文化“涵化”的差别作出说明。不可因表述的便利，而造成“今人”对“古人”的一种理解错位。

第三，应承认研究取向上的差异，特别是在满汉关系、清朝特色、八旗社会、民族认同等议题的讨论，“新清史”学者与中国学者侧重的角度与讨论重点有明显差别，这些差异的形成，有着复杂的背景与原因，应承认差异，明确差异，进而通过讨论，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在弥合差异的基础上求得比较接近历史真相的共识。

第四，回应“新清史”，不必回避它的某些偏差或错误。美国“新清史”标榜从满族角度研究是其特色，与清史研究的本意明显抵牾。刘小萌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清史研究，应包括清朝(清代)这一时段内、任何与清帝国庞大空间相关的历史现象。从这个角度讲，美国的“新清史”在定义上是有问题的。“新清史”否定满族所建清朝(还引申到历史上蒙古族所建元朝)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或以汉满民族冲突对立取代彼此融合的主流，或强调满族特色却无视汉族和汉文化的主导作用，均有悖中国历史发展及满汉关系发展的基本事实。此一说法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提出“满蒙征服论”相似，“新清史”倘不能与之划清界限，就会陷入很尴尬的境地。②刘小萌：《清朝史中的八旗研究》。刘小萌：《关于“新清史”的几点看法》。东亚研究所编：《异民族の支那统治史》，东京：讲谈，1941年版。韩润棠、张廷兰、王维平译：《异民族统治中国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日本学者总结出来的经验是：当异民族进入中国之后，要“采用汉人王朝原有的机构和文化”，并使“采用汉人治理汉人，统治民族采取从旁监督的态度”，以使其从表面上看来，“和原来汉人王朝并没有多大差别”。异民族进入中国之后，“以汉族以外的其它民族，作为自己的股肱，并视为准统治者加以优待”。对于边疆各地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则采用“分而治之”的办法。依据他们的看法，这纯粹是策略应用，并无所谓以内亚民族为主体统治中原汉人的事。

面对“新清史”的挑战，三位学者都提到，应该站在纯粹学术的立场面对外来的新观念，“无论是研究角度、理论方法，还是具体观点中”“汲取有益启示”；要正视中西学者研究取向的差异，差异可通过研究讨论来增加学术的内涵。也就是依据坚实史料与合理的分析，理性客观的态度研究的成果，以理服人。例如泓就曾运用计量方法，以57个科次新出版、公开的明代进士登科数据，提取有效样本15，528 件(多于何炳棣的22 科6，228 件)，实证地研究明代向上社会流动，处理中西学者对“科举与社会流动”的争议。①泓对明代向上社会流动的实证研究，还比对明清制度及明清社会变迁面貌，调整分类属性，较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2.)原先的分类更为严谨，证明何炳棣的方法在解释问题的有效程度上，并没有因为数据样本量的差异而产生偏差，并发现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社会财富分配趋向富者愈富和贫者愈贫的两极分化，科举制度的开放性亦随之逐渐下降。参见徐泓：《〈明清社会史论〉的译注及其后续研究：重论明代向上社会流动》，预定刊载于《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7卷(2016)。

(二)对“新清史”强调运用内亚民族文字史料的反思

“新清史”学者对何炳棣的质疑，主要来自于他们声称研究清史必须运用满文、蒙文、维吾尔文等内亚民族史料，从不同语言类型的“新史料”才能看到一些过去看不到的事物。甚至有人极端地提出：不识满文就不能研究清史。但事实上，“新清史”学者运用的内亚民族文字史料并不如他们声称那么丰富，那么具关键作用。②据钟焓的研究，“新清史”学者群在满语等非汉文史料的开发与利用上并未较“旧清史”学派取得多么重大的突破性进展。经过比对，“新清史四书”并未大量引用具关键性的满文史料，详见钟焓：《北美“新清史”研究的基石何在(上)——是多语种史料考辩互证的实证学术还是意识形态》，《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7 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12.)，页156-213。(排印时注释有若干错误和遗漏，更正本见于 http：/ /www.lsjyshi.cn/pdf/xqs.pdf，下载于2015.10.05。)路康乐的著作未涉及任何满文材料；罗友枝的著作引用大量未刊档案史料，却只是汉文史料，基本上没有她主张的新见满文史料，柯娇燕使用满文史料也仅限于早已广为利用的《满文老档》；③《满文老档》记载天命纪元前九年至天命十一年(1607～1626)、天聪元年至六年(1627～1632)和崇德元年(1636)共27年史事。今存原本、重抄本 (包括草本、正本、副本)共4 部。原稿本37册，再加上1935年发现的3册，共40册。原本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草本、正本及《无圈点字书》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本存于辽宁省档案馆。1918～1929年，金梁主持翻译沈阳崇谟阁藏副本，1929年出版，题为《满洲老档秘录》，亦称《满洲秘录》；1933～1935年，又将部分内容在《故宫周刊》连载，名为《汉译满洲老档拾零》。1969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将院藏《满文老档》，分10册出版，题为《旧满洲档》，并进行译注工作，于1977-80年出版《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2册。广禄老师与李学智从1964年开始译注老档，1970年由中研院史语所出版《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两册，止于天命六年(1621)六月。金梁主持的译本错误较多，而台北故宫博物院与广禄老师与李学智译本也不全。1978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作以乾隆朝重抄《满文老档》为蓝本，全部译成汉文，1990年3月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发行，题为《满文老档》，从此，《满文老档》有了汉文全译本。战后，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等组成《满文老档》研究会，开始《满文老档》日文译注，于1965年完成，分7册，于1955-63年由东洋文库出版。另外，神田信夫、松村润与冈田英弘等又译注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天聪九年档》，于1972-75年由东京东洋文库出版日文译本《旧满洲档.天聪九年》。参见陈师捷先，《〈旧满洲档〉述略》《旧满洲档》(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1969年版)。只有欧立德的著作确实引用过一些未刊的乾隆朝满文朱批奏折，但这些奏折早在该书问世前已经译成汉文。其他作者在引用新见满文史料上也是雷声大雨点小。至于其他语种的民族文字史料也是“难觅影踪”；“新清史”学者的著作依据的主要材料仍然是以“汉文”为主。但百多年来，中、日学者就一直致力于运用满文、蒙文、维吾尔文等内亚民族史料研究历史，尤其用满文史料研究清史。④满文档案的概况，参见吴元丰：《清代满文档案述论》，《满学研究》第6 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领头研究清史的前辈学者王钟翰先生就一贯重视运用满文文献，侧重从满族角度作研究。⑤刘小萌：《王钟翰先生的学术成就》，《清史研究通讯》，1990年第3期，页50-53。日本学者自内藤湖南、神田喜一郎、神田信夫等亦早就关注满文档案的收集、整理与译注，做为研究清史的基础。⑥神田信夫：《日本学者利用满文史料进行的清史研究》，《亚洲研究》，第53期(台北，1988)。从这个角度看，“新清史”学者在运用非汉文史料方面并不比前“旧清史”学者先进。而且随着关键性的满文档案如《满文老档》、《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等翻译印行，其他相关满文史料也正陆续译编中；似乎“新清史”标榜的精通满文渐渐不是研究清史学者必须具备的特别本领，反而精通中文和日文，能够阅读、理解清史文献与档案及近人研究论著，才是研究清史学者必不可缺少的关键本领。①唐红丽：《“新清史”学派的着力点在于话语构建——访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钟焓》，《中国社会科学报》，第734期，2015年5月6日。刘小萌《清朝史中的八旗研究》也举八旗研究众多成果说：“中日学者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已有长期实践，尤其在利用满文、蒙文文献考证史实方面，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 除《满文老档》已译成中文、日文外，近年来，许多满文档案也相继译成中文，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盛京刑部原档：清太宗崇德三年至崇德四年》(北京：群众出版社，1985)、《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长沙：岳麓书社，2011)、《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合肥：黄山书社，1998)、《盛京刑部原档》(北京：群众出版社，1985)、《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北京：中华书局，1981)、《清代锡伯族档案史料选编》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汉文版改名为《锡伯族档案史料》，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89)、《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全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沈阳故宫博物馆合编编译《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沈阳：辽沈书社，1984)，季永海、刘景宪译编，《崇德三年满文档案译编》(沈阳：辽沈书社，1988)，关嘉录等译编《天聪九年档》(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雍干两朝镶红旗档》(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及《雍正朝镶红旗档》(长春：东北师大出版社，1985)等至少有二十多种。另外日本学者也译了一些满文档案，如东洋文库清代史研究室译注《内国史院档·天聪七年》(东京：东洋文库，2003)和楠木贤道、加藤直人等译注《内国史院档·天聪八年》(东京：东洋文库，2009)。参见王钟翰：《清史研究与民族古籍》，《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页42-44。吴元丰：《近百年来满文档案编译出版综述——以中国大陆为中心》，《满语研究》，2011年第2期，页 37-46。

诚如以上所说的，“新清史”论著引用的满文资料不够多，而中、日史家在整理和运用满文史料上，早有传统，卓然有成，不必等待“新清史”的提倡，人们才懂得重视满文史料。但是对西方清史学界来说，“新清史”带动的研究风气还是值得关注的，学习满文，运用满文档案，如今成为热潮。“新清史”已在美国学界占一席之地。由于美国的学术霸权地位，这一风气对世界其他各地史学界颇有影响，甚至对两岸史学界，尤其是青年学子，也颇有影响。运用新史料诠释历史，本来就是史学界的共识。而两岸老史学家也一直在教后辈学子学习满文和运用满文史料研究清史，王钟翰老师就培养出优秀的史学家如定宜庄、刘小萌等，甚至欧立德也曾在王钟翰门下学习，广禄老师在台湾也培养如陈捷先、李学智、庄吉发等重要的运用满文史料治清史的专家。②台湾清史学界学者的满文皆出台大历史系广禄教授(孔古尔氏，锡伯族)门下，广老师辞世后，主要是庄吉发教授在教授满文，提倡用满文史料与汉文史料互证，以挖掘历史真相，台湾中青年清史学者多出其门。他常提一例为说：康熙三十六年(1697)四月初九日，抚远大将军费扬古(1645-1701)以满文奏报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1644-1697)“在三月十三日早晨生病，晚上就死了，是什么病不知道”。但与《圣祖仁皇帝实录》一对照，遂发现噶尔丹的死亡日期从三月十三被《实录》为闰三月十三日，死因由病死改为饮药自尽，系配合康熙皇帝(1654-1722，1662-1722 在位)御驾亲征的时间，暗示噶尔丹乃因慑于皇帝天威而自尽。详见管佩文《庄吉发老师专访》。受“新清史”影响，清史研究再兴热潮，确是好事，值得鼓励。但对“新清史”提出的一些论争议題如“汉化”、如“满族中心”、如论争的政治性质等问题還应该进一步讨论厘清，而不是一味地跟着走。

(三)对“汉化”问题的讨论

有“新清史”学者认为：八旗是一个封闭制度，而此一封闭性，形成了满族自我认同。但实际上原本设计为隔离满人为主体的“旗人”与汉人为主体的“民人”的封闭性八旗制度是行不通的；③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中的民人》，《故宫博物院八十华诞暨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版。各地满城(或旗城)中，有许多世代为兵(还有少数出仕)的旗人，“国语骑射”以外，别无生计，其日常生活对满城周围以汉族为主的民人严重依赖；导致旗人社会不可能脱离“民人”社会，而保持较长时期“独立”或“封闭”。随着时间推移，旗人对民人依赖逐渐加深，范围不断扩大，彼此关系越来越密切；尤其满、汉不能通婚的限制也逐渐打破，满语(或“清语”)也渐遗忘，只会说汉语，“国语骑射”不能坚持，满族自身特性逐渐剥蚀，其族群自我认同自然削弱。①只要读过刘小萌那本以大量满、汉文档案，契书、碑文、家谱、笔记、曲词、小说、舆图、绘画、口述等史料撰著的《清代北京旗人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及汪利平：《杭州旗人和他们的汉人邻居一个清代城市中民族关系的个案》(《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和赖惠敏：《从杭州满城看清代的满汉关系》(《两岸发展史研究》，第5期，2008，页37-89)，就知道这个论断是站不住脚的。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有云：“西方学者研究旗人社会，或强调其特殊性与封闭性。有学者提出，八旗制度在维护旗人利益、旗族认同(以及‘满族认同’)、满洲文化独立性方面，起到关键的作用。而笔者关注的，则是旗人与民人(很大程度上就是满人与汉人)在八旗制度阻隔下，其关系是如何发展的，文化是如何交流的，感情是如何融通的。笔者认为，八旗制度作为清初满洲人的一项重大发明，对旗人社会的发展实际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它为旗人社会的运转和延续提供了组织保证；另一方面，它对旗人的束缚，又注定旗人对民人的严重依赖。尤其都市中的旗人，世代为兵(还有少数出仕)，不能不在日常生活的各方面，对民人产生严重依赖。这是八旗制度的致命缺陷，也是导致旗人社会不可能脱离民人社会，并保持较长时期‘独立’或‘封闭’的根本原因。随着时间推移，旗人对民人依赖逐渐加深，范围不断扩大，彼此关系越来越密切，其自身特性也逐渐剥蚀。这是北京旗人社会变化的一条基本线索，也是本书立论的基础。”(页8-9)常建华也指出：盛京地方的满人军官，到乾隆年间已“清语完全不能”，伊犁军人也是“清语生疏”。(常建华：《从“新清史”研究看〈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的史料价值》，《历史档案》，2011年第1期，页132-137。)随着时间推移，“国语骑射”已不能坚持，旗人自我认同的的削弱，正与满族统治阶层之汉化，互相呼应。

另一方面，满洲原以八旗为核心，然而八旗各支的旗人只忠于旗主，而非皇帝本身。这对于要将部落合议制改成君主专制的满洲皇帝来说，是相当不利的。他们必须借助儒家思想，特别是经过朱熹强化后的忠君观念，来转化旗人们效忠的对象。过去“新清史”学者往往否认汉化和清朝国祚长久的关系，认为清统治者的汉化和儒化不过是笼络汉人而已。但从康熙二十五年点定，并早于康熙三十年译成满文、刊刻发行的《资治通鉴纲目全书》，其针对汉人所发行的《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全书》，却要等到康熙四十四年才开始整理，康熙四十六年印行至全国的情况，以及康熙皇帝为满文本所作的序来看，满洲君主不只是将儒家文化作为统治汉人的手段，而是看重《资治通鉴纲目》重视纲常教化的功用。尤其朱熹大力鼓吹“尊君”，这对于清初皇帝来说是必要的。②柯淑芳：《〈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全书〉康熙御批析论》，东吴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2015。由此可知，满洲统治者运用儒家思想并非只局限于笼络汉人，事实上他们也用汉文化的道德价值观来教化本民族。即使在政治、经济、法律上，满洲统治者依然采取“首崇满洲”的政策；即使满洲统治者大声疾呼要保持本民族精神，然而实际上，满洲统治者却多用儒家思想来教育满洲人，使得他们的道德观念逐渐转变成儒家式的，就这一层面来说，满洲人的确已经汉化或儒家化了。

虽然“新清史”学者不愿把清朝当作传统的中国王朝，但他们还是不得不承认：“满洲人有时也称呼自己的帝国为‘中国’，即使是称呼边疆地带。”③欧立德(Mark C.Elliott)：《满文档案与新清史》。在讨论清朝是不是“中国王朝”和满洲人是否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时，“新清史”学者及其支持者多持否定态度。但“中国人”的定义是随华夷之辨来的，“夷狄之入中国者则中国之”；华夷接触之后，并非华全同化了夷，华夷彼此互相学习，相互影响，西方学者谓之“涵化”，中国学者称为“融合”。④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刘凤云：《从有关“明清鼎革”的话语，看清人的民族与国家认同》，《满学论丛》第4 辑(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4)，透过明末清初的“汉奸”、“贰臣”来探讨当时的民族观与国家观，指出当时文献上的“汉奸”、“贰臣”一词所表达的民族认同，都是出自华夷之辨的传统文化谱系，而非今天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认同。满洲的统治者追求中国文化的精髓：他们熟读儒家经典，纯熟地运用汉文写作，诗文、书法与绘画造诣深厚，超乎一般汉人文士之上。他们早就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皇帝，如雍正皇帝所说，他们也是中国人。在清朝统治稳固后，一个多元族群组成的帝国已经形成。隆裕皇太后主导的《清帝逊位诏书》说道：“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这种叙述显然是清朝多元一体的民族政策之自然结果。⑤《清帝逊位诏书》成为帝国主权转移至民国的重要合法性文献，对中华民国建国意义深远。作为原帝国所辖领土的辽阔的边疆民族地区从此被纳入民国法统之下，中华民族成为政治实体的国族，原居于中原的汉族与边疆诸族群独立建国的合法性遂归于逐渐消灭。参见高全喜：《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杨昂：《清帝〈逊位诏书〉在中华民族统一上的法律意义》，《环球法律评论》，2011年第5期，页8-25。

更重要的是，清朝以夷人入主中国，从发式和服式改变了“中国人”的定义，改以剃头辫发为“中国人”的服饰。因此，当明郑与清朝谈判统一时，明郑提议：“比朝鲜不剃发，愿进贡投诚。”康熙帝不准，他说，“朝鲜系从来所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必须剃头辫发。终清之世，剃头辫发和长袍马挂遂为中国人服式，甚至民国初年，贤如国学大师王国维也还拖条辫子。①《明清史料》丁编(北京：中国科学院，1951)，第三本，《敕谕明珠等郑经比例朝鲜不便允从》(康熙八年九月，日不详)。复印件见张伟仁主编：《明清档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现存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台北：联经出版社，1986年版，A038-041。参见陈捷先：《不剃头与两国论》，台北：远流，2001年版。

法律上，除了在外交文书上清朝政府自称“中国” 称其子民为“中国人” 外，宣统元年(1909)，清廷制定的中国第一部国籍法，没有定义“大清国人”的国籍，而是定义了“中国人”国籍。换言之，被“新清史”学者认为不认同“中国”的“满族政权”，用国际规范的法令定义了自己的“中国人国籍”(nationality)，以及作为“中国人”的身分。②Dan Shao(邵丹)，“Chinese by Definition： Jus Sanguinis，Nationality Law，and State Successio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Winter，2009).

(四)“新清史”论争的政治性质

“新清史”的讨论，尤其在华人学术圈内，大多视之为学术讨论，只有少数以之为政治论争。但正如刘小萌所提到的，西方学者的观点往往“超出纯粹学术研究的范畴，而表现出鲜明的政治性”。西方学者常指责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民族主义倾向，有政治目的，并持以否定中国学者之研究成果。③欧立德在他和定宜庄合撰的《21世纪如何书写中国历史：“新清史”的影响与回应》说：“美国德州大学的李怀印教授说，自从‘五四’以后，写历史变为一种要显示自己政治思想的途径，而不是自己对于过去的理解和解释。无论是1930年代、1950年代，还是1970年代，无论是自由主义和现代化理论，还是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理论，在很大程度上，20世纪的中国史学都变成了服从于政治的工具。”“为解决这一危机，历史学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寻找可以被历史学恰当使用的模式的阶段，这个模式，就是全球化。我们同意李教授的意见，但还要强调的是，史学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它的去政治化，而是刚好相反，现在的政治家更加依赖历史，尤其是清史，来达到政治上的诉求，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开始将目光回溯到清朝，来寻找现代民族国家合法性的基础。”例如他们批评中国学者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时，就曾引用苏联史家的话，说中国学者的研究是“毫不掩饰的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的观点(openly nationalistic and racist views)”。④Albert Feuerwerker(费慰恺)，ed. History in Communist China( Cambridge：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1968).参见徐泓：《明史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收入陈支平主编：《明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12)，页1-7。而大陆学者也有人附和这种指责，认为大陆学者对“新清史”的批评的背后是民族主义，也有学者认为“新清史”被批评为“分裂史”是误读。

但事实上，国内“新清史”论著普遍存在文本转译过程中刻意的忽略或删节，以致有讨论并不完整的问题。绝大多数读者和学者并未读过“新清史”论著的原文，而是透过中文译本来了解；而这些中文译本往往有错译或漏译之处。不少学者提出“新清史”的讨论：“有英文原著的中文翻译问题，定宜庄在不久前人大清史所召开的国际清史研讨会上，就此有专题发言，批评了随意翻译甚至望文生义等现象。”这虽然是文本转译经常出现的问题，但因此说中国学者对“新清史”的批评完全是误读了“新清史”论著，却也未必。

维护“新清史”的人说到“罗、何”论争，常将妖魔化的民族主义者标签妄贴在反对“新清史”学者的身上，例如说：“何炳棣是个‘无可救药’不自觉的民族主义者 (Ho is a “hopelessly”unconscious nationalist)。”⑤Xiaowei Zheng (郑小威)，“ Sinicization vs.Manchuness：The Success of Manchu Rule，” (2003)https：/ /ucsdmodernchinesehistory.wordpress.com/2010/05/01/1039/accessed August 18，2015.尤其在中国崛起的当下，反对“新清史”的学者常被与执行维稳的中国政府画上等号，反对“新清史”的学者在学界的处境就更加困难了。其实主导“新清史”的西方学者并没有那么无辜，他们的文章所表达的政治意图，其实很清楚，只是华人学者在译介时常故意把这一部分完全割弃。大陆读者甚至学者一般是透过译介了解的；因此，误以为不同意“新清史”的学者，不是跟着政府当局走的狂热民族主义者，就是不了解西方学术传统的井底之蛙。罗友枝的《再观清代》( Reenvisioning the Qing：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一直没有全文中译本出版，除了张勉励的译介(《再观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介绍一篇西方研究清史问题的论文》，《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之外，只有《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刊登的节译，而这个节译本删节的，就是罗友枝文章最具政治争议的内容“清史与中国民族主义(Qing History and Chinese Nationalism)”。直到最近互联网上出现补译本，学界才接触到这一段争议的文字。支持“新清史”的文章，不知是故意的，还是没读到，对罗友枝这段论述总是略而不谈，似乎是怕读者读到之后会引起对罗友枝论文学术性的怀疑。反对“新清史”的人，似乎也没读到原文，甚至全不知道罗友枝这段议论的存在；因此，评论时亦未能直攻要害。其实罗友枝通篇文章的主旨在排除汉民族在清帝国中的政治地位，尤其在“清史与中国民族主义”一文的结论，强烈抨击近现代中国政治与学术，认为“汉化”是来自梁启超、孙中山等汉民族主义者的“诡辩”，并非国家民族主义的概念，意味着它需要被去除。罗友枝在文章有这么一段表述：

正如以前的中国政府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持续地镇压少数民族独立运动，并一再强调自己有决心维持对西藏、新疆、内蒙古的统治。1949年以来，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一直在确保统一国家框架中少数民族的代表权地位，和注重少数民族的终极同化之间摆荡。(Mackerras，1994)孙中山和其他早期民族主义者讨论assimilation 时所用的名词是“同化”，人民共和国学者代之以“融合”，也就是各民族在历史上长期“相互学习与影响”过程的结果(Mackerras，1994，7)。尽管有很多“民族团结”的口号，研究当代中国的人仍然会注意到在人民共和?大陆仍持续存少数民族族群的民族主义(Gladney 1991；Townsend，1992)。一位西方学者费约翰(John Fitzgerald，1996)将此现象视为历来现代中国政府在建立构成中华民族“想象的共同体”上的失败。他的总结是中国是一个“没有真正融合成为一个民族的国家(nationless state)”。①Evelyn S.Rawski，“Presidential Address：Reenvisioning the Qing：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5：4(Nov.1996)：841.John Fitzgerald，“The Nationless State：The Search for a Nation in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ese Nationalism，edited by Jonathan Unger(Armonk，N.Y.：M.E.Sharpe，1996).“nationless state”就像伊拉克一样，疆域是人为武断画定，人民的结合缺乏历史背景，也没有真正共同纽带。Dru C.Gladney， Ethnic Nationalis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Cambridge：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91).Colin Mackerras， China’s Minorities： Integr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James Townsend，“Chinese Nationalism，”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7(1992)：97-130.

罗友枝这段话，很难令人信服她是在从事纯学术讨论，更难相信《再观清代》完全没有现实政治的考虑。西方史学家多认为近代民族主义乃世界动乱之源，在这股思潮下，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促进现代中国崛起的民族主义，就成为西方舆论攻击的对象。②Dan Shao (邵丹)， Remote Homeland， Recovered Borderland： Manchus， Manchoukuo， and Manchuria，1907-1985(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11).邵丹：《故土与边疆：满洲民族与国家认同里的东北》，《清史研究》，2011年第1期，页21-38。邵丹云：“美国学者近年来对东亚边地的研究对民族主义 (nationalism)框架下的国家史多加批判，弃之一隅。”1989年之后，西方学者对待中国及中国史的态度翻转，在不友善的气氛中出现这种评论并不足为奇。③Arif Dirlik，“Reversals，Ironies，Hegemonies：Notes on the Contemporary Historiography of Modern China，” Modern China 22：3(Jul.，1996)：243-284.Dan Shao (邵丹)， Remote Homeland， Recovered Borderland： Manchus， Manchoukuo，and Manchuria，1907-1985. 邵丹：《故土与边疆：满洲民族与国家认同里的东北》。邵丹云：“有一些(美国)学者将非汉民族的历史与中国近现代国家史割裂甚至简单对立起来。然而，对于近现代边地纷争与发展的研究，他们仍然时常只注重现今存在的政体，忽视当地族群的变迁。”近二十年以来，西方政界、学界对中国大陆的崛起与西方政经优势的衰退，十分焦虑，多以人权为理由，支持藏独、疆独，抨击中国的民族政策。①例如2011年10月9日，柯娇燕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中国百年认同危机：执政党试图掩盖1911年革命的真正遗产：一个对内和对外都开放的社会》(“China’s Century-Long Identity Crisis：The Party tries to hide the 1911 revolution’s real legacy：a society open both at home and with others abroad”)说：“中国官方用民族主义压制了这两方面的事实，坚持认为民族主义是1911 与1949年革命的主线，却没有意识到这种民族主义的基础何在。”“中国是清帝国的一部分，由外来的侵略者满人统治。” 这样，辛亥革命就成了中国从清帝国独立建国的分离主义运动。如果作者所界定的中国能够独立，清帝国的其他区域也就能够独立。按照其逻辑，大清帝国应该分裂成几大块，东北、西藏、内蒙、新疆都不应该属于中国。参见章永乐：《辛亥革命中的国家主权连续性问题》，《上海国资》，2011年第11期，页101-103。由于罗友枝文章最关键一节《清史与中国民族主义》在译介时刻意被省略，支持“新清史”的大陆外学者更是不提，而将讨论引导至西方流行的后殖民、族群的新理论诠释。因此，模糊了新清史论争的焦点，隐藏了参与论争学者的潜在政治立场及其对现实中国政治的关怀和反响。②甚至连司徒琳(Lynn A.Struve)在为他主编的《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下卷·世界历史时间中清的形成》(The Qing Formation in World-Historical Time，Cambridge，MA ：Asia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2004)(北京：三联书店，2009)写《引论》时，提到卫思韩(John E.Wills Jr.)的文章《偶然的联系：福建、中华帝国与早期现代世界》，就说“集中注意帝国中心与帝国各区域之间的关系”，也说“这些区域是有能力构建独立的国家的”之类的话。

结语

中美学者，各有自己的国情，存在着文化背景、历史传统、学术环境、研究角度、理论方法的诸多差异。“新清史”无论怎么强劲，毕竟是在异文化的视野中观察中国，而运用西方理论和话语系统诠释中国历史，始终存在一个是否符合中国实情的问题。套用美国国内族群理论诠释满族形成，声称满族先是文化共同体，后来成为血缘共同体，与满族的历史实际显然枘凿不合。把自我认同，作为近代满族形成的基本尺度，是否合理，也值得思考。历史研究发展多元视角而去中心化，是正确的，但继去欧洲中心论和去中国中心论之后，“新清史”强调满族中心论；岂不是跳出一个陷阱之后，又跳进另一个陷阱吗?③柯文(Paul A.Cohn)摆脱欧洲或西方中心观，主张改以“中国中心观” 研究中国历史，但他认为“中国中心观”不适应对中国境内非汉族群体的研究。虽然他没明说他支持以“满族中心观” 研究清史，但他认为美国“新清史” 研究还是有贡献的。参见朱政惠：《美国中国学发展史》(上海：中西书局，2014)，页555-566，第十一章《“中国中心观”.柯文与“中国中心观”》。陈支平与刘婷玉评介“新清史” 说：“研究者们为了反驳何先生的清朝‘汉化’理论而走向了‘满族中心论’，如果从族群研究的角度来思考，这和‘汉族中心论’在研究理路上近乎如出一辙。” 参见陈支平与刘婷玉：《2012年清史研究评述》，2013年第4期，页 130-143。清史研究固然需要引入西方理论方法概念观点，但只有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才会有落地开花的可能。研究者的“主体性”，不但西方学者有，中国学者也是有的，不会轻易地舍己从人。

学术讨论如何摆脱当代政治思潮的影响，让讨论回到学术的范围内，似乎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就如刘小萌说的：“有些差异，通过讨论是可以弥合的，但是也有一些差异，即使讨论也难以陶融。” “中国史研究则是一门带有鲜明本土特色且根基深厚的学科。清史研究固然也需要引入西方理论方法概念观点，但毫无疑问，我们更希望能够根据史实修正西方理论，甚至自创理论。”

面对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类似“新清史”新观念的挑战，固然应视为攻玉的他山之石，启发我们从更多角度看历史。④例如“新清史” 以族群理论挑战过去的研究，就启发有些学者主张重拾阶级理论来研究。陈支平与刘婷玉就主张：“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进行思考的话，作为统治者的‘满族’，与其视作一个‘族群’，更应该视作是一个‘阶级’——统治阶级。其在清晚期进行的加强族群文化特征的种种举措，与其说是‘族群’性的体现，不如说是其‘阶级”性的体现更为恰当。再者，如果研究者把所有的关注点都放在一个族群上，不论是‘满族’还是‘汉族’，这难道不是和当今世界多元化的研究理念背道而驰?中国的民族学研究已经对我国的五十六个民族都有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深入发掘其他民族在清代历史中的活动及其与清朝统治者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对所谓清朝的‘满族’特性究竟是‘族群’性还是‘阶级’性进行进一步判断。”参见陈支平与刘婷玉：《2012年清史研究评述》。但我们也要警觉西方学者尤其是培养“中国通”的东亚研究学者，①1958年美国国会通过《国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于是许多基金会拨款资助中国研究，其中尤以福特基金会出钱最多，在他们资助下，各重点大学如哥伦比亚、耶鲁、普林斯顿、华盛顿、匹兹堡等二十三所大学成立东亚(以中国为主体)研究机构，而已有中国研究与教学机构的大学如哈佛、芝加哥、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等，也接受资助培养中国通。参见韩铁：《福特基金会与美国的中国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与朱政惠：《美国中国学发展史》(上海：中西出版社，2014)页347-354，第八章《中国学研究新契机.国防教育法和福特基金会》。何培忠主编：《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页48-58，《冷战时期的美国中国学和费正清时代》。Mark Selden，“Asia，Asian Studies，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A Symposium，Introdution，”其持论背后的动机，及其为政治服务的考虑。最重要的还是坚守学术研究的原则，持理性客观的态度，检验征引史料是否坚实可靠，分析问题是否规范合理。以坚实史料与理性分析，以理服人，则“新清史”的挑战也可以是对中国清史研究的一种启发和促进，或者说这才是学术应有的态度。部分西方学者虽难免有政治动机，但他们为文，不论撰写格式和文字用语却仍能谨守学术规格。因此，我们参与“新清史”讨论，要谨守学术规范，切忌意气用事而使用情绪化文字；否则有理竟成无理。②如李治亭批评“新清史”是“新帝国主义”史学标本的那篇文章(《“新清史”：“新帝国主义”史学标本》，《中国社会科学报》第728期，2015年4月20日)，批得太直接，用词太辛辣；容易被戴上使用文革大批判文字的帽子，会把原本应该是纯学术论争演变成为政治批判；有害于辨正“新清史”的学术讨论。李治亭的文章发表后，欧立德就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官网上，以使用文革大批判宣传文字(Written in the highly sensational and vitriolic language of Cultural Revolution-era propaganda.)反批李治亭，欧立德说他们是把学术论争放回历史的语境，以避免政治化，这点道理连Vogue 这种时装杂志的文章也这么说，但中国学者却不如此，硬把学术论争搞成现实政治批判。欧立德说：“ The article，by retired historian Li Zhiting(李治亭)of the Jili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ore the rather provocative title，“Scholars evaluate the ‘New Qing History’：‘A Specimen of “New Imperialist” Historiography’” (《学者评“新清史”：“新帝国主义”史学标本》，泓按：此处李治亭论文欧立德用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 China Media Project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的英文节译本。此节译本甚短，见于 http：/ /cmp.hku.hk/2015/04/22/38664/2015.10.05 下载).Written in the highly sensational and vitriolic language of Cultural Revolution-era propaganda，the article alleges，among other things，that among American historians of the Qing there is a concerted effort to destabilize the Chinese state through our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he last dynasty.”全文见Mark Elliot(欧立德)，“Putting Things in Context，”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BLOG)，May 18，2015，http：/ /fairbank.fas.harvard.edu/blog/putting-things-cont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