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与大众文化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的技术理性维度

魏艳芳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 哲学教研部，天津　300191)



科技创新与大众文化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的技术理性维度

魏艳芳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 哲学教研部，天津300191)

[摘要]从技术理性的维度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大众文化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内容。阿多诺、马尔库塞及哈贝马斯等学派成员，都基于自身对科学技术的态度，展开了对大众文化的批判，认为技术是导致大众文化非文化的重要因素。他们的这一结论是片面的，但是对于今天如何进行文化创作和宣传却极具启发意义。

[关键词]科技创新；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技术理性；法兰克福学派

[DOI] 10.16396/j.cnki.sxgxskxb.2016.06.009

法兰克福学派所面对的当代资本主义大众文化，本身就是资本逻辑和技术理性在文化领域渗透的结果。正是在技术理性的支撑下，大众文化的商品化、标准化等趋势才愈演愈烈。因此，从技术理性的角度批判大众文化是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的题中应有之义。对于科学技术，法兰克福学派一方面认为它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重要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又认为它是一种意识形态。这一判断经历了自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开始，经马尔库塞进一步继承和发展，到哈贝马斯提出“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的过程。在这一过程的不同阶段，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技术理性批判也各有不同。

一、技术催生大众文化

文化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它一定会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而产生变化。因此，先进技术的产生与应用必然会扩展到文化领域。对阿多诺与霍克海默来说，科技理性在文化领域的渗透就是催生文化工业。站在“技术合理性就是统治的合法性”这一命题的基础之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之“文化工业”一章中，对以技术为基础产生的大众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

现代大众文化是在现代性的温床中诞生的。技术进步是大众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指出的：文化工业之所以出自自由主义的国家，是因为这些国家发展出了文化工业得以出现的一切技术条件。技术不仅是大众文化产生的基础，甚至就连文化本身的制作也离不开技术。“技术化”是大众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在这里，把大众文化称作文化工业是最为贴切不过的。基于对科学技术的否定，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大众文化的“技术化”倾向也持坚决的批判态度。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技术对于大众文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体现在大众文化内容安排上的技术化。文化作品内容选择上的机械性和可计算性，各种形式的大众文化的内容都是按照整个计划被设定好了的。其次，体现为大众文化生产过程的技术化。在前技术时代，文化作品的形成过程更多的是一种主体自然创作的过程。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成熟，技术合理性席卷了整个社会领域，文化的生产也在技术理性的操控下日益技术化。文化工业的各种生产形式之间的技术手段也越来越统一起来了，它们无一例外地用技术制作而不是个人创作来生产大众文化产品。最后，体现为大众文化传播方式的技术化。技术在大众文化中的作用，最为集中地体现在大众传播媒介上。作为大众文化最常见的传播媒介，报纸、杂志、电视、电影、网络等借助自身先进的技术手段，负载着各种各样的文化信息铺天盖地而来，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借助现代传播技术，这种大众文化对人们形成了严密的包围圈。这些先进的技术传播方式使信息的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渗透力更强，它使整个社会都无法逃避文化工业的过滤和整合。

文化工业的这种从内容安排到传播方式的高度技术化必然导致文化的标准化。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的技术指的就是扩散的、机械复制的技术。“文化工业的技术从一开始就是扩散的技术，机械复制的技术，所以总是外在于它的对象。”[1]因此，在阿多诺看来，文化工业的技术并不是用来改善作品的内在组织和内在逻辑的，而是用来标准化的和系列生产的，这并不是强调“技术运动规律的本身，而是强调技术在今天经济中的功能”[2]。所以，技术在文化工业中并不是用来区别作品的内在逻辑和社会体系，而是用来获利的。因此，阿多诺一再强调，对于文化工业的 “工业”这个词，不要太注重字面的理解，它不是严格地指那种生产过程，而是指事物本身的标准化，是指扩散技术的理性化。

文化工业的这种用于标准化的、机械复制的技术使得文化工业必然地呈现出标准化的风格。在阿多诺看来，文化工业利用自己完美的技术取消了过去的低劣作品，虽然这些作品不可避免地是粗糙的，但它们却是高水平作品产生的基础。取消了它们，也就意味着取消了高水平作品。如今，完美的技术使得所有作品都按照一个虚假的公式，不断地完善文化工业。

文化工业的标准化的直接后果就是个性的消失，文化产品成为无个性的模仿和标准化的批量复制。不论是生产者还是接受者，技术使他们每个人的成长和进步都以“牺牲个性为代价”。技术对文化的侵蚀，从根本上摧毁了艺术本身。故而，阿多诺时常发出这样的疑问：“由无线电台播送的交响乐没完没了地重复播出，请问如此重复播送的东西，是否还是交响乐？”[3]

应该指出，尽管他在这里没有看到技术在文化生产中应用的历史必然性，对技术在文化中的消极影响和作用也做了过度的批判，但是阿多诺对文化工业的技术化倾向的指认是准确的。他指出了文化工业的技术并不在于改变文化本身的内在逻辑，而是旨在经济目的，并因此导致大批量的重复生产和消费，这一认识对于我们如何避免技术在文化中的不合理使用具有警示意义。

二、 技术“合理性”清除了文化的否定性*参见魏艳芳、姚燕：《马尔库塞大众文化批判的多重维度》，载《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6期。

马尔库塞继承了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对于科学技术的主要看法，即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这个命题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那里还只是一个朦胧的看法，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对这一命题进行了进一步论证。马尔库塞提出，科学技术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包含着统治阶级的统治意图，是统治阶级设计的统治形式。基于对科学技术的这一认识，马尔库塞指出，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大众文化的否定性向度已被技术消除。

马尔库塞认为，技术的设计本身就包含着控制的欲望。针对韦伯“无生命的机器是凝固的精神，只有这样它才具有让人进入其服务范围的力量”的说法，马尔库塞指出，所谓凝固的精神，其实就是人对人的统治。因为，技术实质上就是一种历史的和社会的设计，一种根据统治者的需要而非人民的需要所做的设计。也就是说，技术的设计本身就包含了一种统治的先验性和控制的欲望，它们都具有明显的工具性和奴役性，都体现着统治人和奴役人的社会功能。

因此，技术本身就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控制的新形式。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指出，在对人的压抑方面，与较不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相比，发达资本主义阶段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利用技术而不是恐怖来实现自己的统治。如今，先进的技术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为人们创造出各方面的舒适生活条件，这些舒适的生活条件和生活形式证明了这个社会的强大和合理性。

文化的否定性屈从于技术的“合理性”。马尔库塞认为，文化的本质就在于其否定、超越的向度。他曾经因为文学艺术维系着社会矛盾，而把异化作为文学艺术的本质。然而，在发达技术社会，由于技术进步而取得的一切成就，逐渐弥合了曾经公开保存于艺术异化中的艺术和日常秩序间的重大裂隙。此时，艺术异化的文本和情调仍然存在，但它已经同新型剧院和音乐厅一样，是从使用的观点来设计的。于是，异化作品被纳入了这个社会，它们就变成了商业性的东西被出售，并给人安慰，或使人兴奋。与此同时，艺术远离社会、冒犯社会、指控社会的特征已被消除。文化的否定性屈从于了技术的合理性。

技术“合理性”清除文化否定性的途径。马尔库塞认为，文化中有价值的否定向度被清除的途径，不是通过对它们的贬低和批判，而是通过将它们吸收进现存体制之中，同时把它们当做生活用品和设施，利用现代技术大规模地复制和传播。这种大规模再生产和消费决不仅仅只是一种量变，或一种文化民主化的发展，更本质的变化是在此过程中文化与社会现实融为一体，克服了它反思和批判社会的间距。

应该说，批判技术理性以及技术理性对人类精神生产生活的影响不是马尔库塞的专利。技术理性是一个马尔库塞与霍克海默、阿多诺等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共同使用的一个概念，但是比较而言，马尔库塞对技术理性的发掘和思考则更加深入。在马尔库塞眼中，韦伯技术的价值是中立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技术理性只考虑“资本核算”中的成效与收益，取消了对技术的价值判断，它就因此成了为既存的统治合理性进行辩护的最好途径。经过多年的思考，马尔库塞最终把技术理性定位成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新的控制形式。

正是通过对技术合理性的批判，马尔库塞完成了对大众文化商业化、意识形态化等非文化性的说明。马尔库塞看到了发达工业社会技术理性对人的奴役和控制，并看到了技术理性对文化的侵蚀及其后果，这在当时对技术带来的舒适和快感顶礼膜拜的氛围中无疑是醒世警钟。当然，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批判对技术做了过于绝对的否定，没有认识到技术和技术的使用是两回事，这导致他在技术理性角度对大众文化所做的批判也陷入了主观和片面。

三、技术至上主义导致文化的贫困*参见魏艳芳、姚燕：《哈贝马斯大众文化批判的多重维度》，载《甘肃理论学刊》，2011年第6期。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在对科学技术的态度上与他的前辈是一脉相承的。正是在哈贝马斯那里，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的命题得以彻底清晰。《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文是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问题的集中阐述。这篇论文是为了纪念马尔库塞70周年诞辰而作的，在论文中，哈贝马斯通过与马尔库塞的对话，进一步阐明了自己对科学技术的态度。

马尔库塞指出科学技术是发达工业社会的一种生产力，哈贝马斯在此基础上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的生产力”，更明确地突出了科学技术的巨大影响力。正是由于它的巨大影响力，科学技术就有可能影响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导致技术至上主义的出现。

所谓技术至上主义，就是相信对于一切问题的理解和解决都可以依靠科学技术，并且社会生活中的任何一个系统都应如此。在哈贝马斯看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这样的一个技术至上主义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科技功能已经对社会形成全方位的渗透，高科技不仅决定着物质资料的生产，而且决定着人自身的生产。

技术至上主义导致文化的贫困。在文化生产领域，技术至上主义的影响就是，先进的技术手段和策略不仅运用于文化的生产和销售环节，甚至就连决定着文化品位的内容选择和传播环节也不能幸免，一切环节都要经过专家的论证，以求做出最理性选择，达到最佳效果。因此，跟之前的文化相比较而言，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至上主义导致了它的文化的贫困，这样的文化更重技术手段，而非文化的内容本身。

以报纸为例。过去，报纸的编辑进行新闻写作是他私人经验的反映，责任重大，地位重要。如今，“在先进的新闻传递技术的压力下，编辑活动已经从写作活动彻底变成一种新闻专业活动：素材的选择变得比社论更重要了；对新闻的加工和判断，对新闻的筛选和组织，比通过文学表现出来鼓吹某种‘路线’更为紧迫。”[4]222于是，编辑的主张和观点被隐藏在巧妙的插图和美观的版面设计之后了。

与报纸相比，大众文化的传播中介，如电影、电视、广播等本身就是更先进技术的产物。大众文化经由这些包含先进科技的新媒体进行传播，变得更加贫困，破坏了人们之间的交往。对于这一点，哈贝马斯指出：“‘别回嘴’迫使公众采取另一种行为方式。与付印的信息相比，新媒体所传播的内容，实际上限制了接受者的反应。这些节目将作为听众和观众的公众罗致于自己的魔力之下，而同时，却又剥夺了公众‘成熟’所必需的距离，也即是，剥夺了言论和反驳的机会。”[4]196可见，在哈贝马斯看来，对于这种新媒体而言，不仅本身就是技术进步的产物，它更是以技术至上主义的运作方式导致了它影响下的文化内容的贫瘠。这样的文化主要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而不是文化的内容去影响人们，因而阻碍了人们之间的合理化交往。

四、 评价及启示

法兰克福学派从技术理性维度展开的大众文化批判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二战后的三次科技革命，使得资本主义社会成了一个技术的社会，先进的能源、电子、信息科技充斥生活的一切领域，导致文化的生产和创作领域也充满了可计算性，大众文化就是这样的文化典型。电视连续剧中的情节安排甚至是台词节奏，流行音乐中的曲调等细节内容，都可以通过技术来计算如何安排才能取得更好的效应。这样，人的主体创造性让位给了机器，相应地，文化产品消费者的反应也不是自发的，而是受技术合理性控制的。

但是，正如它的技术理性批判忽略了技术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和实现，本身是没有意识形态性的，技术的后果如何关键在于是谁在使用它，以及如何使用它；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技术化批判也过于偏激地否定了技术在文化生产中的作用，只看到了技术的负面效应，而没有重视技术背后的社会力量。忽视了技术对文化生产和传播的积极作用，从而形成了对技术的彻底否定。在这个问题上，同是该学派成员的本雅明倒是有着截然不同的结论。本雅明认为，技术进步对于文化生产来说具有极大意义，正是随着技术进步及其在文化领域的应用，才使文化得以在新的水平上生产和传播。但本雅明又过于乐观了，忽视了技术可能给文化带来的负面效应。

今天，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先进的技术手段广泛应用于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这是历史的进步。马克思曾指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要既遵循内部规律，又遵循外部规律。在这里，我们不妨把“内部规律”理解为事物自身发展的内在本质规定性，把“外部规律”理解为事物必然面临的客观外部环境。具体到技术与文化生产的关系，我们强调既要遵循文化生产作为精神生产的本质规律，强调文化产品的内容是第一位的；又要适应科技进步的新形势，积极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以达到生产和创作的优质高效。

笔者认为，目前更大的问题不是先进的技术手段在文化的创作、生产和传播过程中应用的不足，而是有些文化形式对于先进技术手段的过度依赖甚至滥用。我们利用高科技手段的目的在于借助这些手段更好地表达一部作品的灵魂，而非只是为了让观众见识这些手段本身。因此，我们既要适应科技进步的步伐，大力推进文化科技创新，提高文化生产和传播的效率和水平；又要防止文化生产和传播过于依赖高科技手段，有了视听盛宴，却无心灵盛宴。

[参考文献]

[1] Theodor W. Adorno.The Culture Industry: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M].London:Routledge,1991:87-88.

[2] 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M].洪佩郁,蔺月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113.

[3] 阿多诺.论艺术社会学[M]∥陆梅林.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383.

[4]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王晓珏，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收稿日期]2016-03-16

[作者简介]魏艳芳(1978-)，女，河南商丘人，中共天津市委党校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G3；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85(2016)06-0036-04

Sci-tech Innovation and Mass Culture——FromtheangleofFrankfurtschool′scriticaltechniquerationalityofmassculture

WEI Yanfang

(EducationalDepartmentofPhilosophy,PartySchoolofTianjinMunicipalCommitteeofCPC,Tianjin300191,China)

[Abstract]To criticize the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mass culture from the angle of technique rationality is the key part of Frankfurt school. 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Herbert Marcuse and Jürgen Habermas, the members of Frankfurt school, criticized mass culture based on their own attitudes towa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y held that technology is a key factor leading to the non-culture of mass culture. Their conclusion is rather biased, but it is of great enlightenment to the current cultural creation and publicity.

[Key words]sci-tech innovation;mass culture;critical theory;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Frankfurt scho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