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文学”与“人的解放”

1932年末茅盾写了篇《我们这文坛》，开篇就有横扫千军的气势：“我们这文坛是一个百戏杂陈的大‘世界。有‘洪水猛兽，也有‘鸳鸯蝴蝶；新时代的‘前卫唱粗犷的调子，旧骸骨的‘迷恋者低吟着平平仄仄；唯美主义者高举艺术至上的大旗，人道主义者效猫哭老鼠的悲叹，感伤派喷出轻烟似的微哀，公子哥儿沉醉于妹妹风月。”接下来还批评了“旗帜森严”的宗派争斗、描写不能反映社会的“身边琐事”、“恋爱加革命”的结构、“宣传大纲加脸谱”的公式和向壁虚构“革命英雄”的罗曼史等。文章巡视的是“五四”以来整个文学，正如作者所说：“我们这‘擂台的文坛打了有十多年了，还没分个决定的胜败！”从整篇看有些批评显然在理，但多断言少论证的空疏也较明显。如针对“擂台”的不分胜负，作者有个九九归一的建议，应该推崇“真正壮健美丽的文艺”，而“壮健美丽”有四个条件，即“批判”“创造”“历史”和“大众”。这些关键词很有力量，解释却有些空疏。如言批判就是“在唯物辩证法的显微镜下，敌人，友军，乃至‘革命本身，都要受到严密的分析，严格的批判”①。但何谓唯物辩证法，谁是敌人或友军，都无说明。不必苛求随笔性议论的严密，但有的解释还是必要。此外戏谑重要文学现象也不妥，将人道主义说成“猫哭老鼠的悲叹”就未免轻慢。其实强调世界观主导创作的“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由拉普提出并于1930年11月得到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大会确认）与作者批评的“革命的罗曼蒂克”同样带有政治先行，将哲学方法等同创作方法也有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