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情”与过去的“缘”

1919年，吴宓在美国留学，对美国人以及部分新派中国人奉行的“自由恋爱”深表不满，他认为在婚姻问题上，君子应该随遇而安。所谓“遇”即是“境遇”，如中国的“月老红丝”之说，佛教的“前世夙缘”之论。而婚姻受种种境遇之限制，“虽云人生之不平事，然亦真理之所宜然，而正见天道之大公。”在他看来，中国传统的父母包办婚姻，比诸现代自由恋爱，更具合理性：一是适龄男女可以及时婚配，不致因情欲的压抑而性情异常；二是父母为儿女择偶是出于一片爱护之心，且已实行千百年。对于“自由恋爱”，他认为将流于“视人如物”，婚姻之事也将陷入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在他人，固必较量锱铢，比拟尺寸，辨别真赝，如商贾之交易；在一己，亦必竭力奔竞，讲求吹嘘欺骗、容媚取悦之术，弃绝贞廉、蔑视信义。如是互相利用，则婚姻始可望成功。否则正士淑女，纵才貌兼全，幸而不堕陷阱网罗，亦终于白首独居，郁伊终老。”①

此时的吴宓只有二十五岁，正在为他即将到来的第一次婚姻而犹豫。他以后的情感婚姻经历也证明，他很难做到随遇而安。他自身浪漫的性格，使得无论是半包办婚姻还是自由恋爱，给他带来的都是无尽的烦恼。不过，他所指责的婚姻如商贾交易，“较量锱铢”“容媚取悦”“互相利用”等，在此后的“自由恋爱”中的确并不少见。恋爱、结婚，于许多现代人而言，几乎成为一件斗智斗勇之事，需要拿出全副精力全力以赴。

计算器里的爱情

蒋晓云的《掉伞天》中所收的大部分小说，均与言情、姻缘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