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摩之死

丁骏

短篇小说《抓香蕉鱼的最好日子》可能是除了《麦田里的守望者》和“艾斯美”之外塞林格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了。故事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八年一月的《纽约客》，主角西摩·格拉斯是塞林格笔下出场的第一位格拉斯家族成员，也是后来这个家族系列故事的主角之一。这些故事的另一个主角是西摩的弟弟巴蒂·格拉斯。评论界长期以来似乎已经达成一个共识，即巴蒂是塞林格投射在作品中的“第二自我”（alter ego）：他们两人都出生于一九一九年，都在纽约曼哈顿长大，都没有大学毕业即辍学成为专职小说家，且都曾在二战期间应召入伍上过欧洲战场。乍一看，似乎确实如此。但事实上，巴蒂这个人物经历了在不同的系列故事中逐渐成长为作者“第二自我”的过程。另一方面，塞林格的“第二自我”应该不仅仅包括巴蒂，而是同时也包括西摩，巴蒂那位三十一岁自杀身亡的哥哥。因为虽然塞林格最终锁定巴蒂的视角来讲述故事，但贯穿这些故事的主线始终是巴蒂对西摩精神世界的探究，是巴蒂对同一个问题的不断追问：西摩为什么要自杀？

一般公认的格拉斯系列小说共六篇，除了短篇《抓香蕉鱼的最好日子》，还包括五个中篇《弗兰妮》（1955）、《抬高房梁，木匠们》（1955）、《祖伊》（1957）、《西摩小传》（1959），以及《哈普沃兹16，1924》（1965）。《抓香蕉鱼的最好日子》是格拉斯系列故事中的第一个。故事一开始，一个叫穆丽尔的年轻姑娘在宾馆房间里和自己的母亲通长途电话，她们提到了穆丽尔的丈夫，西摩。穆丽尔的母亲表达了对西摩精神状态不稳定的担忧。第二部分，西摩在沙滩上和一个五六岁的女孩说话，推着她坐的橡皮筏在海里漂了一会儿，跟她讲了那个著名的香蕉鱼的故事：贪婪的香蕉鱼游进香蕉洞里，不停地吃香蕉，直到胖得再也游不出洞口，得香蕉热而死。最后一部分，西摩回到宾馆房间，望着熟睡中的妻子，开枪自杀。时年二十九岁的塞林格写下西摩自杀的故事，并且暗示西摩自杀的原因是孤独和绝望。如果进一步追问西摩为什么孤独绝望，我们不难发现故事中的西摩是一个执着于“精神生活”的人：他热爱诗歌，鼓励妻子为欣赏德文诗而学习德语；当其他度假者都在玩赌博游戏、喝鸡尾酒的时候，他一个人在弹钢琴，在认真地跟小女孩对话。“精神的”西摩却生活在一个充斥着香蕉鱼，即“物质的人”的世界，他们为欲望而活，也因欲望而死。这些贪婪盲目的香蕉鱼的代表正是西摩的妻子穆丽尔，被他称为“一九四八年精神流浪小姐”，一个让房间充满“小牛皮行李箱和指甲油脱涂剂的味道”的女人；她会把西摩给她的德语诗集扔在家里不知什么地方，却随身带着《性：乐园抑或地狱》这样的杂志文章。而在穆丽尔和她的同类们眼中，西摩无疑就是一个精神有病的可怜人，一个疯子。于是，西摩自杀了，他死于对香蕉热的厌惧，对物欲横流的绝望。

七年之后，一九五五年一月，《弗兰妮》发表。其中的主角也是一男一女，大学生弗兰妮和她的男友赖恩。故事并没有提及弗兰妮的姓氏，而且弗兰妮给赖恩的信里提到自己的爸爸得了肿瘤，这一细节在后来的格拉斯故事里没有再出现。所以塞林格写这个故事时，很可能还没有构建一个格拉斯家族的明确想法。

读这个故事，我们会有一个感觉，弗兰妮仿佛女版的西摩，而赖恩虽然也是名校高材生，本质上又是一个“反精神的人”，一个男版穆丽尔。故事的全部内容就是弗兰妮和赖恩周末约会，在饭店里吃饭聊天，弗兰妮明显正遭遇严重的精神危机，而赖恩非但不能理解她，还缺少基本的体贴同情。最终，弗兰妮精神崩溃，体力不支昏厥过去。等她醒来，眼前是一心只想跟她上床的赖恩，对这样自私粗俗的欲望甚至毫不掩饰。三十六岁的塞林格对赖恩之流似乎仍心怀鄙夷，在他笔下，精神愚钝之人甚至也显得自以为是、麻木不仁。但是写《弗兰妮》的塞林格毕竟比写《抓香蕉鱼的最好日子》时年长七岁，他在这两个故事里不可能只是说着一模一样的东西。相较之下，我们发现，《弗兰妮》有鲜明的宗教或者说神秘主义话题，这是《抓香蕉鱼的最好日子》中所没有的。事实上，塞林格的艺术观是一个不断宗教化的过程（一九五二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德·杜米埃-史密斯的忧伤年华》是他第一部直接涉及上帝话题的小说，从此以后，他所有的作品都以此为核心话题）。在对话过程中，弗兰妮向赖恩介绍了一本让她着迷的书：《朝圣者之路》。书里的主人公，一位虔诚的俄罗斯农民周游全国，就为了“弄明白圣经上说你应该不住地祷告到底是什么意思”。后来老农遇到一位长老，告诉他只要一刻不停地念耶稣祷告词，总有一天“这些祷告词会跟你心跳的节奏合上拍”，他就会“见到上帝”。对此，赖恩的反应是：“你是真的相信这些玩意，还是怎么着？”—他根本无法理解，弗兰妮或者任何人竟然可以对上帝怀有真诚的兴趣。而此时的塞林格应该已经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继续讲述西摩的故事。弗兰妮为什么不可以是西摩的妹妹呢，或者干脆就让西摩成为那个少数群体—“精神的人”—的带头大哥，在接下来的故事里让西摩的弟妹们代替作者去追问西摩之死，带领读者们越来越靠近西摩的真实面目—一位“上帝的追寻者”。

于是，十个月之后，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第三个格拉斯故事《抬高房梁，木匠们》发表，我们第一次认识了巴蒂，西摩的大弟弟，以及格拉斯家的全体成员：除了小妹弗兰妮，还有个大妹妹波波，接下来是双胞胎维克和沃特，以及小弟祖伊。这个故事讲的是巴蒂在十三年后回忆一九四二年参加西摩婚礼当天所发生的事，而西摩已于七年前自杀身亡。正在部队服役的巴蒂请假参加西摩的婚礼，但是新郎最终也没有出现。巴蒂只能与新娘的伴娘和几位亲友坐同一辆车离开混乱的婚礼现场，为了掩饰自己的身份，他不得不忍受伴娘对西摩义愤填膺的攻击，却最终因为伴娘说西摩是“潜在的同性恋加精神分裂症患者”而忍无可忍地要求她拿出证据，于是新郎弟弟的身份被拆穿。但读者很快发现，巴蒂真正的痛苦，也是故事的核心内容，在于他无法理解西摩究竟为什么要娶穆丽尔？接着，塞林格让巴蒂在他们共住的一所曼哈顿小公寓房里读到了西摩的日记，读者隐隐觉得，西摩选择穆丽尔的原因应该就在日记里。而时年二十三岁的巴蒂似乎在读了日记之后依然无法理解西摩的选择。但是，这是三十六岁的巴蒂在回忆十三年前的事，也就是说，正是因为当下的巴蒂已经理解了西摩的选择，他才会写下这个故事。以下是西摩日记中的一个片段：

我刚才写的那些穆丽尔的结婚动机，他（巴蒂）看了会鄙视她的。但是这些动机当真可鄙视吗？在某种程度上，肯定是的，但是它们在我看来如此富有人情味，如此美好，即便我现在写到这里，想起它们也仍然会深深地、深深地感动。巴蒂也不会赞同穆丽尔的母亲。她是个让人心烦的、固执己见的女人，巴蒂受不了这种类型的人。我觉得巴蒂没有看到她真正的面目。她这个人，终其一生，也丝毫无法理解或体味贯穿在事物、所有事物中的那股诗意的主流。她可能还是死去的好，然而她继续活着，上熟食铺，看她的精神分析师，每晚看掉一本小说，穿上她的紧身褡，谋划穆丽尔的健康和飞黄腾达。我爱她。我发现她勇敢得难以想象。

显然，西摩非常清楚巴蒂会鄙视穆丽尔，还有和穆丽尔同类的人们。但那是巴蒂，至于西摩，他被穆丽尔的“人情味”和“美好”所“深深地、深深地感动”，他赞叹穆丽尔母亲的勇气，他说“我爱她”。写下这些文字的西摩是真诚的，因为，他已经认识到，要想真正找到上帝，也许接受拥抱穆丽尔所代表的“物质的人”，是比拒绝逃避他们更好的途径。上帝创造了西摩、巴蒂，上帝也创造了穆丽尔和她的母亲，这个世界同样也属于她们。要认识生命和上帝，西摩又有什么理由拒绝穆丽尔呢？他甚至也是可以从穆丽尔那里获得帮助的：日记最后一段里，西摩说他一整天都在读《奥义书》的杂选集，书里说：“婚姻的双方将彼此服侍。彼此提携、帮助、教导、鼓舞，但最重要的是服侍。”

发表于一九五七年的 《祖伊》一开篇，读者即被告知巴蒂是一位职业作家，这一信息在《抬高房梁，木匠们》中并未出现。接下来的情节围绕二十岁的弗兰妮和二十五岁的祖伊各自的精神危机，巴蒂似乎铁了心要写一写西摩自杀给他的弟妹们留下的看似永难愈合的心灵创伤。与赖恩告别后的弗兰妮回到家，面对的是和她一样早早被两位大哥训练成“怪胎”的祖伊。祖伊一心想帮助弗兰妮，妹妹所经历的他完全理解，但同时又深感无能为力。可以想象祖伊对两位兄长的怨气，他是这样对母亲抱怨西摩和巴蒂的：“这个该死的房子散发着鬼魂的腐臭味。一个真的死鬼缠着我也就算了，一个半死的鬼也要缠着我，我他妈的真是受够了。但愿巴蒂早点下决心。西摩所做的一切他都跟着做了—或者他都想做。那他妈的他干吗不杀了自己，一了百了？”对于弗兰妮执着于耶稣祷告词，祖伊是这样说的：“通过念耶稣祷告词，你不也是在囤积某种财宝吗？”“一个贪婪于物质财富的人—甚至是知识财富—跟一个贪婪于精神财富的人没有什么区别。”也难怪弗兰妮对祖伊的训话气愤难当，她把这感觉比喻成“就像你自己在疯人院里，然后另一个病人穿成医生的样子过来给你搭搭脉什么的……”这两个精神世界过度早熟发达的年轻人感觉自己无法与普通人相处交流，这种越来越强烈的疏离感主要源于他们对“非精神”的大众的鄙视。同时，他们又因为自己对他人的鄙视敌意而怀有罪恶感，陷入极度的彷徨无助。然而，在故事的最后，祖伊和弗兰妮还是因为关于西摩的一段共有的回忆获得了顿悟：他们小时候不想去“智慧之童”录制节目，西摩跟他俩分别说起过一个“胖女士”，他让祖伊为了那个胖女士把皮鞋擦干净再去录音棚，让弗兰妮为了胖女士在录音时说点儿好玩的东西。于是，祖伊和弗兰妮讨论起当年各自心中那位胖女士的样子：

祖伊：“我看到她一整天都坐在门口，拍着苍蝇，从早到晚收音机开得震天响。我想象中天非常热，她可能有癌症，而且—我不知道。反正西摩为什么要我在直播前擦皮鞋，我已经一清二楚了。他说得有道理。”

弗兰妮：“我从没想象过她在门口，但是她有非常—你知道—非常粗的腿，上面有很多青筋。我想象她坐在一把很破的藤椅里面。不过她也有癌症，也整天把收音机开得震天响！我的‘胖女士也是那样的！”

终于，他们几乎是同时理解了西摩口中的“胖女士”到底是谁：她是所有的人，所有那些让祖伊和弗兰妮无法忍受的“最时髦、最脑满肠肥”的人们，也是最病入膏肓、最可怜悯的人们；与此同时，她也是“基督他本人”。看来“祖伊”故事的叙述者、三十八岁的巴蒂再次肯定了自己对西摩精神境界的理解：鄙视世人就是鄙视上帝，爱人亦即爱上帝。不过读到这里，读者也许会愈加困惑：既然西摩早已领悟到“精神的人”必须宽容接纳“反精神的他人”，他又为什么最终选择自杀呢？塞林格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两年后的一九五九年他又发表了《西摩小传》，继续深入探究西摩之死。

在《西摩小传》中，巴蒂声称就是他写了所有关于西摩的故事，他甚至说，“我几乎很少有不写他（西摩）的时候”。不过，最耐人寻味的是，巴蒂说他的家人都认为，“《抓香蕉鱼的最好日子》里的西摩其实不像真实的西摩，而更像巴蒂自己。这其实是塞林格在告诉读者，当年他对西摩之死的理解在今天的他看来，是有问题的。问题可能就在于，塞林格在《抓香蕉鱼的最好日子》里把西摩的死完全归咎于“反精神的人”，让读者觉得西摩是因为穆丽尔之流的存在而感到绝望，并最终选择了自杀。而十一年之后，四十岁的塞林格显然认为这样去理解一位真正的“上帝追寻者”之死，即便不是对他的精神境界的曲解，至少也是一种过于简单甚至肤浅的解释。事实上，在后来几个格拉斯系列故事中，西摩的形象越来越丰满深邃，最终定型为一位天赋异禀的诗人，一位先知式的人物。在《西摩小传》里，巴蒂告诉我们，西摩“总是在你能想象到的最奇怪的地方寻找上帝”；至于西摩的死，他这样写道：“要我说，真正的先知艺术家，这位能够也确实创造了美的崇高的傻瓜，他死于自己良心的强光，他拥有神圣的人类的良心，这一良心的形状和颜色足以让人失明。”可“死于自己良心的强光”，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西摩”译自Seymour，谐音“see more”，意为“看得更多”。难道说，西摩自杀就是因为他能看到太多常人所看不到的？难道说，他良心的强光竟让他如耶稣般预见到，不死不足以成义，不死不足以成就一位追寻上帝的殉道者？也许，这一切正如巴蒂引用的十九世纪印度哲学家维韦卡南达所言：“亲见耶稣，即为基督徒；余者皆空言。”

然而，西摩毕竟不是人子耶稣，这样神秘主义的解释可能还是很难被大多数读者接受。毕竟，从《抬高房梁，木匠们》《祖伊》，再到《西摩小传》，巴蒂似乎在不断靠近这样一个领悟：摒弃对“非精神”的大众的鄙夷，转而看到每个人背后的上帝，并学习不加区分地去“爱人”，这样做的受益者其实恰恰是“精神的人”自己，是他避免陷于万劫不复的唯一的救赎之路。这样看来，对西摩之死似乎还可以作出一个更为现实的解释：他终究做不到不加区分地去接受、去爱所有和他不一样的人们。到人群里去，拥抱那个“胖女士”，拥抱那些“终其一生，也丝毫无法理解或体味贯穿在事物、所有事物中的那股诗意的主流”的人们—诗人西摩不是不想做，而是做不到。行文至此，我想起《麦田里的守望者》的译者孙仲旭先生。二○一四年八月的最后一天，四十一岁的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又想起了塞林格本人，早早隐居山林，过了大半个世纪与世隔绝的生活，直到生命终结，只把背影留给这个喧嚣的世界。

无论西摩是死于孤独绝望，还是死于先知先觉，“（他）走到那张空着的单人床边上，坐下，看着女孩，瞄准手枪，对自己的右太阳穴开了一枪”—这一刻已经永远留在了二十世纪的人类文学史上，这一刻震撼了多少颗正在变得麻木、甚至已然麻木的心灵，挽救了多少条原本注定死于香蕉热的生命，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