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形象

■马国福

城市形象

■马国福

马国福，青海乐都人，现居江苏南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协签约作家。《读者》《青年文摘》杂志社签约作家。作品散见于《星星诗刊》《散文百家》《散文选刊》等国内外百家报刊。百篇文章入选近200种文集、丛书。出版有散文随笔集《赢自己一把》等9部。曾获第四、五、六届南通市人民政府文学艺术奖、全国孙犁散文奖、江苏省首届十佳职工文艺明星、南通市“四个一批文化人才奖”等。

红绿灯

红绿灯下，我们都有一张文化的脸，只是这文化的脸或焦灼，或沉静，或浮躁，或茫然，或喜悦，或悲伤，或幸福，或紧张，或舒展。

我仔细观察过红绿灯下的许多面孔。有意思的是，红绿灯下的脸已确凿无误地成为一个人内在秩序的晴雨表，我们对生活的态度毫不保留地都写在了这张脸上。头顶的红绿灯就像两面镜子，以分秒为单位，勘察计量着我们的文明操守、道德操守、文化操守、传统操守。每天，数以万计的车流、人流从此经过，如果可以把红绿灯上监控器的内脏剖开，通过那些电子元件，我们要展览到多少神态不一的文化表情呀。

当下的城市，红绿灯的多少见证着一个城市的繁荣程度。而是否恪守内心的那种秩序，很明显地写在我们的脸上和脚下。我常常在上下班的路上驻足，观察等候在红绿灯下那些慌乱的脚步和表情。红绿灯简单的交通法则，考验着每一个经过的人内心的道德法则和文明法则。“宁停三分，不抢一秒。”“抢”，一个含着暴力色彩的词，形象地描绘出了蛰伏在我们心底的丑和小。在生命的长河中，“秒”这个计算单位是多么的短促甚至不值一提，它甚至连一朵浪花都算不上。抢一秒，并不意味着我们为人生囤积了一份财富。当一些人忙着“抢”一秒时，“停”成为一种美德。文明的自觉不在，造就了幸福感的缺失。也就是几十秒的时间，我们暴露出人性的丑陋和美好。

每次等候红绿灯，我总是提醒自己，不要急，不要抢，当绿灯亮起的时候，我们生命的田园打开了另一扇门，那里静静生长着从容、宁静、安详，有一条路正引领着我们“回家”。

这是一个注定慢不下来的时代，在城市中央，红绿灯肩负起文明法官的角色。他高高在上，但无法完全左右文明的脚步。因为信仰的溃败、坍塌、分离、迷失，许多在十字路口停留的脚步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那份浮躁和忙乱，总想着快人一拍，先人一着，早点抵达自己要去的地方，我们以人性的丑陋占据了文明的位置，以不光彩的侥幸，逾越了人性的伟岸。

很多人，宁可在家里晃悠，在单位闲聊，在不是彼岸的地方浪费几个小时，也要争抢红绿灯下的几秒钟。似乎赚了这几秒钟，他就赚得了多大的便宜。红绿灯一闪一闪，打量着这个纷繁城市的人们，以一种过于自信的步伐，抛弃内心那静静的秩序。

飞速的车轮挟裹着我们的意志滚滚向前，轰鸣的马达粗暴地喝退了生命本原的宁静。机器给予的快感消解着我们艰难积累和维护的秩序，红绿灯下，文明被撕开一道伤口。工业时代、商品时代、机器时代、物质消费主义至上的时代，车辆的扩张，加剧着我们的慌乱。“堵”已成为城市的一道硬伤。谦让的美德，自守的文明，在红绿灯下一览无余。十字路口，似乎成为道德的博物馆、文明的遗址。我常常站在这道德博物馆的门口观照自己，站在这文明遗址的路面情不自禁地揣摩，究竟是什么力量让我们如此仓促、慌乱地抵达？

“快”，已成为这个时代最繁荣的耀眼标签。当我们的脚步走得过快而把生命中应该慢慢沉淀下来的那些元素摒弃时，我们内心宁静的世界濒临破产的边缘。或许我们因为瞬间的得意而有限地赚得一些所谓的便捷，可就这刹那间的自我放纵，一点一点揭去了我们道德屋宇的瓦片，让我们在茫茫人流中露出了皮肤下的那份黑暗和霉斑。

红绿灯，是城市的眼睛。一个错乱的脚步画出了我们的心像。一瞬间很自我地逾越在坚硬的水泥路面，投影出这个时代病入肌理的躯体。我不知道技术的介入、电流的流动、程序的设置会不会对着红绿灯手臂下快速穿越的人很愤怒地大喝一声：站住！

红绿灯一闪一闪，似乎在警醒每一个从中经过的人们：请你们放慢脚步，一点一点放慢脚步，当内心的秩序完全被打乱的时候，你们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防盗窗

我们用一道道不锈钢的管子造了一个笼子，我们自己把自己变成了困兽。我们安装在水泥墙上的一扇扇防盗门为自己竖起了一堵墙，它造就了我们的孤独。

这是一个处处设防的时代。“防”，堵死了我们通往蓝天、清风、白云的视窗。当我们对远方的一位明星的绯闻津津乐道、大谈特谈时，说不定我们孤独的隔壁邻居因为病痛躺在床上而不停呻吟、无人理会。防盗门、防盗窗的出现，让我们永远不知道对门有多远，孤独有多痛。

金属的组合，貌似给了我们暂时的安全感。而金属的侵入，也慢慢分割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人与自然的亲近、自我与世界的和融。我始终固执地认为我们所处的人文环境造就了我们的道德世界。防盗窗从城市蔓延到乡村，从繁华地带延伸到偏远巷陌，看上去这似乎是对现代文明的一种嘲讽。现代文明的内在，要求我们在享受高度的科技、文化、物质成果时，以自觉的人文精神维系人与世界的文明秩序，而密集的防盗窗出现在城市上空，以无可雄辩的事实告诉我们，我们内心的戒备和孤独有多么的巨大。

防盗窗成为城市的一个个金属外囊的脓包。每到一个陌生的小区或者楼市，我都会特意观察是否有防盗窗的存在。当然没有防盗窗的小区并不意味着人与人间的信任和情感就有多么的和谐，这只是从外观宣告了这个楼宇的物业借助高密度和全方位的安防设施，形式上消减和消除了人们的不安全感和孤独感。我曾经在一幢高达20多层的楼房上看到居住在十几层的人家还密密麻麻安装了防盗窗。如果一个小区楼下的人安装了防盗窗，势必会影响或带动楼上的人家安装防盗窗，这种心理是会传染的。如果楼下的人安装了防盗窗，中间的人家没有安装防盗窗，再一层的人家装了防盗窗，我对中间的人家格外敬佩，我很自我地认为，这样的人家有一种人文精神，有自然情怀，我会对这样的人家产生莫名的亲近感和好感。

在城市，防盗窗业已成为一道金属名片，只是这名片不再是情感的纽带和沟通的桥梁，而是人文精神的栅栏。它以金属的冰冷品质、尖锐属性和意志替代人们内心的不安和忧虑。如果月光有感知功能，她最先会对这冰冷的栅栏望而却步，以忐忑和恐惧打消一次诗意的约会。如果清风有握手的冲动，她的美丽手指会在防盗窗面前改变方向。如果草木芬芳有人文情怀，她势必会因为一道道防盗窗森严肃穆的表情而黯然伤怀，熄灭友善串门的浪漫情思。如果鸟雀有和善仁爱之念，当她们轻巧的脚趾准备栖息在一家安了防盗窗的阳台，预报春天的消息和天籁的欢唱时，它们会不会潸然泪下，为人类自以为是画地为牢的精明而摇头叹息？

那么多的不锈钢金属管子从工业的流水线源源不断地从车间涌向城市，有的被作为管道植入地下（它们成不了城市的毛细血管），有的被作为防盗窗的材料，固定在城市上空，有的被作为支架装进水泥墙体，成为人的意志的护身符，它们成为城市的另一种武装力量，遍及大街小巷。只是这种力量改变的是城市的格局、表皮、结构，而无法改变的是人内心的“道”。我居住的这个小区物业管理很一般，时有盗窃行为发生。我居住的是楼是多层，共有五层，我家在三层，我是我们这个单元仅有的两家不装防盗窗的人。有的人出于友情提醒，多次劝说我安装防盗窗，我都不为所动，他们不知道，我的内心所需仅是一份与自然为友，和草木结亲，交鸟雀昆虫为朋的一份情怀。防盗窗不会改变我内心的空间，它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形式安慰。和我家关系处得像朋友亲戚一样的五六家邻居，没有一家安装有防盗窗。

说真的，我真把防盗窗当做了城市的遮羞布。

被绑架的树

那么多的树从乡村绑架到城市中央，它们像受难的壮士，被钢筋支架和草绳五花大绑后固定在城市大理石板块之间。我不知道，当它们在乡村被连根挖起的时候，会不会喊疼，会不会流泪。或许它们被斩断的根须扭曲着做最后的抗争，然而纵有太多的不舍与疼痛，在现代机器铁齿铜牙的撕咬下，这自然的力量在机器的威严下也只是徒劳。

它们被大卡车一车车从乡村运到城市的公园、广场、小区、人工河畔，开始了背井离乡的孤寂生涯。

在这寸土寸金的城市广场，那些树活着，活成针锥，在我每天上下班的时候，扎疼我的心。它们是这个城市最孤独的风景，秋天的风吹来，抖落一树一树的孤寂，那么多发黄的叶子，像被背信弃义的故友撕碎的旧信封，撒在水泥路面上。晚上，当城市的灯火暗下去的时候，我想肯定有一缕月亮的清辉抚慰那些藏在叶脉中的泪水。或许，月亮慈祥的目光，祖母一样，落在它们冰凉的枝干上，触摸它们内心的疼痛、挣扎、愤怒、无奈和惆怅。

每天上下班，经过市中心的广场，我总要看一看它们，看看是否有树木因为水土不服而枯去。我总觉得，每一片叶子上写着悲愤，城里的人不会在意，匆匆的过客更不会在意，这些悲愤，被阳光一一收留，被嚣音冲散，被汽车尾气篡改。这个城市的广场地下已经被掏空，即将成为商人牟利的店铺。它们无法将根扎入被钢筋、水泥、管线封锁的地下。

终究有一天，它们将以烈士的形象矗立在繁华城市。它们无法抗拒城里人贪婪的欲望，无法抗拒决策者扩张城市、美化环境的意志。它们以自己的朴素和格调喂养城市人的心肺和眼睛。只有阳光和月光以佛的慈悲吻干流淌在它们叶脉里清凉的泪水，抚摸它们一天天瘦下去的躯干。苦难已经开始，厄运还在继续，他们的梢枝在规划好的空间里无法自由伸展。很少有鸟儿来此栖息，在这个商业的重心，胆小的鸟儿不敢靠近，更不会来筑巢。

那些树与树之间的距离，不像生存在城市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尽管彼此认识或者熟悉，但不轻易握手、彼此微笑，却心里藏刀。尽管它们分布在不同的角落，但不同的躯干里涌着共同的回声。它们捧出的是氧气、绿和人身上缺少的纯粹品质，它们体内的元素，洁净、自然、令人放心，可值得信赖，而城里的人生产出的却是垃圾、尾气和混乱的秩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戒备。有时候，我真想抱着这些孤独的树，掏出心窝子，说说心里话，说说我内心的悲凉和惆怅。

在城市中央，大自然的悠然秩序在这里全无。植物们内心的宏阔角落在城市被逼得越发狭窄，它们生长着，更像一面面镜子，探测着我们内心活跃着多少毒素和霉菌。

很多时候我天真地遐想，希望自己也能成为它们中的一棵或者一叶，和它们并肩站立，因为它们身上具有人类的全部美德，而过滤掉了人类的任何拙劣、浅薄。有月亮的夜晚，我陷入沉思，当喧闹的城市陷入深度睡眠时，一切嘈杂、肮脏、纷争远去，那些被绑架的树，每一片叶子都成了羽毛，它们托着一棵棵大树，不知疲倦地飞翔，因为它们要找回自己的梦里故乡。

探路者

我想描述一束光/它诞生于我的内部/但我知道它/并不像任何星光/因为它并非那样明亮/那样纯粹/它并不确定

——波兰诗人齐别根纽·赫伯特

这个城市就像一个棋盘，在人民的汪洋大海里，他像极了一个无足轻重的棋子，可是他比谁都能分得清黑白世界里的纷繁阵局，楚汉天地间的险恶风云，大小轮回的莫测变化。尽管，他只是一个双目失明的人。

春天的时候，我被借到上级机关从事某项政治活动的宣传工作。那段时间，每天上午9点多，当太阳迈着慵懒的脚步，缓缓地从我办公室的窗口前走过，离办公室不远的人民路上就会准点传来有节奏的“当-当-当”声。这声音让我总要停下在键盘上敲打标语口号、汇报材料、通讯简报的手指。推开窗，循声望去，人民路上车来车往，我无法清晰地确定“当当”声的来源。

这“当当”的响声总要持续七八分钟，天天如此，这极大地勾起了我探个究竟的强烈欲望。

那时候，人民路上的白玉兰开得无比旺盛，像一个突然翻身得势的小人物扬眉吐气。又像一个压抑了很久的三流明星，一下子登上了盛大的舞台，被如雷的掌声所包围，突然而至的追捧，让他有点眩晕，掌声所给予的自信，一下子让他忘记了过去遭受的冷遇和落寞，于是白玉兰开得比火焰还热烈。

“花开鸟惊心”，白玉兰开了，我无法断定哪只鸟因此惊心，恐慌地四处逃窜。但我可以肯定，人民路上的“当当”声一定惊吓走了广玉兰树、梧桐树上正在为春天甜蜜地抒情讴歌的麻雀。“当当”声打破了小市民一样传播绯闻和小道消息的麻雀们的聒噪。每天，我的神思总要在这持续七八分钟的“当当”声中停下来，陷入一种遐想。

有一天下班后，我在单位门口看到了一个年纪看上去有50多岁的盲人。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衣服，戴个破帽子，低着头，左手持一根竹竿，小心翼翼地，一点一点将竹竿举到脚前，轻轻地在地面上划一下。右手紧紧握着一个烧饼大小、外形像锣的黑铁器，铁器钻了一个孔，一根细绳穿孔而过，拴了一个小拇指粗的螺丝钉。他每走一步，先晃一下铁器，螺丝钉就敲响铁器发出“当当”声，声音响过后，他才挪开步子，向前迈去，然后再用竹竿周而复始地轻扫路面……

我明白了，他以这种方式提醒人们不要碰了他、避让他，或者他在避让别人，用这最简单的方式，传出了一种最直观的自我保护意识。

我驻足，观察着他一点一点前行。人行道上的非机动车和行人小心地避让着他。这一幕，让我把他当作了哲人，仿佛世界的秩序、玄机、规则都掌握在他的一根竹竿和一件铁器里。

6个月后，那场被誉为让群众普遍得实惠的政治活动结束了，而我也在一场欢送的酒宴后回到了原单位上班。至于我在这场活动中编了多少期简报，写了多少宣传稿，是否得到了领导的什么评价，我全不记得了。但那富有节奏的”当当”声像扔进河里的一块石头，溅起大片的水花后，一直留在我记忆的河床。那时候我就想，我总该为这个别样的春天，以及这个季节里的“当当”声写下点什么。

秋天的时候，我的新房装修即将接近尾声。一个周末，下起了薄凉的秋雨。我到离单位5公里外的建材市场选购建材。买好东西，出了门，我竟然在人流如织的市场门口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听到了那熟悉的“当当”声。天呐，他竟然一个人在雨中从这个城市的最西头走到最东头，其间有近10里的里程啊！一路上有10几个红绿灯，那么多的车辆，那么多的行人，那么多错综复杂的路口和拐角，他是怎么辨别东西南北的方向和进进出出的路口的呢？

是不是他内心深处藏着一本活地图，是不是他坚硬的脚板与这个城市的水泥沥青路面达成了某种默契，彼此吻合着一个盲人黑暗的世界与这个城市光明角落的某种气场？是不是他用高度灵敏的耳朵清晰地印下了这个纷繁城市的喧嚣与安静？他以如履薄冰的谨慎，穿过城市的喧嚣，顺利地避过了随时有可能发生的凶险。

或许，盲人的世界里，耳朵就是他的雷达、他的天窗，而脚仅仅是他依附大地的一个行板、执行这个天窗接纳地气的一个触摸屏。他的“当当”声响彻了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而他的竹竿如探测器一样，探测着这个日新月异的城市每一处繁华和其背后的荒凉。

他更像个冲锋陷阵的先驱者或者战士，以高度的集中和勇气，探索着这个城市的每一点变化，排除了脚下的外来凶险所在。看他那稍微倾斜的腰和紧握着的手，就可以判定，他丝毫不亚于一个优秀的排爆专家或扫雷先锋。

在雨中，他孤单独行、神情专注而又虔诚，像朝圣的信徒；他躬着的姿势又像俯向大地耕作的农民。似乎他身边车辆刺耳的喇叭声、市场里顾客与商家讨价还价的计较声、店铺门口音响里歇斯底里的流行歌曲声、秋风吹向挂在街道上的布标招牌声统统与他无关，他只是心无旁骛地走往自己的方向。

他从城西走到城东要花很长的时间，手中除了竹竿、铁器外两手空空，既不像购物的样子，又不像出门办事的样子，或许他只是为了闲逛，消遣一下内心的孤独和寂寞，或许是为了测量这个日益扩张和膨胀的城市到底有多大的城府。

几天后我和妻子饭后闲聊，无意中聊起这个盲人，在城市东北角工作的妻子说，她也在学校门口经常看到过一个年纪有50多岁，手持竹竿和铁器站在校门口的盲人。他的样子既不像接送孩子的家长，也不像在等人。

妻子的讲述让我大为惊叹。这样说来，我估计他每天早上吃过饭，离开家，在这个城市的东西南北的各个角落、街道、巷子探路。这令我对他刮目相看，更肃然起敬。

我想起巴黎圣母院中那个孤独丑陋的守钟人夸西莫多。他守着一个圣院的钟和人性，而他何尝不是在守望着一个城市的良知和光明？

又是一个周末，我从书店出来，在门口的红绿灯处等候，我又看到了他。他走到等待区，几个头发染成棕色的年轻人看见了他，说说笑笑、不怀好意地凑到他跟前，调笑他说：快过啊，绿灯亮了，还等什么？有人甚至用脚踢了他手中的竹竿。

其实离亮绿灯还有几十秒的光景，那几个染着棕色头发、衣着时髦的年轻人丑陋的一面，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正午原形毕露。我有些愤怒了，准备走上前为盲人引路。一个从饰品店出来的女孩抢在我前头，走上去拉着他的衣角，准备为他引路。

绿灯亮了，霎时，一个城市的人性也亮了，小女孩把他引向路对面。几十秒的红绿灯让我在瞬间见证了一个城市部分人灵魂的霉暗和崇高。这一刻，一个城市在我眼里妩媚起来，一部分人矮了下去，一个人高大起来。

我回味着刚才的一幕，总觉得盲人身上有一盏洞察人性的灯，有一股神秘的力量。除了好心人的诱导、帮助，看不见光亮的他，在没有任何外力指引、帮助的情况下，每天是如何识辨没有语言的红绿灯？

我想起了小说家毕飞宇在其写盲人部落的长篇小说《推拿》一书中的一段话，他写道：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可有些地方却一直没有光。朋友说，没有光也要好好活，他们就始终好好地活。

依我的理解，没有了光，好好地活就是信仰，就是他们的光。没有了光，他们心系一念，体内的能量就积聚到耳朵、嘴里、脚下，引导他们在不同的方向感知世界的冷暖；没有了光，声音就是他们的光，指示他们在喧闹之中用神力迈过命运道路上的沟沟坎坎；没有了光，他们就在心底最大限度地节制自己的欲望，心平气和、气定神闲，以超强的宁静和历练趟过世俗的波澜。

我不知道，风里、雨里满城转悠的他，是否受过伤，流过泪；我也不知道，他们内心的光是什么形状和色彩。上帝给他关上了眼睛这扇门，又给他们特赐了常人不具备的听力这扇窗。是不是他的灵魂深处有那么一个雷达和超声波段，让他敏锐地把不同角落、路段的一个个声讯波化为内心深处的一束光？

后来，我曾在城南的菜市场门口、超市门口、银行门口、站台下多次见到过他。每一次见到他，我都要驻足仔细观察。在世俗的场景里，他的身影在我头脑里一直是哲学家、观察家、排雷战士、探路先驱者。当我们在观察他的时候，他又以怎么的心态观察这个在他眼里抽象而又具体的世界和人群？

阳光下，他手中的铁器又敲响了，铁器中心被螺丝钉经常打磨过的地方已经明亮如镜，鉴别着这个城市的黑与白，又像极了一个初升的太阳，普照着这个尘世的善与恶。铁器和竹竿成了他最忠实的伴侣，一路上分担了他多少孤独寂寞？

想必，这个太阳一般的铁器是他的一只眼睛吧？这根竹竿是他不为人瞩目的脊梁吧？每一次“当当”声都是他心底的一声声呐喊吧？仰仗着这只眼睛和不会弯曲的脊梁，他在世界的任何角落能否畅通无阻？

赫伯特还在诗中写道 “以另外的方式/我愿以所有的隐喻/换回一个词/它像肋骨一样出自我的胸脯/换回那个词/它遏制在我皮肤的/界限之内”。他用竹竿接通大地，他敲响了文明，也缔造了一个新的秩序；他稍微停下来叹息，或许世界的某个角落会发生轻微的地震；他露出笑脸，头顶的天空肯定多了一道彩虹；他跌倒在地上，或许地球的某个方向会裂开一道伤口；他孤单地爬起，或许城市的棋盘上上会下上一场滂沱大雨；他流出浑浊的泪水，远处的某条河流或许几近干涸。

他擦干眼里的泪水，能否拔出这个世界上良知已经荒芜，信仰已经流失的人们身上的那根刺？

这个安静的冬日夜晚，我写完了这篇留给春天的文章，但他那有力的“当当”声如一声划亮夜空的惊雷，一直响彻在我的耳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