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击全球经济痛点

蒲琳

全球化不仅有国际贸易，也包含国际投资，二三十年后，投资或将成为世界经济更为重要的推动力。

“时至今日，距离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已近8年，但其深层次影响尚未消除，世界经济仍处在深度调整之中”，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开幕式上如是说。

低增长、低通胀、高失业、贸易低迷、债务攀升、金融和大宗商品市场波动……这些问题不仅是亚洲各国的“魔咒”，也是全球经济的“痛点”。

2015年，全球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经济复苏的“不均衡”——亚洲及新兴市场经济继续结构改革，欧洲经济复苏步履蹒跚，美国经济是全球少有的一抹亮色，但却并没有带动全球经济的复苏。

各国政府纷纷出台政策推动经济复苏，如中国“一带一路”，欧洲容克计划、日本安倍经济学、韩国经济改革三年计划以及四大改革。

此外，全球金融市场持续波动，各国央行将继续接受“大考”。关于宽松的货币政策、通缩、货币贬值等问题的讨论，牵动全球投资者的目光和投资风向。

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安排了多场分会，深入挖掘全球经济痛点所在，以求“对症下药”。

货币竞争性贬值已非出口“利器”

以日、欧央行先后宣布实施负利率为突出代表，今年年初至今，全球多家主要央行掀起新一轮宽松大潮，在向市场注入更多流动性的同时，也引发了国际汇市的重重波澜，而这种汇市变化亦点燃了人们对于所谓货币战争的担忧。

围绕“主要经济体央行争相‘放水是否真的意在贬值？”“竞争性货币贬值是否真的有益于促进出口？”等这些疑问，2016博鳌亚洲经济论坛独辟“货币贬值为何不再是出口‘利器”分论坛，以此呼吁各界避免夸大描述货币战争，并且向竞争性贬值说“不”。

提起货币战争，被声讨的往往是率先“放水”的各国央行。然而，在博鳌论坛上，与会专家几乎一边倒地为各国央行抱不平。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肯特·卡尔德（Kent CALDER）认为，在雷曼兄弟倒闭、全球爆发经济危机之后，各国央行确实采取了一致的宽松措施，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影响了汇率。

在卡尔德看来，各国央行的“放水”之举更多的是被动应对，而非主动出击。标准普尔全球首席经济学家保罗·谢尔德（Paul SHEARD）对此表示认同，“在货币贬值跟货币政策的关系上，大家有些误解。”

谢尔德表示，各国央行的目的就是确保有足够的需求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进而保障完全就业，同时确保通货膨胀保持在一定水平，比如低于2%。也就是说，至少在当下，多数央行货币政策并不直接针对外汇，只是在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外汇。而这种影响也是市场在权衡货币政策过程中决定汇率。

“除非该国央行采取的是完全固定的汇率，才能说是刻意地让货币贬值。”他表示。从这个角度讲，由各国央行主动推动货币战争的论调很难立脚。

经过一场激辩，尽管各国经济所面临的状况不同，来自法国、韩国、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对于本国货币政策给出了不同的解读，但是他们最终达成了一个共识——货币贬值已经不再是“出口利器”。

韩国贸易协会副会长金正宽指出：“由于全球产业链分工原因，目前全球出口中大多都是中间性产品，偏重于半成品，因此货币贬值的出口效应会在整个全球产业链中被抵消;其次，出口商想要加大出口，必须确保它们的价格和当地的出口市场相一致，但公司希望利润最大化，因此并不愿意降低价格;最后，鉴于当前跨国企业子公司之间的交易更加频繁，货币贬值作用也在减低。”

除了全球产业链所导致的货币贬值效应衰退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认为，作为曾经的促出口“利器”，眼下货币贬值给出口带来的影响仍然存在，但在范围上已大为受限，因为决定出口增长的主要问题并不是价格，而是消费需求。

“如果美国、欧洲的消费处于低迷，那么即使商品价格下降了，商品需求也不会增长，因此出口也不会增长。货币贬值除了不能刺激出口外，也许还将带来全球经济整体下滑的风险，因此对大国来说，大的贸易国家凭借贬值促进出口，只会造成竞争性贬值，并不能达到刺激出口的作用”，隆国强表示。

对于货币贬值不再能助力出口，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提出了另外三个观点。首先，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心理驱使下，很多外贸公司更希望占有贬值带来的收入增加，而不愿意在出口市场上降低价格，这意味着贬值既不能扩大出口量，也无法扩大出口份额。其次，跨国公司子公司之间的交易更加频繁，这也会大大削减货币贬值促进出口的效应。最后，要想通过货币贬值提升出口，必须有相对应的消费者需求来提振。而在全球经济普遍低迷的大背景下，即便贬值会带来商品价格下跌，但由于需求缺失，仍然不能够带来预期的出口增加效应。值得警惕的是，当更多的国家决定贬值本币时，将会给全球经济带来整体下滑风险。

自2015年8月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出现小幅贬值，有市场声音将其解读为中国政府通过人民币贬值刺激出口。

龙永图在“贸易失速：全球化‘贸顶了吗？”分论坛上。

对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经济学家黄益平直指问题的核心：人民币贬值并不是为了刺激出口，而是迫于全球货币政策环境的“顺势而为”。

“人民币最近较美元贬值，但过去两三年其实一直在升值。而中国在全球出口总量中的比例也在不断上升。”黄益平表示，这意味着货币升值并没有让中国商品出口失去竞争力。

黄益平认为，现在出口表现不好更多的是因为全球需求疲软，在这个时候通过贬值来支持出口其实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在目前资本项目相对开放的环境下，即便像中国这样一个还没有完全开放的国家，其实资本流动已经很多了。这个时候货币贬值产生的直接负作用就是推动资本外流。”黄益平称，通过货币贬值支持增长是得不偿失的，也不是中国决策层去年改革汇率政策的动机。

是“去通胀化”而非“通缩”

正如卡尔德提醒人们需要注意的是：“和过去相比，过去8年来，特别是当下，各国实施宽松政策的一个主要背景是全球通货紧缩的大趋势。”

通缩阴影似乎正步步逼近。

在3月24日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的一场主题为“通缩来了吗”的分论坛上，保罗·谢尔德认为，目前的状况是“去通胀化”，而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通缩。他表示，伴随着全球通胀数据的下降，特别是大宗商品和石油价格的下降，这方面的风险并不是非常大。

但即便风险可控，在场嘉宾皆认为，必须厘清通缩产生的脉络，并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防止可能出现的经济滞胀。

在谈及通缩压力为何抬头时，德维尔潘说：“首先因为金融和实体经济脱节。资金不能完全进入需要资金的人手中，进而产生泡沫。”在他看来，互联网对传统经济的颠覆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通缩，“互联网带来的技术革命没有提升劳动生产率，很多行业都出现了产能过剩。”

通缩的风险一直以来被高度重视。洛克菲勒金融公司总裁、CEO、美国前副国务卿鲁本·杰弗里三世（Reuben Jeffery III） 认为，通缩的风险在于推迟了消费行为及投资行为，直接导致公司利润下降，员工工资、就业出现问题。另外，公共和私营部门债务在通缩条件下事实上也并不好。

日本长期陷入通缩的经历体现出其负面影响之大，野村证券前会长氏家纯一谈到，日本从1998年就开始经历通缩，之后，日央行进行了积极的回应，很快采取了零利率、量化宽松等货币政策。但由于日央行权力所限，财政政策实施难度较高等因素，该国还是陷入经济的长期滞胀。

中国同样需时刻警惕通缩风险。过去的47个月，中国的PPI连续负增长，CPI开始重回“1时代”。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联席院长李剑阁表示，在1997年之前，中国政策的重点是放在防止通货膨胀上，“1998年中国第一次碰到了通缩，政策制定者第一次感觉到通货膨胀虽然可怕，但通缩更可怕”，这也使得当年政策从全面“双紧”——紧缩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转变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

李剑阁坦言，在应对通缩问题上，中国还在摸索。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中国政府都是用货币政策应对通缩，不少政府甚至都有一种过分依赖货币政策的倾向，“从中国现实讲，中国现在已经意识到仅仅依靠货币政策是不行的，必须进行结构性的改革。”

德维尔潘则指出，应对通缩需要不同的战略组合，其中改革是关键。同时，加快“一带一路”建设也非常重要。谢尔德也强调道，抑制通缩需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两手抓”，相辅相成。

另外，在场嘉宾也认为，解决通缩问题，除各国单打独斗外，还需要一个全球性的协调机制和一个畅通的对话通道。

全球化永远不会“见顶”

自2010年以来，世界贸易增长异常缓慢，由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两倍于GDP增速，大幅下滑到一半左右，不仅失去了长期以来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地位，甚而成为经济的拖累。2015年，全球贸易增速甚至罕见地“跑输”了同期GDP。这些数据将让人对全球经济感到担忧，并使有关“全球化是否见顶”的辩论变得更加热烈。

世界贸易组织（WTO）首席经济学家罗伯特·库普曼（Robert Koopman）认为，2015年全球贸易放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欧洲经济复苏乏力以及中国经济放缓造成的，全球经济的“增长引擎”好像这一段时间以来发生了机械故障，“一些国家的良好增长被其他国家的疲弱增长抵消”。

3月24日下午，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龙永图在“贸易失速：全球化‘见顶了吗？”分论坛上表示，国际贸易增速的下降并不代表全球化见顶，而是出现了新的趋势。

“中国的贸易量下降了，实际上反映了国内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一种动向。中国加工贸易的减少导致了整个国际贸易量的减少，这对于中国制造业的升级其实是一件好事。”龙永图说，“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比如，跨进电子商务就会对国际贸易产生巨大影响，今后可能和实体贸易并驾齐驱，国际贸易只是形式发生了转变，这与各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相关。”

这在库普曼看来，中国正尝试从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向更多由内需推动的经济转型，这对全球贸易产生了结构性影响。美国能源领域的变化也是如此，美国正成为能源净出口国。同时，在“近岸”甚至“回流”的趋势中，制造商决定缩短全球供应链，将生产基地设在距离本国更近的地区甚至迁回本土，这也对全球贸易产生了结构性影响。

全球经济显然在发生结构性调整，“在贸易领域，调整正变得非常明显”，库普曼认为，这意味着全球贸易放缓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不过，龙永图强调道，全球化不仅有国际贸易，也包含国际投资，二三十年后，投资或将成为世界经济更为重要的推动力。

“刚才我们马来西亚的王部长已经讲过了，马来西亚就希望从美国、欧洲、中国、日本和一些比较发达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兴国家能够向全世界进行投资。中国去年海外投资比之前还多。中国今年海外投资将会逐渐大幅度增加，成为一个重要的海外投资大国。”龙永图表示，“当世界主要经济体成为投资来源地后，接受投资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将从中受益，可以预期的是，这样的全球化将更有利于世界人民。”

既然“货币贬值”靠不住，那该拿什么来拯救贸易？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强调，要提振贸易应当切实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让中小企业更好融入全球价值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