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本质、资本主义与收入分配

孙国峰，陈 婕



资本的本质、资本主义与收入分配

孙国峰，陈 婕*

（福州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从资本的产生和发展来看，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同时也具有过渡特性，只不过这种过渡性并不必然意味着资本的消亡；资本实际上是规模不断扩大后联合生产的一种制度安排，这种联合生产方式不仅仅为资本主义社会需要，也同样为社会主义社会需要；资本对剩余的占有并非基于联合生产，而是基于制度设计，这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配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其共同特征即在于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占有；对资本的这种认识有利于我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程中充分利用和发挥资本的作用，但同时也要清楚地认识到资本的负面性，并通过制度设计将这种负面性降到最低。

资本；联合生产；资本主义；收入分配

一、一种联合生产方式：资本的制度功能

从科学性上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货币的论断显然要优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货币理论。尽管后者从技术层面要更符合经济社会现实，但显然从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中也完全能够推导出这些公式。对于普通大众，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去探求货币本质的问题，但对于专门的理论研究者来说，西方主流理论显然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因此，在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面前，我们必须回到货币的本质，即“货币是用来交换的一般等价物”。也就是说，在交换的原初，交换物互为媒介，在交换开始、进行和完成的整个过程中，并没有货币的影子。随着交换需求的扩大，这种物物交换的缺陷正在被不断克服，各种各样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物品出现了。但只有当一般等价物固定在金银上之后，才有了真正意义的货币。可以看到的是，金银作为货币的一个主要原因即在于其难以复制的特性（当然，给金银掺假是另外一回事），金银本位制刚刚过去不到一个世纪，直到今天，金银的这种特性仍然散发着极强的吸引力。随着纸币在各国的普遍出现，金银就逐渐失去了其作为货币的功能（虽然这种功能也是人类赋予它的），正如马克思主义理论所透彻指出的，纸币的出现才真正完成了从普通交换媒介的异化——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出现了一个能够交换任何物品的独立成“物”的“货币”，于是货币拜物教就出现了。纸币的最大好处是方便和高效，但同时也有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能够被比较容易地仿制（从这里可以看出，“人造”的货币具有天然的不稳定性）。这时候政府就要出面了，而且一出面就要完全垄断纸币的发行权。在金银充当货币的时代，人们拼命地向自然“挖”金矿；而在政府垄断纸币的时代，如果不想冒制造假币的危险，就只能拼命地工作。应该说，纸币在某种程度上让政府的日子好过了，原因即在于其掌握货币发行权。一国如斯，全球更如斯。这也正是美国宁可大打出手，也决不会放弃美元世界货币地位的原因。一国政府如果开动印钞机，其本国民众的财产就可能要缩水；美国政府如果开动印钞机，全世界的财产不仅会缩水，而且还会不费一枪一弹地流向美国。可见，货币产生、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制度建立完善的过程，谁占有了这个制高点，谁就有了话语权（从这个意义上看，美国在二战后除了收获了全世界最顶尖的人才，尤为重要的还是建立了确保自己货币霸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应该说，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西方货币主义所研究的对象正是纸币大行其道的时代，其意义和价值也仅在于此。如果不返回去看货币的历史，就很难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的重要性。

回顾了货币，我们再来看资本。从前文可以看到，货币是一个交换的范畴。那么资本呢？显然，资本是一个生产的范畴。换言之，离开了交换，货币的功能丧失大半；而离开了生产，资本将成为无源之水。我们撇开马克思主义和西方主流理论关于资本的争论，而将目光投向两者都关注的生产领域。没有生产（也就意味着没有劳动），最起码人类社会经济系统是无法持续的。这应该是一个没有争议的常识。那么，要生产就必需生产资料和劳动。威廉·配第所谓“土地乃财富之母，劳动乃财富之父”也就是一个生产的概念，只不过这种生产是适用于人类各个社会经济形态的。在原始社会，生产是劳动者自愿的；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生产是劳动者非自愿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从表面上看是劳动者自愿的，但实际呢？这就需要我们寻找答案。生产本质上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只不过其规模有大有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的生产可以说都是小规模的，但无论规模大小，都需要一种力量将分散的生产资料和劳动组合在一起。我们已经知道，工业文明以前的生产，除了原始文明时期，生产资料和劳动的结合通常都是依靠武力强权完成的。即使资本主义前期，这种情况依然很普遍，即所谓野蛮资本主义。那么，之后呢？让我们仍然将目光转向交换。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和劳动都能够通过市场这个渠道得到，这是货币的功劳。但货币所有者为什么要进行生产？显然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货币，即利息（利润）。这时候，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讲，就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货币变成了资本；用西方主流理论的话讲，就是资本投资（显然，这更能被较普遍的接受）。让我们仍然忽略这些不同的表述，继续关注于生产本身。需要反问的是，如果没有货币，能够大范围的聚集起生产需要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吗？答案是，有可能，但可能存在严重的问题，这也是被我国改革之前的计划经济所证明了的。这种方式的最大问题就是低效。那么，如果要发挥货币的交换尤其是自由交换功能，破解生产中可能出现或存在的低效问题，就只有让货币转变为资本。这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优势所在。但我们仍然需要诘问的是，有人看到具体生产过程中任何货币或者资本的影子了吗？没有，我们看到的依然是具体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这就是被理论界一直忽视的问题，即即使在生产领域，货币或者资本仍然充当的是交换媒介，其对生产的作用不过如此。换言之，资本只不过是接续了货币的制度功能，被追求利息（利润）的“诱饵”吸引，对分散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进行了有利于高效生产的组合罢了。问题的关键在于谁是资本的主体或者代言人，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西方主流理论分歧的真正所在。

从本文的研究视角看，资本既然由货币而来，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其优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需要指出，资本的本质除了如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言之外，更重要的实际是它的制度功能。无论如何，资本所体现的是一种联合生产方式，只不过这种联合生产方式是通过货币功能实现的。

二、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及其过渡性

资本主义的合理性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其一，用马克思主义的定义看，“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货币”，既然资本是货币的一种转化形态，那么货币的合理性也就是资本的合理性。其二，从上文所论述的结果看，既然资本是联合生产方式下的一种制度安排，那么，如果联合生产方式是合理的，资本作为其“粘合剂”的作用在一定时间阈场中也是必要和合理的。其三，从人类经济社会形态的历史变迁来看，如果工业文明是必然并且有利于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的，那么作为其核心推动者的资本也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其四，从人的本性出发，如果我们承认人的自利性，资本则更符合其要求。这一点从劳动自然性向社会性的衍化即可看出。正是因为劳动自然性的需求催生了其社会性的发生，换言之，劳动社会性最基本的一个诉求就是保障劳动自然性的存在。显然，货币包括资本都是劳动社会性不断创造衍生的结果，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也有其充足的合理性。其五，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比较资本主义在当今世界的发展情况，也无法抹杀其具有的极强的生存能力。这种能力并且以一种哈耶克所谓“自然扩展的秩序”的方式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涓滴效应”。其六，也是得到显著证实的，资本更适合人的创造性的释放，当然它同样可以激发人的无限欲望。如果说人类社会的进步需要创新能力，那么，看起来资本至少在目前要做得好一些。

既然资本有这么多合理性，我们又为什么说它同时具有过渡性呢？当然，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这一问题已经做了科学和权威的论断。但问题是，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同样遭遇了如同哈耶克所谓“致命的自负”的尴尬。因此，这两种联合生产方式都需要改进，需要我们正确地看待其合理性和过渡性。而且，我们这里所谓的过渡性并不是必然通向资本的灭亡，而更多地是指一种制度演进的必要性。基于此，本文所思考的资本过渡性，更倾向于给资本“带上笼头”。那么，这个“笼头”又针对什么呢？显然，资本所具有的负面性概由其逐利性而来，但我们又无法全然否定这种逐利性，因为它本身就是劳动自然性存在的需要，也是劳动社会性的应有之义。尽管如此，对资本的“笼头”恰恰就是要带在这种逐利的负面性上。只不过这个笼头要以制度、法律直至道德和社会良俗的面目出现。从本文的立意看，就是要通过制度对劳动的社会性进行规制，以免其走向极端，造成对土地和劳动自然性的破坏。实际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制的不断惠及大众尤其是福利国家的出现，正是给资本带上“笼头”的最好证明。在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无需讳言资本的正面意义，但更要警惕资本负面性给经济社会带来的破坏性，这也是我们不断提倡和坚持建设法制社会的题中之义。

三、对收入分配理论基于生产要素属性的反思

在关于基于生产要素理论的收入分配问题上，尤其是国内的学者“吵”得很凶。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学者强调的是劳动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坚持要素价值论的学者无外乎将西方尤其是“斯密教条”、萨伊“三位一体”公式和边际效用学派等重新咀嚼了一番，然后坚信按要素贡献进行分配的合理性。总起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更符合“人本主义”思想，是对人的普遍关注。而要素价值论者则隐藏了“物”之后的“人”，并进而将“物”拟人化了，将科学研究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文学描述。从本文的研究视角看，无论如何将生产要素细化，其最后都会归结于土地和劳动两个要素。因此，从本质上讲，就生产而言，劳动的主导性是无需争论的。如果没有劳动的主体人，土地就只能具有自然性。换言之，土地不会自动地去寻找人去合作生产，从而实现自身的社会性，只有劳动的社会性才能够赋予土地社会性。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土地的社会性意味着生产资料有了所有权意义上的归宿，生产的要素没有变，但生产却异化成了劳动社会性之间的事情。不是土地和劳动争取多少份额的剩余，而是不同的劳动主体之间的“斗争”！试问，土地或者说生产资料会要求属于自己的剩余吗？这不是文学幻想吗？因此，看到那么多人“引经据典”地“高谈阔论”，你只能说收入分配永远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既然是意识形态，那就有可能出现对显而易见的事实的文学化描述。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让我们仍然回到生产要素属性的原点。对于土地和劳动的自然性来讲，不存在对剩余的分配问题。因为分配只能在土地和劳动社会性之后发生。换言之，在自然性面前，劳动主体都是平等的。但当劳动和土地步入社会性之后，这种平等就不存在了。我们相信熟悉人类历史的人都不会否定这一点。说得再透彻一点，土地的社会性实际上就意味着所有权的出现，这个所有权并不是劳动主体的自愿，当然更不是土地的自愿。劳动主体之间的不平等实际上在土地的社会性之后就出现了，现在看来，这也是劳动社会性发展过程中的必然。既然如此，基于这种不平等的生产也就异化了，这也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所以出现的动力源之一。尽管资本主义好像将劳动从对土地的人身依附上解放了出来，但实际上又使劳动无可选择的依附于资本。从前面关于资本的解析来看，劳动对资本的依附并非对某一具体物的依附，而是对一种制度的依附（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锁链”）。在这种制度下，土地则化身为各种不同的生产资料，并且一如既往地“以拟人化”的方式要求着生产剩余，并且是绝大部分剩余。当然，绝不是生产资料需要报酬，而是资本所有者需要。那么，这种要求的依据是什么？真的是贡献吗？那这种贡献最多只能说是资本所有者提供了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又与边际贡献能扯上什么关系呢？看来，分配问题还真不像西方主流理论所讲的与所有权没有关系，恰恰相反，是与所有权直接相关的。换言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收入分配仍然是前资本主义时期对土地所有权占有基础上收入分配的延续，只不过做得更隐秘、“更民主”和“更人性化”而已。但无论如何“民主”和“人性化”，都还是对劳动社会性维护其自然性的一种异化甚至反动，并进而对土地自然性造成破坏。因此，在肯定资本合理性的同时，还必须通过制度设计消除其自身无法克服的负面性。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二、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詹姆斯·M·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8.

[3]蔡继明.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争论和发展[J].山东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2-15.

[4]孙国峰.价值理论之争的意识形态本质[J].学术研究,2013(8).

The Nature of Capital, Capitalism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SUN Guo-feng，CHEN Jie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The capital has rationality of its existence, but at the same time has the transitional characteristic from its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no more than this transitional characteristic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that the capital will die out. Capital is actually a kind of system arrangement of joint production after increasingly expanding of the scale, not only the capitalist society needs this combined mode of production, but the socialist society also does. The capital possesses the surplus bases on system design, not the joint production, which is not essentially different from the slave society and feudal society distribution, and their common feature is possession of the ownership of production goods. The capital of this understanding is advantageous for us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capital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must clearly recognize the negative capital, and minimize the negative through the design of the system.

capital; joint production; capitalism; income distribution

10.14096/j.cnki.cn34-1044/c.2016.06.26

F014

A

1004-4310（2016）06-0123-03

2016-10-03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本第二性、土地资本化与产业升级的财富极化效应研究”（11BJY002）。

孙国峰（1969- ），男，甘肃通渭人，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理论经济、转轨经济、土地制度、公共资源和公共政策等；陈婕（1994- ），女，福建宁德人，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理论经济、区域经济、电子政务、公共服务、公共政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