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少数民族诗歌：如何发明传统

刘巧荣，李长中（阜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徽 阜阳，236037）



新世纪少数民族诗歌：如何发明传统

刘巧荣，李长中
（阜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徽 阜阳，236037）

摘要：民族传统文化是族群成员的精神依托和用以区别于他族的本质所在。在现代化和多元文化背景下，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面临被消融于主流文化之中的危险。为了继续使传统文化有效存续及发挥其身份确认的功能，少数民族诗人发现，只有适应环境的变化来重新“发明传统”，才能确认其文化和民族身份。在这里，作为“特定文化持有者”的少数民族诗人，为何要“发明传统”、这些“传统”是如何被“发明”出来的，以及存在的病象等问题，亟需予以探讨。

关键词：民族诗歌；发明传统；身份；病象

一

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一系列倾向民族地区的经济上的扶持政策的出台更是影响深远和意义重大，例如，2005年颁布的《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中的关于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政策和措施，同时还有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科教文卫方面的举措。应政策的出台，仅在“‘十一五’期间，国家共投入各项扶持资金 37.51亿元，安排各类扶持项目1万多个”[1]，藉此民族地区的工业和服务业比重明显上升，出现很多加工业、资源密集型产业及重工业等。多种针对民族地区的政策和帮扶措施使得民族地区经济得以迅速提升，“在2009年民族地区 8省区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34619亿元，年均增长13.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8014元，占全国的比重较2005年提高了5.1个百分点”[1]。民族地区经济的迅速提升，带来了少数民族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的提高，比如现在可以饮用到干净的自来水、食品充裕、穿衣可以达到保暖和多样化、住进条件较好的新房子、可以接受义务教育、可以收看到全国的电视节目、可以走出去看外面的世界等。

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发展与推进以及多元文化的融合互动势必会带来一些问题，甚至是牺牲一定的东西，而这些问题在少数民族地区更为明显，其带来的变化更为剧烈。如过度开发造成的环境破坏、民族传统文化的断裂甚至消失、民族文化心理的转变、族群界限的模糊和族群意识的淡化等。苗族诗人末未在组诗《在沙漠，词语也会脱水》中对沙漠化日益肆虐的描写：“是沙漠太饥渴/连沙枣树的影子/都嚼碎了。”诗人想要在沙漠中找寻沙枣，但是“找了几千漠/又找了几千漠”还是没有找到，连用两个“几千漠”更加突出了沙漠化的日益严重，而且沙漠连“沙枣树的影子”“都嚼碎了”，将沙漠拟人化，生动地将沙漠化对自然生态的影响描述出来。这种生态的破坏和现代化大规模的开发密不可分，一般少数民族地区生态较为脆弱，很难经受住大规模的开发，地处偏远、生态脆弱的边地少数民族地区尤其如此。如藏族诗人阿顿·华多太的诗歌《变焦》所描述的：“直至网围栏/直至被铁丝活活晒干的一只黄羊/直至高速路肩与草地之间/斑斓的垃圾，不灭的色彩。”诗人用“直至”二字清晰地指出了“过去”和“现在”的区别，就生态环境来说暗示了“过去”和“现在”两个不同的空间：“过去”是生态平衡的、环境美好的，“现在”是被污染的且生态遭破坏的。也是直指现代化开发对民族地区环境的负面影响，不仅动物因此遭受影响，连草地上都是垃圾，“不灭的色彩”则意味着环境污染对脆弱的民族地区生态危害的延续性。一直以来少数民族对自然的崇拜和依赖就比较强，在传统式的乡土社会中自然生态一直是他们生存的根基，并且少数民族地区多处于偏僻、交通不便的山区或边远地区，一旦其所处地区脆弱的自然生态遭到破坏就很难恢复。现代化的推进势必要波及少数民族地区，势必要对其生存地区进行开发，而作为其生存根基的自然生态环境的被破坏，对于家园意识较强的少数民族成员来说，势必会引起恐慌和犹疑，拿以前的家园环境与现在的做对比也在情理之中。

文化多元化是全球化和现代化的现象之一，主流文化在与少数民族文化交融过程中处于优势地位，并呈现出强势的主流文化消解边缘的少数民族文化的趋势，少数民族文化的地方性特点渐渐减弱，甚至是存续困难、面临断裂的危险，尤其作为本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人的年轻一代人对本民族地区不再热爱和依赖、对民族传统文化渐渐疏远和不愿传承，加剧了民族传统的存续困难，而传统的渐渐衰退对少数民族造成了文化创伤，直接威胁到族群身份的认同。正如藏族作家嘎代才让《赞丹呗嘛》中的述说：“她看见曾经熟悉的寺院/场景：一个聋哑铁匠打造的神像/被反复拭擦，熬过无数的黎明之后被丢弃。”诗人以“寺院”“神像”为意象，象征的是藏民族的传统信仰，“曾经熟悉的”表明过去藏民族是非常敬重他们的宗教、是非常有信仰的一个群体，“反复”和“无数”从侧面说明他们信仰由来已久，但是现代化、全球化及文化多元化语境下他们的信仰被自己的子孙“丢弃”、传统文化无以为继。时代语境下，传统文化存续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民族传统能不能继续传承下去，不仅仅是年轻一代人愿不愿意传承所能解决的了，而是一个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复杂的问题，如果年轻一代人没有生活在特定的文化当中或者不认同、不传承自己的传统文化，即使他们作为族群成员也已经没有了其族群的文化根性，传统文化又怎样传承？注定了年轻一代人再也“回不到/命定的青藏”[2]。似乎传统习俗即将消失在年轻一代人那里，这种传统文化的断裂和无以为继，不是个别族群出现的状况，是我国少数民族在现代化语境下遇到的普遍现象。

作为族群精英和族群传统承继纽带之一的少数民族诗人，比较敏锐地觉察到全球化、现代化及文化多元化造成的族群文化和身份认同的困难，一旦文化没有了独特性，拿什么来区别于其他族群？拿什么来确认族群的身份？如何让更多的少数民族成员乐于重新认识并传承本民族传统文化，成为“重新创造过去的人”面临的巨大问题与责任，他们不得不“为了相当新近的目的而使用旧材料来建构一种新形式的被发明的传统”（1）[3]6。少数民族诗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担负起重构族群传统文化和强化族群身份的责任，为了传承和发扬自己的族群传统、抵御主流文化对自己边缘文化的冲击和消融，亦是为了警醒族群成员树立、坚定自己的族群身份意识，只有用自己的诗歌言说传统文化和表现族群生存的实际问题，并最终从“发明传统”中寻求文化和身份认同。诗歌作为少数民族最具民族特色的文学表现方式，在文学“发明传统”的过程中比较具有代表性，因而热衷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少数民族诗人的诗歌，其文学表现多立足于其民族的传统文化上[4]，这样才能更容易建构出适应族群现状的“传统”来。也就是说，在如今的现代化背景下，城市化进程愈演愈烈，族群成员散居各地、族群身份迷离甚至是淡化，族群的文化空间被消融，这就需要适时“发明”“传统”来“作为建构国家民族身份、民族记忆以及文化认同的手段”[5]。诗歌作为建构族群身份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时代变迁的情况下再现一些有地方特色的风景、风俗习惯、精神文化等景观，其由原本观赏性的意义，转变为一种表演性的和可以区分地域的文化景观意义，此景观是象征地域性和族群性的空间景观，是一种为了确认族群身份而“发明”出来的“传统”。

二

我国少数民族大多正处于散居生活、文化被消融、身份难确认等境况中，为了寻找其文化身份、团结族群成员，少数民族诗歌中兴起了“重述历史”、写英雄、写神话传说的热潮。因为民族的历史、神话传说等是用来解释自己族群由来的，所以少数民族诗歌中对历史、神话、传说等的“发明”，表现为书写族群曾经的辉煌历史、用神话解释族群的由来历史及合法性、用历史上的或传说里的英雄人物彰显族群的光辉，其实质是为了“试图与某一适当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过去建立连续性”[3]15，并“尽可能地运用历史来作为行动的合法性依据和团体一致的粘合剂”[3]15。如哈尼族诗人泉溪在诗歌《出生地》中对自己族群来源的猜测：“我曾经在信封和诗行里/把我的村庄写作‘游牧’/据说我们是从江西那边迁移过来的游牧民族。”诗人用“据说”二字引出对族群由来的猜测，因为无准确的史料提供其族群起源和历史的证明，所以诗人在此用民间传说来为自己族群的起源建立合法性。还有壮族作家翚婷婷的诗歌《姓氏》中对于壮族迁徙历史的改写：“族长曾带领着青年人/穿过村后的狮子山，还有一座座/坟墓，人们带上族谱一起远行/他们爬出了十万大山/踏上云贵高原，还穿过西双版纳……”，诗人在此对自己族群迁徙历史的猜想并没有现实可靠的依据，是对族群历史的改写，实际上依据充足的说法是认为彝族自古就是生长于我国西南部的，由此可见作者“发明传统”的痕迹比较明显且更多地是为了增加自己族群历史的厚重性。而彝族诗人阿索拉毅的《南诏国》《古莽国》《白狼国》《诺苏列国略传》等一系列关于彝族历史的传说中不仅写彝族的历史更突出塑造了彝族的光辉历史形象和先祖们英勇、善战的优良血统：“白狼国漫长的一年是一日的重复/而一日的生活形态就足以让这个帝国/载入光辉史册成为万国楷模”；“古莽国”是“一个伟大的跨越或标志”；“南诏国”是“诺苏历史上最强悍的帝国/是一场狂暴的风雨滚滚的铁流/是尖锐的崛起与躁动”。“南诏国”“古莽国”“白狼国”等名称是彝族部落曾经的称呼，彝族是我国西南地区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但实际古代彝族部落并没有强大到成为“万国楷模”，诗中把彝族部落曾经的历史辉煌夸大化，作者也承认自己对彝族历史的叙述是“被无比诗化”了，在此诗人的目的是：通过对族群“曾经”的辉煌的夸大来唤起族群成员的荣誉感和对自己族群的热爱以凝聚信心。对少数民族群体而言，由于他们大多经历过漫长而持续性的迁徙或流浪历程，恰是在迁徙或流浪途中涌现出许多能够凝聚族群意志、引导族群方向的英雄人物，这些英雄人物经过本族群成员的反复叙述而成为其界定族群身份、明确族群归属的象征符号。出于在现代性语境下的身份焦虑，少数民族诗歌往往致力于对英雄人物的再叙述，以唤醒本族群成员对族群的再次确认，这样，英雄人物作为少数民族诗歌“传统发明”的重要资源也一再成为其基本载体，以达到利用部落英雄这个旧材料的重复述说，来“发明传统”的叙述导向。如蒙古族诗人阿尔泰的诗歌《我的草原》中写道：“以成吉思汗的神力为日录，/以明安图的智慧为印版，/这部恢弘的史册。”(2)诗中运用多个意象，“日录”和“印板”作为一种意象，象征的是族群的历史，“神力”和“智慧”象征的是族群的光辉形象。以蒙古族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和近代数学家明安图为自己族群的英雄，并指涉族群理想和精神向度，希望蒙古族继续写出伟大辉煌的历史、重建传统。少数民族诗歌中的这种“对本民族历史的诗意想象并非试图还原或再现历史，也不希望反思和探索历史，而是急切地将历史化入神话并加以叙述，目标只是凝聚与认同的生成，维系原有历史记忆的文化象征系统的‘在场’”[6]。正是在对传统的回眸远眺中，本民族传统仪式的再发明，也就成了少数民族诗歌的基本书写范式。如蒙古族诗人萨仁图娅的诗歌《最后的渔猎部落》：“查干湖举起银色的灯盏/把酒敬湖/双膝跪天/裹着羊皮袄的渔把头/俯身于湖这圣洁的祭坛/查玛舞的光影里/萨满的腰铃神秘悠远。”然后“以生命的名义/为鱼诵经/万物皆神/一体的时空/祝祷的声音轻轻/五彩的经幡碧空。”诗歌生动形象地描写了居住在查干湖地区的蒙古族“祭湖-醒网”仪式的过程，凸显了生活在查干湖周围的蒙古族人民丰富多彩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可看到其宗教信仰及文化精神。霍布斯鲍姆认为：“发明传统本质上是一种形式化和仪式化的过程，其特点是与过去相关联，即使只是通过不断重复。”诗句中描写的查干湖祭湖仪式是郭尔罗斯地区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宗教色彩浓郁的民间仪式，表达了人们对大自然的感恩、对未来生产生活的祝愿等[7]，其仪式过程的形式和内涵基本延续下来，是通过描写不断重复的仪式的方式，来建立起与过去的连续以“发明传统”的，最明显的作用是：“唤起人们对传统的敬重，增强人们的民族文化情感，实现其他文化形式难以实现的传承文化与强化认同的功能。”[8]

也是在上述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少数民族诗歌会持续性书写本族群内部的风俗仪式、地理景观、空间格局，以及族群成员日常服饰等极具地方性特色的族群象征符号了。如蒙古族诗人阿尔泰的诗歌《我的草原》对草原风景的描写：“燃烧的羊粪砖，/网油包裹的肝脏，/木桩上的鞍子，/马奶桶，/无垠的草原，/浮游在雾霭中的马群，/出锅的荐骨肉，/单筒望远镜，/毡包的装饰布，/勒勒车，/有绑带的靴子，/带铃铛的狗，/摩托车，/土地或者——/花绿色的大帐篷，/摔跤手、马、蒙古象棋，/飞舞在风中的糖纸，/崎岖的路，/学校的土房，/长长的哈达，/乌兰牧骑的蒙古袍。”诗人在展现以前的蒙古草原风情之前先用一句“很早的时候”来将画面描写进行切换，进入“以前”的时空，描写了极具蒙古族地域特征的“草原”“马群”“毡包”“勒勒车”“哈达”“蒙古袍”等景观，在此这些景观更多的是作为蒙古族族群身份认同的物质文化依托，诗人从过去的空间中将其提取出来，作为族群新的象征加以描写，是为了满足对传统文化的想象并利用它建构起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更是为了唤起族群成员的集体记忆。接着用代表现代化 “闯入者”形象的“寻觅者”转回“现在”的时空中——被现代化征服的空间。“以前”和“现在”形成鲜明对比，尤其诗人的离散体验导致诗人在城市的公园闲逛时想起了家乡的草原，认为“以前”的家园生态是美好的，表达了诗人的怀念和希望恢复以前的生态的愿望：“草原很美，/总要回一趟草原”。“草原很美，/总该回一趟草原吧。”诗人这样反复地叙说加强了情感色彩，这样情感极浓郁的诗句将一定程度上从心理和情感上唤起其他成员共同的家园记忆、家园情感及对族群身份的认同。

三

当代少数民族诗歌的这种发明传统的现象，是诗人出于族群身份认同危机的考虑而产生的，所以不少民族诗人诗歌把族群叙述为一个“流浪者”或散居者的形象，如德昂族诗人艾傈木诺的组诗《来听雪花的缄默》所写的：“分一杯羹给门外的流浪汉/一个躲在墙脚，同病相怜的对象。”诗人先说“分一杯羹给门外的流浪汉”表明了对“流浪汉”的同情，又说出原因：自己和族群是和“流浪汉”处于一样的散居境况，是“同病相怜的对象”。德昂族是一个跨境民族，有一部分分布在缅甸，并且现在大量的成员进城谋生，本身处于散居的状态，而新世纪国家对德昂族实施的新农村建设整体搬迁使得族群搬离长期生活居住的高坡，搬离族群传统存续的封闭艰苦的家园，因而诗人感到家园和归属感的丧失，认为自己族群是流散的状态。实际上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德昂族就一直同全国人民一起为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而努力奋斗，现在又在为共同致富、提高生活水平而共同努力，大家是密不可分的国家共同体成员、是国家的主人，并不是真正的“流浪者”。

藏族诗人余新平在诗歌《独龙纹面女》中感叹传统的即将消逝，认为独龙族纹面的传统“日后，也许/只能在文字里相遇了”。为了维护传统文化生存的环境，诗人过分赞叹传统的空间，认为传统的生活美好并表现出对之怀念和向往的意向：“鸟儿多好”“桃核多好”“秧藤多好”“风儿多好”“独龙江多好”。连用五个“多好”塑造了传统时代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美好的画面，强烈表达了诗人对传统文化的敬重和热爱，诗人甚至接受缅北的贫穷、落后，表现出对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消极态度：“我原谅了一路泥泞/一地蚂蝗。”还有不少民族诗人坚持用母语创作，用母语创作的诗歌其受众是有限的，最终还要翻译为通用的语言，可以说这样的母语创作是一种倒退。族群传统文化固然重要，固然有其美好性，固然应该传承传统，但是这些并不是其主张返回“过去”、返回落后生活的借口。民族文学固然“不能放弃对本土的坚守,要构建具有自身的特异性与独特价值”[9]，同时更要反映时代主题和贴近大众生活实际。

新世纪少数民族诗歌“发明传统”的现象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这种现象是基于现代化背景下我国少数民族面临的族群传统文化承续困难和身份认同困难而出现的。少数民族诗人“发明传统”的方式多种多样，但可以归为两类：一种是再现“过去”的地域景观作为一种“传统”来进行“发明”，包括风景、人文景观的再现和族群仪式性活动的描写等；再一个是通过书写族群的历史、神话传说、英雄人物等，用以解释其族群的合法性和历史的厚重性。同时民族诗歌在“发明传统”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需要我们注意。

注释：

(1) “发明传统”是共同拥有一种文化的群体成员为了适应变化了的情况、环境而适时发明或者重建“传统”的行为，是出于群体的文化和身份认同的需要，为其身份的确认和族群话语权寻找合法性。发明传统一般在“旧”传统的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发生巨大且迅速的转变，彼此不再适应的情况下较为常见。

(2) 明安图：近代蒙古族著名数学家。

参考文献：

[1]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http://finance.qq . com/a/20101117/002537.htm(2010/11/17).

[2]刚杰·索木东.大地，或者信仰[J].民族文学,2015 （2）:148.

[3]霍布斯鲍姆，兰格.传统的发明[M].顾杭，庞冠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4]关纪新,朝戈金,等.多重选择的世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

[5]毛凌滢.风景的政治——库柏小说的风景再现与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J].外国文学，2014,5(3):72.

[6]李长中.人口较少民族诗歌的当代形态及其走向[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1（33）:155.

[7]阿汝汗.查干湖祭湖醒网仪式.http://www.syxcb. gov.cn/sywh/wyzp/informations/20110622/30143.sh tml.

[8]刘大先.重新“发明”传统节日[N].人民日报第014版文艺评论,2015-02-17:2.

[9]赛娜·艾斯别克.柯尔克孜族小说创作的现代主义倾向[J].民族文学，2006(6):102.

The Poetries of Ethnic Minorities of New Century: How to Create Tradition

LIU Qiao-rong，LI Chang-zho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236037,Anhui)

Abstract:The national traditional culture is the spiritual support of members of a ethnic group and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that difference from other race. China's ethnic minority culture is facing the risk of being melted in the mainstream culture under the modernization and the diversified background. In order to make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surviving effectively and play its identification role well, minority poets find only to adapt to the changing environment create tradition can confirm the culture and nation identification. As the specific cultural holders, the minority poets of need solve these problems of the reason, the way and symptom of the creation tradition.

Key words:ethnic poetry; create tradition; identity; symptom

中图分类号：I207.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4310（2016）03-0075-04

DOI:10.14096/j.cnki.cn34-1044/c.2016.03.17

*收稿日期：2016-03-03

作者简介：刘巧荣（1987- ），女，安徽萧县人，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李长中（1972-），男，河南永城人，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