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带家具出租的房间》中复义的作用

刘思航（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浅析《带家具出租的房间》中复义的作用

刘思航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摘要：复义作为新批评理论中的一个术语，蕴含着多义性和不确定性两个层面的意思。其虽多见于诗歌语言，但在小说中也是不容忽视的。美国作家欧·亨利的《带家具出租的房间》在细节、意象、结局上都成功运用了复义，这为我们将新批评术语运用于小说分析中提供了新的启发，也为新批评理论在新时期的发展创造了更多可能性。

关键词：欧·亨利；《带家具出租的房间》；复义；新批评

在新批评理论中，“复义”一词被赋予了特殊的意蕴。燕卜逊在《复义七型》（Seven Types of Ambiguity）中对这一术语的定义是：“任何导致对同一文字的不同解释及文字歧义。”[1]它所蕴含的不确定性和多义性，成为文本分析中最值得关注的方面之一。在进行文本细读时，把握作品中不同层面的复义现象，对理解作品的结构与深层次意蕴有重要意义。

自1930年《复义七型》出版后，“复义”一直作为诗歌中的一种现象被批评家所关注。燕卜逊在这部著作中对“复义”的类型进行了细致的总结，并列举了二百多个诗歌和戏剧段落作为其复义理论的例证。然而不仅是诗歌和戏剧，小说之中也存在着复义现象。

美国小说家欧·亨利的《带家具出租的房间》是一篇结构巧妙、内容精致的短篇小说，主要讲述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辗转追寻他所爱的姑娘五个月未果，租住在一间带家具出租的破旧房间里。他试图向房东太太询问，却仍旧没有得知姑娘的下落。在这间房间里，小伙子意外地感受到姑娘留下的种种气息。再次向房东太太求证失败后，小伙子怀着失落、疲倦与绝望在房间里选择了自杀。然而，他不知道，房东太太为了租出这间房而对他撒了谎，一周前，他所追寻的姑娘也在这个房间里结束了生命。

欧亨利的小说素以“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结尾而闻名，《带家具出租的房间》也不例外。然而，结尾并非这篇小说唯一的亮点。与其说是结尾，不如说是不同层面的复义造就了小说的成功。下面，我们就以《带家具出租的房间》为例，来分析本篇小说中复义的作用。

一、细节的复义与情节发展

小说的前两个自然段概述了“西南区的红砖房街区”里那成千上万的流动着的而又沉闷单调的房客，他们“从一个带家具出租的房间转到另一个带家具出租的房间”。原文中的“wake of all these vagrant guests”，既表现了这些人的流动性，也奠定了这样一整个群体共有的特征。而作者的本意则是通过描写这些房客来反映这些带家具出租的房间，包括房间所在的这个街区。如果为这里的一切都涂上颜色，灰色将是最为合适的。不得安定的流浪房客、无聊的话题，颓废的基调，不言而喻。在下文证实以前，我们已经可以想到这些房间会是破败、陈旧而不是明亮、崭新的。表面上看作者的用词是针对人的，却将环境的特点一并带出。倘若这里直接描述房间的破旧、街区的脏乱，则大为逊色。

主人公的登场是没有花费太多笔墨的，但细节的安排很是考究。“天黑以后”“挨家挨户地打门铃”，表示他希望寻得住处的迫切性，而来到这里求租似乎已不会太在乎房间的好坏了。“瘪塌塌的手提包”“帽檐和额头上的灰尘”，则体现了他并不富裕、且十分疲倦。作者虽然没有面面俱到地写身高、面容，但是用几个能引起读者遐想的细节，就点出了很好的效果。他从哪里来？为什么到这里？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这些问题作者没有回答。读者们带着这些问题会不由自主地想要继续读下去，这种细节的复义客观上推动了故事的展开。

主人公与房东太太的对话，前后两次都提到了在这个房间里曾居住过剧团的人。这看似巧合的安排仿佛和情节的展开没有什么关系，但实际是一种暗示。主人公会不会因此而萌生了一丝若隐若现的希望呢？会不会因为这一丝希望而决定住在这里呢？当然，这些都是在下文介绍了他所追寻的那个女孩（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但应该是和剧团或合唱团一类的地方有关，而我们也不能一口咬定就是在这类地方工作）之后，才前后对应上的。这就使我们刚刚明确了主人公的目的（寻找女孩），却又陷入了关于女孩情况的疑团。同样是这种复义，维持着故事向前推进的动力。

煤气灯是在房东太太的话中一笔带过的。作为房间中的一个普通陈设，也许刚读到时没有谁会特别在意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然而，在情节发展的前因后果中，它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在最后会得知，主人公正是用煤气灯自杀的。直至主人公“吹灭了煤气灯，又把煤气开到最大，随后怀着感激的心情躺到床上”时，读者才突然有所感触，既觉得自杀这一行为出乎意料，又对前面埋下的“煤气灯”这一伏笔感到合理。而结局中房东太太道出姑娘死因时，读者心中的出乎意料性和合理性都进一步上升，产生了更强的效果。这一伏笔和作者意图的隐蔽是一大亮点，前半段隐藏得越深，后半段产生的震撼效果越强。

上文曾提到《带家具出租的房间》全文弥漫着一种让读者不可捉摸的氛围，这种氛围的营造也是该小说的一个突出特点。我们在初读时，似乎总怀着疑问，思绪也按照作者事先安排好的情节顺序走。这里举出这样几处例子，是为了说明：文中的几处细节看似不起眼，实际上都因复义性而成为伏笔。如此既维持了故事的发展，也体现了作者意图的巧妙，同时还直接影响读者的阅读感受。如果说这种“不可捉摸”的神秘氛围，是由推动情节发展的细节复义产生的，那么下面要说的意象复义则增强了这种效果。

二、意象的复义与情感氛围

作为意象，在描写过程中必定融入了作者的主观情感。在我们尚未了解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仍旧带着若干疑团的阅读过程中，对意象的理解、对作者情感和意图的揣摩便促使复义产生。就意象本身而言，我们所体验到的不过是处于含混状态的描写方式，而最具吸引力的仅仅是由于复义所产生的与有限范畴的上下文相关的审美愉悦。在宏观把握全文内容以前，类似的审美愉悦都带有一定的片面性，而读完整篇小说后，这种愉悦却能与全文的情感基调产生共鸣。

主人公在跟随房东太太上楼时经过了过道和楼梯。这里作者对“植物”这一意象的运用令人称道。楼梯上的毡毯“似乎已经变成了植物，在腐恶阴暗的空气里，它长在这楼梯上，就像一大块滑腻腻的地衣或一大片苔藓，踩上去活像那种黏糊糊的有机物”。毡毯的肮脏程度可见一斑，但它与整个红砖房的环境是相符合的。植物在这里并不是象征着生机、希望等通常的对象，而是仅仅为毡毯之“肮脏”的形象化充当媒介。我们不知道这条“滑腻腻”“黏糊糊”的毡毯是如何变成这样的。如果作者这样写：“这条毡毯因房东太太的疏于清洗而肮脏不堪，上面满是油污和不明的液体，似乎还有烟灰浸渍的斑点和火星烧出的破洞。”会让人觉得十分生硬。一个腐败、阴暗、肮脏的意象赤裸裸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没有过多的解释，留下若干想象空间。而它又与整体环境的阴暗融为一体，作用于更多看似普通的意象之上。墙壁上那“也许曾经放过花草，也有可能曾放过圣徒的雕像”的空荡荡的壁龛，也因这混浊腐恶的空气而“枯死”或“被妖魔鬼怪拖进黑暗”去了。一系列意象渲染着阴郁的意境，其渲染效果无疑得益于意象本身的复义。

对房间内陈设的描写，也有着类似的手法。整个房间“就像一个强颜欢笑、忸怩作态的妓女，带着那种初次见面时的虚情假意欢迎着刚到的客人”。如海上“热带岛屿”一般的花花绿绿的地毯，像“亚马逊舞女饰巾”的歪歪斜斜、不成样子的帷帘，像“一头在拼命挣扎时给人杀死的可怕怪物”的弹簧外露的睡榻，地板上每处凹痕和裂纹“都有其自身独特的痛苦由来”。这些痕迹是曾经居住在这里的人们的真实写照。作者留下的疑问也是读者们在思考着的。对房间施加种种怨恨的人是为何这么做的？也许读者在试图明确意象复义的过程中，会得出更多超出作者猜测的答案。

主人公在房间中听到的“出租的声音”与嗅到的“出租的气味”，伴随着种种思想在心头萦绕。这里并没有明确写是怎样的思想。是忧愁？痛苦？麻木？疲倦？厌烦？或是它们的集合？而下文的转折无疑让他的思绪为之波动。那突如其来的“浓烈而甜美的”木樨香味，分明、浓郁、强烈，“像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来客”。这木樨香甚至让主人公的知觉变得紊乱，“听到气味的召唤”这样通感化的朦胧，模糊了嗅觉与听觉的界限，传神地刻画了主人公为之痴狂的精神状态转变，以至于他做出了一系列近乎疯狂的行为：翻找抽屉、“像猎狗似的”追踪气味的源头、趴下身子搜寻角落、大声喊叫……直到再次向房东太太求证得到否定答案后，他回到房间，那神秘的木樨香味随着他最后的一丝希望和信心消散而去。

木樨香的出现和消失都如此匆忙，我们在阅读过程中也由此引发了一连串思考：香味从何而来？是否真的和那位姑娘有关？或者去更深入地思考：香味究竟是真实存在，还是出于主人公的幻觉和臆想？木樨香不仅是牵引主人公思想和行为转变的一个重要线索，也是一个连本身存在都具有不确定性的意象。布鲁克斯和沃伦对此作出了两方面的假设，指出不论读者和作者，双方都对这个问题持有一些证据。换句话说，作者正在开读者的玩笑——“故意叫他感到困惑不解”[2]55。这实际上承认了意象本身的复义效果。尽管两位先生对木樨香味这一意象的穿插并不十分满意，在对作者是否有意如此安排的揣测中提出多种质疑。但意象的复义为读者带来的审美愉悦是毋庸置疑的。

这篇小说中的视觉、味觉意象描写与凄凉、压抑、阴暗的情感氛围相呼应。或者说，这样一连串的意象其实已经暗示了主人公的死。死亡意象的构建对全文悲怆情感氛围的渲染至关重要，但仅仅是悲怆还无法达到理想的审美效果。不同的死亡意象正因其本身的复义而成为文中最出彩的部分，这些复义的巧妙运用为小说增添了一层扑朔迷离的色彩，再加上主人公那无可奈何而令人同情的命运，使悲怆升华为凄美。所以说，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审美感受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些意象的复义。

三、结局的复义与逻辑推理

对于《带家具出租的房间》结局的设置，评论者褒贬不一。有的观点认为：这样的结局是小说最好的收尾方式。不仅在逻辑上解决了前面所留下的疑问，令情节发展得以圆满，在艺术处理上也达到了一种“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效果。易玮玮认为“过分强调线索的逻辑推理性对新式小说缺乏说服力”[3]；郭孟媛认为“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特色在丰富小说主题、展示人物性格、照亮读者内心世界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4]。而相反的观点则认为：此种结局安排的合理性值得质疑，是作者为了摆脱写作困境而采取的权益之计，甚至觉得这是个拙劣的骗局，带着嘲弄的语气欺骗读者[2]56。不仅布鲁克斯和沃伦持此观点，潘幸龙也认为“欧·亨利的小说直奔结尾，缺乏情节上的波折与跌宕起伏，有刻意斧凿、牵强附会的意味。也容易让读者产生审美疲劳”[5]。究竟哪一种看法更具说服力呢？

真相的揭示是在房东太太们的对话内容中表现出来的。主人公追寻的那位姑娘的自杀，在房东太太们漠不关心的闲聊中，被作为阻碍房间出租的一个潜在条件出现。到了这里，似乎前面阅读中浮现的一切疑问都有了合理的解释：姑娘的下落、木樨香的出现、房东太太的谎言（直到这里才能证实房东太太撒了谎）。当读者在这样一个结局中理清了线索、解开了疑团后，才感受到作者似乎是在有意将故事情节及读者思绪朝一个能够被接受的方向推动，逻辑的不连贯性也由此得到了极好的掩饰。而一系列的“理所当然”又被批评家们归于名为真实的巧合之中。不论这个结局的合理性是否值得质疑，它本身确实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出人意料地为前文的伏笔圆了场。

而疑团的解决并不意味着整篇小说全部结束，再没有什么值得回味的地方。若是那样，这篇小说终究是流于平淡。读者刚刚脱离了将结局与前文对应的沉思，又陷入了一系列新的追问：如果房东太太没有撒谎，而是告诉了主人公姑娘的死讯，主人公会如何做？苦寻不得的绝望会转变为晴天霹雳的悲伤？还是仍旧转变为另一种绝望？主人公会不会因此同样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作者安排这个结尾的指向究竟为何？这篇小说是写谁的，是小伙子还是房东太太？为沉思与追问萦绕着的读者就在这样一种结局的复义之中，使得对主人公的同情和通篇弥漫着的阴郁氛围得以升华，从而产生诸如哀怨、惆怅等不同的审美效果，这与小说灰色的主色彩也是相符合的。

“欧·亨利式结尾”素来以其出人意料的转折性而存有争议。不同于《麦琪的礼物》中那种“含泪的微笑”，《带家具出租的房间》这种悲惨的结局是欧·亨利作品中比较少见的。小说结尾的吸引力不仅仅在于其转折性，还在于它所引发的追问。这些没有固定答案的开放式追问虽然是读者提出而非小说本身提出的，但也是建立在对小说深度的感悟和思考上。换言之，结尾的复义由文本层面移向了读者层面。全文蕴含的思想情感通过由文本到读者，再由读者到文本的往返实现了升华。新批评派将文本与作者和读者割裂开来的主张，直接加速了这一流派的消亡，比尔兹利、维姆萨特提出的“意图谬见”和“感受谬见”之局限性，不仅为其他流派的批评家所诟病，也不被布鲁克斯等新批评派成员所接受。因此在今天的文本分析过程中，不必也无法刻意回避作者意图和读者感受。此外，对于“复义”这一概念，不能纯粹地将它理解为文本本身所具有的现象，还应把它视作一个动态创作和解读的过程，也就是说，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所具有的举棋不定的状态以及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所产生的多种理解可能性，都属于“复义”的范畴。

至于逻辑性，虽然在小说中需严谨。但如果在这方面过于严苛而影响了对小说的审美感受，未免矫枉过正。“欧·亨利式结尾”的逻辑性，也不应成为读者否定其审美效果的理由。如果一味地怀疑其逻辑性，而忽视了结局的感染力，甚至将作者的手法视为“骗局”，未免显得读者过于心胸狭隘了[3]。毕竟，在文学欣赏过程中，感性和理性都是不可或缺的。而在《带家具出租的房间》中，结局的复义为逻辑性提供了多种可能，给读者留下遐想的空间，这也是作者在结局处理上的成功之处。

综上所述，《带家具出租的房间》中出现的种种不同层面的复义，是这篇小说得以成功的十分重要的因素。

关于“复义”（ambiguity）这一概念，亦有“含混”“朦胧”等不同的译法。赵毅衡比较推崇译作“复义”。他在《“新批评”文集》中指出译成“含混”会招致误会，故而借《文心雕龙·隐秀篇》中的“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以复意为工”，略改一字，称为“复义”[6]。“Ambiguity”自身蕴含的除了多义性，还有不确定性。因此，文中所举的不同层次的复义，也都具有这两重意蕴。

燕卜逊的《复义七型》所归纳的复义类型并不十分明确，赵毅衡也认为其“分得并不科学、漏洞颇多”[6]。而其后批评家的诸多尝试，尚无令人满意的分类[6]。正因为如此，本文对《带家具出租的房间》这篇小说的复义分析，没有效法燕氏着眼于类型，而是从不同层面入手，去分析复义的作用。此外，燕卜逊认为复义是诗歌语言的一种现象，实际上作为新批评的一个术语，复义现象在小说中也是存在的，是小说文本分析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重点。

复义的多义性和不确定性建立在对立统一的矛盾之上，这种包容着异和同的矛盾，也是新批评所有术语的本质。如词语多种含义之间的矛盾、字面意义和引申意义的矛盾、作家意图与文本表述的矛盾、文本意义与读者理解的矛盾……在此基础上，多义性与不确定性相辅相成。而本文所分析的复义现象不仅仅局限于字词的范畴，而是内容与形式多种角度下的矛盾。正是作为复义本质的矛盾，赋予了文学作品更大的吸引力。

在不同批评方法鳞次栉比的新时期，新批评固然有其不足，但文本分析的理念、对作品文学性的关注和细读法，是批评家们始终无法绕过的。作为新批评的重要概念之一，复义自身所蕴含的多义性和不确定性，以及适用文体由诗歌向小说延伸的深度，都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如何使对复义的发掘更趋于完善，在新时期赋予新批评更鲜活的生命力，值得深入思索和探讨。

参考文献：

[1]威廉·燕卜逊. 朦胧的七种类型[M].周邦宪,等.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1.

[2]布鲁克斯,沃伦. 小说鉴赏[M].主万,冯亦代,丰子恺, 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55.

[3]易玮玮. 反观布鲁克斯、沃伦对《带家具出租的房间》之批评[J].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126-128.

[4]郭孟媛. 欧·亨利小说结尾的艺术特色解读[J].短篇小说:原创版,2013(21):47-48.

[5]潘幸龙. 新视角下的欧·亨利及其作品[M].上海：三联书店,2011:3.

[6]“新批评”文集[M]. 赵毅衡,编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304.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4310（2016）03-0079-03

DOI:10.14096/j.cnki.cn34-1044/c.2016.03.18

* 收稿日期：2016-02-27

作者简介：刘思航（1991-），男，安徽阜阳人，文艺学硕士生，主要从事西方文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