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翀
我国法治指数建设中的三个问题*
刘 翀**
“法治中国”所处时空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需要的法治是一种同时吸收了形式法治、实质法治和程序法治合理因素的综合型法治,这种综合型法治是我们思考法治指数建设的前提和出发点。在法治指数的具体设计中,需要注意区分法治效果指数与法治促进指数及主观法治指数与客观法治指数并分别协调好这两对指数相互间的关系。而就指数的利用而言,则需要清楚量化的法治指数并非如同其最终表现出来的那个数字一样是完全精确的,法治指数中指标体系建构的可操纵性、具体考核标准意义的多维性等原因都导致法治指数最多只具有有限的客观性因而在运用时不宜绝对化。
法治 法治指数 效果指数 促进指数 客观性
在经济与社会管理的各个行业和领域,通过设计相应的指标体系来提升管理水平与效果的做法已经成为惯常的措施。例如在国际上,世界银行出于评估投资风险的需要,建立了关于“善治”的指标体系。美国联邦政府则在1993年成立了国家绩效评估委员会并通过了相应的立法来建构对政府绩效的评估体系。而在国内,众多方面的指数设计,如幸福指数、诚信指数、环境指数、廉政指标、政府绩效指标等在近些年也不断涌现。不仅如此,通过建构具体而详尽的法治指数来量化评估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法治现状,检验和提升法律本身的治理效果或校正已有法治实践中的偏颇之处的做法在近些年国内外的法治实践中也日益盛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