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育功利化倾向及其理性复归

袁 强（阜阳师范学院 教育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大学教育功利化倾向及其理性复归

袁 强
（阜阳师范学院 教育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摘 要：当前我国大学教育中的功利主义倾向严重，可具体表征为效益为重、急功近利、享乐泛化、精神迷失等方面。因此，需要从大学精神、制度建设、文化建设以及大学人的道德践行等方面加以建构，从而实现超越功利的教育理想。

关键词：功利主义；大学；大学教育

功利主义肇始于英国哲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后经密尔（John Stuart Mill）、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摩尔（G.E.Moore）等人的不断发展完善，使其成为西方经典道德伦理哲学之一。功利主义的“利益至上”“趋乐避苦”及“幸福最大化原则”等主张和思想一经形成便饱受争议，但对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却产生了诸多深层次影响。作为各种思想文化汇聚交融的高等教育，其教育价值观的建构、教育管理策略的选择以及教育文化品格的塑造等都受到不同程度地影响和浸染，需引起正视，以更好地规避与防范。

一、大学教育功利化的现实表征

（一）效益至上的质量观

功利主义的泛化会使大学教育倚重工具理性思维，关注更多的是教育投入与教育产品的效益，现实中已经导致诸多矛盾的出现：大学发展定位不准确，学科专业设置迁就于“就业导向”，乃至教育中“人”的缺位与缺失。尤其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大学教育往往钟情于市场，沿用商业化的行为模式，紧随市场变化亦步亦趋，导致原本神圣的学术殿堂被异化。

大学教育的生存与发展诚然需要资源、成本与效益方面的考量，然而大学经营与管理如果走向偏颇，便会失去大学教育发展的航标。现实中，一些地方高校更是放弃自身传统优势，盲目跟风于综合性、应用型发展方向，为的是争取地方政府的更大扶持，从而获得社会效益与经济收益的“双丰收”。另外，大学学科建设与专业设置市场化趋同化使然下，以就业指标作为运作专业设置的杠杆和标尺，缺乏全局性的科学远景规划而盲目跟进，造成了专业设置的“一拥而入”或“一哄而散”，消弱了大学学科建设的远景规划。近年，教育主管部门之所以出台专业“预警机制”“亮黄牌”的举措，实则对高校专业设置乱象的一种事后调控。最后，知识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的过度商业化转移，消解了知识价值理性的舒展，造成了知德疏离的问题。作为国家创新与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主体，大学注重开发产学研结合、校企协同性创新，使其成为我国社会经济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强有力的支持与支撑平台。这本身无可厚非，但大学如果过分强调经济效益的发展目标，便剥夺了科学知识树德育人的内在价值空间，严重降低了大学的社会公信力。

（二）享乐泛化的价值观

追求快乐与幸福是人的自然本性，但人性、生理与经济社会中幸福、快乐的行动原则不能简单地推演至教育与学习的全部。个体对教育与学习的主观幸福感更多地来自内部体验，不能单纯地用功用标准加以权衡比较。时下，我国大学教育文化中出现一些享乐主义的不良倾向，贪图享受、快乐至上渐成“小众文化”。 现实中，个别大学行政领导不能率先垂范、廉政履职，由此引发的高校贪腐案件不仅需要法制反思，更需文化审视，从价值观念上要消解并消除享乐主义的不良风气。以研究学术、智睿德高为诠释的大学教师群体中也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过分追求物质享受、缺失潜心钻研学术与教书育人心境；不守清贫、不满现状却不求上进；学术不端却侵吞科研经费，以贪求个人物质生活享受；跳槽换岗，谄媚世俗，有失教师职业道德操守。甚至在大学生群体中，享乐泛化之风也有抬头：生活上追求浮华，盲目攀比，超前消费问题突出，甚至以恋爱为时尚、频繁光顾高档消费场所；娱乐消遣性行为过度泛滥，游戏之风盛行，不思进取以致荒废学业。诸如此类已非个案，在他们的眼里，大学已蜕变为享乐的世界和幸福的天堂，这给教育与管理带来不少难题。

（三）精神迷失的文化观

大学常被誉为精神文化的栖息之地，载着社会对文明、进步、理想与高尚的全部想象。但由于现代社会功利主义的扩张、市场经济意识的渗透，大学里蔓延着一些思想混乱与价值错位的不良现象。社会庸俗文化被不断地演绎和扩散，大学精神被异化为功利文化的附庸藩属。我们说，大学如果缺失了对精神家园的守护，忽略了对教育意义的追寻，便忘却了教育的终极关怀是弘扬、彰显和实现人的发展价值。

大学精神一旦被悬置遗忘亦或渐趋式微，就会导致人在行为处事中沿用现实逻辑和功用思维，于是，利益驱动滋生低趣媚俗，“权力意志”僭越制度法规，大学从此缺失了一种理想情怀、文化情愫、精神力量和价值期待。现实中一些大学组织行为已经出现了“严重违背了大学发展的内在义理、秩序和逻辑，特别是在大学内部，还存在着官本位、因循守旧、论资排辈等科举时代的遗风，又有集中划一、平均主义、教条主义等苏式体制的弊端，使得中国的大学成为滋生功利现象的沃土”［1］。这些问题背后折射的都是我国大学精神萎缩、文化建设被弱化的事实。值得警醒的是，这种浮躁的现实功利观，戕害的是大学文化，解构的却是民族文化竞争力。

（四）急功近利的评价观

从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可以看出，功利主义者总是试图消融目的与手段之间的鸿沟，为逐利性动机找寻出价值正当的理由。在大学教育场域中，功利主义不仅浸染着大学文化的建构，而且为其现实表达找寻制度合理化的籍口。纵观现实，大学内涵式发展被大学排名、规模效应、攀比升格、运动式改革、工程化运作以及科研课题、论文的标志性成果所遮蔽，大学教育的评价与评估被制度功利所工具化。无论是专业评估还是年终绩效考核，量化排序与达标考核的管理手段盛行，学术研究旨趣逐渐让位于各种现实的功利性指标。教师受功利性外部评价和利益的驱动，无暇顾及教育过程自身的内在价值，也无法品味教书育人的过程性幸福体验。当趋利性动机致使学术研究演变为项目申报和论文数量的肤浅表达时，必然导致人们在教学质量与科研指标的权衡中，倒向科研积分等“硬指标”的顶礼膜拜。多年来，“重科研轻教学”的顽疾成为高校职称评审的一种心照不宣的诟病，尽管国家连续出台多项提升本科教学质量的高位文件，并设置多级别本科质量工程建设项目，但实际结果仍不容乐观。

不仅如此，急功近利思想在大学生身上亦有一些具体表征：热衷于“短平快”式的学习结果，不注重对自身专业素质与综合能力的经久历练，转而执着于各种考证考级、获得奖励、参加社会培训等。大学生群体中不乏有人将此错误解读为一种“能力符号”和“就业筹码”。我们说，大学教育有时需要的是“慢火细煨”，急功近利只能换来短期行为效应，从长远发展来看，大学教育需回归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生态”。

二、超越功利:大学教育的理性复归

在时代境遇与中国语境下，如何合理扬弃功利主义思潮，需要大学勇于直面和理性担当，找寻功利主义与理性主义融合、共通与发展的“阿基米德基点”，加强内部治理，重塑大学理想形象。

（一）以大学精神守护教育的“本真”

大学精神是大学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积淀的本真的价值追求。当论及大学精神，人们总是以“大学的灵魂”“大学文化的内核”“大学的生命力体现”之类予以盛赞。大学之所以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能延绵千年而生生不息、绵延不绝，或者说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有大学精神的存在，这是大学发展之“气”、大学生存之“根”。

如果说以“尊重学术”“教—研结合”作为大学宗旨的德国洪堡精神，展现的是一种自由自治、探索真理的古典大学精神，那么到19世纪中叶以后，以康奈尔大学、威斯康星大学为代表的美国大学，则凸显的是服务社会与学术研究完美结合的现代功用价值。与西方有所不同，中国大学，无论为拯救民族危机的近代经世致用思想的尝试，还是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当代国家功利主义的宗旨，其外部功用价值都彰显有余，而内在精神凝练与践行则相对不足。我国大学精神文化独立性的先天发育不良，加上后天西方功利主义文化的侵袭浸染，导致今天的中国大学很难做到独善其身，常沦陷于社会工具理性的漩涡之中，大学精神出现了根源性偏离和本体性危机。

面对极端功利主义的浸染，大学应如何在融入社会的过程中将大学精神薪火相传，这是每一所大学应当思考的现实问题。首先，大学应抛却趋炎附势、依附权势以换取政府支持的狭隘功利观，保持自身相对独立性，摆正与政府、社会及行政部门的关系，坚持以追求真理、坚持研究高深学问为己任，独善其身，卓尔不群，秉持高尚与高雅。毕竟，大学是有理性的组织，只有坚守大学精神，才能保持这份理性，使自身真正成为惠泽年轻一代的教育圣地。其次，需要纠偏的是，守护大学精神并不是说要完全抛却“功用”。因为现代大学兼具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等三大基本职能，所以，大学要发展就不能在与社会断裂与隔绝中自我沉迷，也不能盲目被动地适应社会，甚至屈从于社会世俗。这也要求大学不仅要自觉抵制浮躁之风和世俗功利等不良文化的侵蚀，还要有主动引领和推动社会发展的社会担当，心存使命，率先垂范，积极引领社会文化，以塑造良好社会风尚。总之，大学在与现代社会的互动中，既要保持适度的特立独行，又不能将服务社会与引导社会割裂对待，只迷恋融入社会带来的福祉，而丢弃引领社会进步的价值使命。

（二）以制度建设规范大学组织行为

创造充满活力的大学教育，需要破解制约大学发展的外部宏观制约因素，更需加强大学内部治理，完善大学制度建设与规范。笔者认为，当前大学迷失于功利主义、市侩作风和低俗习气，应更多地从大学组织制度建设方面进行考量，毕竟合理的制度安排是匡正和引领大学组织行为发展的积极应答。对此，美国著名学者诺斯（Douglass.C.North）也给予了肯定，“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2］。由此，大学缺失了科学的制度建设跟进，会使大学组织的一些合理化功利的诉求，最终也滑向极端功利主义的泥潭，正像学者批判的那样，“有些大学其拜官主义、浮躁虚华、急功近利、贪图享乐等不良风习已经渐成气候，严重侵蚀了大学应有的崇真、向学、育人、社会担当的文化氛围”［3］。

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任重而道远，当务之急需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实现大学去行政化管理。在我国，高校去行政化口号已经呼唤多年，但现实推进却步履维艰。大学去行政化是政府的责任与职责，更是大学自身的意识萌动与主动离舍，毕竟在现行大学行政级别与行政化管理体制下，既得利益者对此往往会选择集体失语或应景附声，难以从内心深处支持改革，甚至成为改革的内部阻力。官僚主义的作风习气、附庸风雅使大学组织卷入唯利媚俗的官场与市场的漩涡，已延伸出系列教育痼疾，成为教育沉沦于功利化的体制源头。

二是强化学术领导体制。我国大学长期形成了以党政领导为核心的行政管理模式，行政权力常常凌驾于和统帅着学术权力。这种学术领导的错位管理容易致使大学学术自由的沦陷，学术被权术垄断，于是，拜官主义、急功近利、学术不端、贪图享受、市侩习气等各种陋习便会乘虚而入。那么，要摆脱教育行政权与学术管理权的杂糅状态，避免教育对行政的依附，首先便要求大学行政管理者做好顶层设计与整体谋划，以制度创新找寻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的制度平衡点，加强和扩充学术为中心、权力有制衡的大学民主管理，以“进一步明确学术组织的职能、运行规则，发挥学术委员会等组织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的作用；拓宽师生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渠道，完善职能部门的联合工作机制，协同制定政策”［4］。

三是改革大学评价制度。目前，我国大学教育的评价基本沿用科学主义的实证范式，热衷于量化考核与目标管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导致大学功利化走向极致的直接诱因。因为，评价总是具有风向标的作用，比如，在科研管理中，如果过分强调物化成果及攀高数字，使得教师们始终“围绕指标做文章，围绕数量做学问”［5］，就会忽视大学教育的自身规律性和教师劳动的复杂性特征。因此，大学要超越功利导向的工具理性，拒绝将市场竞争法则简单引入大学评价机制，降低行政对学术的干预度，保障学术自由，为评价营造合理的外部空间。同时，要加大研究力度，以理论创新带动制度更新。实现在学科发展、人事管理、人才培养、课堂教学等方面评价的理论突破，才能达成实践操作合规律、合目的的客观要求。因此，大学评价制度改革要依据人的发展定位，遵循分层分类、差异化管理原则，打破评价指标与技术手段“反客为主”的状况，建构多元开放立体的评价制度，才能斩断功利滥觞的制度根源。

（三）以大学文化建设形塑大学品格

大学是文化充盈的场域，大学文化打造着大学核心竞争力。千百年来，大学在与社会世俗的交融碰撞中形成了独立、自由、民主、科学的文化诠释。大学文化建设一直是大学教育研究中的焦点话题，近年，我国大学文化建设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二律背反”现象，即理论繁华与实践虚化的背离。应当说，我国大学文化建设的相关理论研究从上世纪80、90年代以来呈现出异彩纷呈的态势，但大学文化建设的实效性却一直难以达到理想的境界，这已成不争的事实。如果从大学自身因素考量，很显然这是由于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初步阶段，我国大学物质与文化建设之间出现失衡的缘故。文化“软实力”的软弱致使非理性文化入侵并泛滥成灾。说到底，问题的根源是大学对自身文化建设的内涵凝练不足、对主流文化的推进不力所导致的，这些问题更凸显了当前大学文化实效性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藉此，我国大学文化建设仍需做以下三方面的努力：

一是传承与创新。大学文化是历史积淀与凝聚的产物，尤其在我国，数千年文明史积奠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内涵，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在大学文化发展中已形成烙印。大学文化建设不能割裂文化的历史继承，要多汲取传统文化的智慧和营养，润泽当代大学。同时，要不断推动大学文化的创新。唯有创新才能超越自我、激发潜质、引领社会文明进步；也唯有创新，才能保持大学文化的先进性，才能在文化发展路径上不会迷失方向而随波逐流。

二是包容与选择。当今社会充斥着多元的价值观念，在弘扬民族本土文化的同时，要秉持接纳各种异质文化的开放心态，广泛地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大学文化的包容、开放、批判等优秀品质在不断地培育和提升着文化自觉性，从而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异域、同质与异质、共性与个性的思想交融中作出选择判断，逐渐完善自我、增强自信，自觉承担文化的使命与担当。即便面对功利思潮大肆的扩张，也能勇于直面并理性应对，在行动中学会扬弃、批判和取舍，努力创造富有生机活力的大学文化。

三是引领与示范。大学组织的神圣高尚是与大学组织属性相关联的，大学是传播知识、真理、科学、道德的学术殿堂，是对年轻一代开展思想感化、情感陶冶、知识传授、德性养成的学府圣地。大学要成为社会道德的榜样和人类智慧文明的标杆，理应淡泊名利、志存高远、远离功利。

因此，大学应恪守文化自律、率先垂范、明道济世、积极引领社会文化的健康发展。在极端功利等庸俗文化横溢之时，大学要当仁不让地树立领袖意识，弘扬主流文化价值观念，引领和示范社会文化发展方向，勇敢承担起促进中华民族文明崛起的责任担当。

（四）以大学人的道德践行舒展知识分子的公共情怀

大学是高级知识分子的聚集地。知识分子以其智德双馨、“不教之教”一直成为世人景仰的对象和效仿的楷模。特别是大学教师群体，素以治学严谨、探求真理、宁静致远而自居，以理想人格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占据着社会道德的“制高点”。与之相应，大学学子们是国家、社会的未来和希望，他们朝气逢勃、积极进取、思想纯真、疾恶愤俗、胸怀天下。以师生为代表的大学人，从理想层面共同抒发、释放着知识分子的道德伦理情怀，承担着“修己安人”的社会责任，推动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发展。

然而，随着现代大学的建制化、职业化和市场化，大学不再是“象牙塔”，不乏世俗的涤荡和名利场的角逐。特别是当功利之风弥漫，大学学术行政化与学术资本化的联姻，大学人早已不再是生活在抽象道德世界中的“纯粹理性的存在物”“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6］。各种利益关系与社会关系的错综复杂、横亘交织，以及市场经济的行为法则都在现实地影响着人的道德价值判断。理性地应对现实的挑战，规避道德失范行为的蛰伏，需要外部“他律”的制度规约，更需要人的道德良知与自律。因为，人是道德活动的主体，大学人要恪守道德自律，积极开展自我救赎和自我解放，审视自我行动抉择的动机，主动过滤私欲、贪图、享乐、功利的干扰，将社会理想的道德律令转化为自觉自愿的内心法则和道德需要。这样，便能在行动中做到“见素抱朴”“返璞归真”“尊德性而道问学”，进而实现道德认识与道德行动的自由归一。

此外，批判精神是知识分子的天然本性和社会责任，开展积极的社会批判与建构是知识分子公共情怀的一种表达。在社会良知的驱动下，大学人要突破明哲保身的藩篱与束缚，永葆主动精神，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因此，面对功利主义等不良文化的洗礼与浸染，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大学人绝不能释然于大众文化生产过程的“缺席”，而应弘扬知识分子的率真本色，激浊扬清，躬身践行，济世经邦，这是一种责任与意识的彰显。有了这份情怀，大学人便能勇敢承担起社会道德的“立法者”角色，积极参与社会思考并建言献策，主动引领时代精神的发展，社会就有了希望和光明。

参考文献：

［1］杨光钦．文化环境与大学功利现象[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7）:156．

［2］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陈郁，罗华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25-226．

［3］睢依凡．理性捍卫大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54．

［4］董奇．创新体制机制是高校改革的关键[N]．人民日报，2013-11-21（18）．

［5］王光彦．现行大学教师绩效评价制度的反思与改善[J].中国高等教育，2009（8）：21．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73．

The Utilitarian Tendency of the University Education and Its Rational Return in the New Period

YUAN Qiang
(School of Education,Fuyang Normal University,Fuyang 236037,Anhui)

Abstract:There exists a serious tendency towards utilitarianism in current university education.It can be specifically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profit-focused,eager for quick successes and instant benefits,hedonistic and lost in spiritual pursuit.The beyond-utilitarian education ideal can be realized through university spirit nurturing,system improvement,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moral practice enhancement.

Key words:utilitarianism；university；university education

作者简介：袁强（1978- ），男，安徽宿州人，阜阳师范学院教育学院副教授，从事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11YJC880152)；安徽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Y2014D34）。

收稿日期：2015-12-02

DOI:10.14096/j.cnki.cn34-1044/c.2016.01.028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4310（2016）01-013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