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臣
我幼年丧父,奶奶、母亲和我们姐弟4人相依为命。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我刚满10岁,为躲避日军的轰炸,我们从南京逃到故乡溧水。在此期间,二姐身患重病,母亲陪她回宁治病。
不久,日军围城,交通断绝。母亲托人捎信,让我们随同在溧水避难的二姑母一家逃难。途中,奶奶及弟弟走散,我和大姐继续随亲戚溯江而行,历经磨难,于1938年夏抵达重庆。
有苦有乐
1939年初,我被送进歌乐山保育院。当时该院大约有五六百个孩子,大多是来自各沦陷区的难童,也有少数在重庆大轰炸中失去父母的孤儿。院长曹孟君,瘦瘦的,大约30多岁,与我母亲的年龄相仿。她一头齐耳短发,操湖南口音,我们都叫她曹妈妈。后来才知道她是中共党员,是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常务理事。
保育院位于歌乐山的一个小山头上,地处重庆近郊,因此成为战时儿童保育会的窗口院。
建院初期,来自各界的捐款较多,保育院的孩子们饭能吃饱,也有衣服穿。后来由于物价飞涨,经济来源也少了,有时不仅饭吃不饱,换洗的衣服也少了,偶尔还会发生“抢饭”现象。吃饭时,饭厅里放上几个大木桶,木桶大约1米多高,口径不小。盛饭时,许多人围着饭桶挤来挤去,饭桶便不停地移动。有的孩子曾因个子小,盛稀饭够不着,整个人趴在了饭桶上,谁料一不小心,失去重心,掉进饭桶烫伤自己。
战争年代,市场上供应的大米质量很差,加上保管不善,里面有不少老鼠屎。炊事员淘米时也不能一下子洗干净,做出的米饭中,除了有老鼠屎,还夹杂着沙子、稗子、稻谷糠,甚至还有小虫子、蟋蟀等,同学们将之戏称为“八宝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