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梵夹装装帧形制演变看唐蕃古道的文化融合

周懿（浙江日报美术报社浙江杭州310020）



从梵夹装装帧形制演变看唐蕃古道的文化融合

周懿
（浙江日报美术报社浙江杭州310020）

摘要：梵夹装装帧形制最早产生于印度地区，以贝叶经形式出现，经丝绸之路，随佛教逐渐向外传播。松赞干布管理吐蕃时期，迎娶了唐朝和尼泊尔的两位公主，印度和唐朝的僧侣大量交往，途经吐蕃地区带入了佛教文化及佛教典籍。汉地造纸术及印刷术也被传入吐蕃地区，与传统“贝叶经”形式结合后产生了新的书籍装帧形式。这种书籍装帧形制进而又反向影响了汉地书籍的装帧。

关键词：书籍装帧；造纸术；印刷术；唐蕃古道

梵夹装装帧形制最早产生于印度地区，多以贝叶经形式出现，即以贝叶棕的树叶（或其他植物薄皮）经过防腐、平整、修齐、刻写、装订等过程制作的书籍形式。受限于贝叶的天然形状，一般贝叶经形状狭长，长条的贝叶经在左右约三分之一处各打有一孔，中条的贝叶经仅在左侧或右侧打有一孔，短条的贝叶经在中间打有一孔，以孔穿绳，固定贝叶，主要为了方便携带以及防止书叶顺序的错乱和丢失。书写顺序从左至右，由上而下横向书写。一叶写满由下至上掀翻，再从左至右，由上而下继续书写。

图1：古印度《罗摩衍那》写本，传统印度贝叶经装帧

印度书籍的传播，与佛教的向外发展息息相关。佛教于公元前6-5世纪在古印度恒河流域创立，之后便向周边国家传播，这种书籍装帧形式也随之受到广泛传播，并与其他地区的文化相融合产生新的变化和发展。在唐蕃古道的开通发展过程中，佛教文化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梵夹装书籍装帧形式也由此进入吐蕃地区。

藏族传说中，在公元4-5世纪，吐蕃第28代赞普拉托托日年赞执政时期，雍布拉康宫殿顶上降下装有佛经、法物等六件器物的匣子，他将之命名为“玄秘之物”，并供奉起来进行膜拜。藏区这样的佛教传说与公元1世纪汉地区汉明帝夜梦“金佛”现身有相似之处。有学者认为，可能是当时的印度佛教传教僧人已将佛教传入吐蕃地区。

比较官方的记载认为，中国内地经过吐蕃到达印度的路线是在公元7世纪才开通的。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后，迎娶了唐朝和尼泊尔的两位公主，并与两地结盟。从这一时期开始，印度和唐朝的佛教僧侣开始进入吐蕃地区，在融合当地原有神话宗教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独特的藏传佛教。松赞干布时的贤臣吞米·桑布扎参照梵文的基础创造了藏文，吐蕃地区进入了有文字记载的文明时代，开始有条件将印度传来的贝叶经翻译为藏文。当时中、印僧侣的大量交往都途经吐蕃地区。

但是史料中很少有对此条线路的描述。唐朝僧侣玄照在627年通过吐蕃线路抵达印度，他做了简要的记载：从中国边境走过一片沙漠，经过铁门关①，横穿吐火罗国②，经胡人的区域，抵达吐蕃。在吐蕃，他见到了松赞干布及王后文成公主，并依据指示，到达了旁遮普的贾朗达尔③。公元10世纪末，行者继业从印度经尼泊尔、吐蕃返回中国[1]。

一、西藏地区的梵夹装书籍装帧

西藏地区一直保有一脉传承的宗教状态，因此西藏地区的经书保存相对完整，从留存的传统书籍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传统“贝叶经装”及在其基础上变化而来的“西藏样式梵夹装”的差异及相关的传承过程。

（一）西藏地区的传统贝叶经书籍

早期来往唐蕃至印度线路的僧侣们，将佛教带入藏区。佛教的发展，需要大量的经书，因此僧人们除了带来贝叶经佛教典籍外，还从印度等南亚地区运送了大量贝叶材料至吐蕃地区。吐蕃僧人开始用藏文及当地的书写材料在贝叶上书写，制作贝叶经书。如今，留存下来的贝叶经在西藏地区有无比崇高的地位，藏有贝叶经的寺庙都将其作为镇寺之宝。

由于西藏气候干燥，温湿适宜。西藏地区共保存有1000多函种的贝叶经文献，共近6万页叶片，双面书写，近12万面，内容涵盖宗教、哲学、文学、艺术、医学、天文等22类学科，基本涵盖整个藏族传统文化的各个学科④，可视作藏族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藏区最长的贝叶经长62.5厘米，宽5.8厘米；最短的贝叶经叶片长11.2厘米，宽5.3厘米；绝大多数的贝叶经叶片长35.8厘米，宽4.7厘米。可见由于受限于贝叶的尺幅，贝叶经仅在长度上做调整，宽度基本相近。例如，今藏于西藏博物馆的贝叶经书叶，距今已有千年历史，其装帧形制与印度等地的传统“贝叶经装”基本是一致的：以贝多罗叶为书写载体，形状狭长，左右三分之一处各有一孔，用于穿绳。横向书写，部分叶片绘有精美的佛教图案。总的来说与传统的“贝叶经装”形制是一致的。

图2：藏于西藏博物馆的贝叶经书叶

又如藏于罗布林卡的贝叶经书籍，保有较完整的装帧形制。可以清晰地看到绘有精美佛像的护经板、写有经文并打有穿绳孔的书叶以及黄色的捆经绳，绳头打有结。

图3：藏于国家重点保护单位罗布林卡的贝叶经书籍，带有护经板、捆经绳

西藏目前所藏的贝叶经，部分留有木质内护经板，上下将经书夹住，另有部分在整函经书最上或最下留有空白页，这两页空白页即起到内护经板的作用，用于保护整函经书。用捆经绳穿过孔洞捆扎，再用包经布将经包好，夹上外护经版，用饰带捆紧。在藏区，一套完整的贝叶经书包含贝多罗叶书写的经书主体、穿过经书孔的经书绑绳、内护经板、包经布、函头标识、外护经板、捆经绳、木质囊匣等，但依然保有或原本就配备如此完整部件的贝叶经书籍并不多。

（二）梵夹装形制在西藏地区的变种样式

由于西藏地区本身不产贝叶棕，僧人们从南亚运输贝叶材料也十分不便，传统“贝叶经”书籍原料缺少，因此制作也逐渐减少，如今在西藏地区已无人会制作。而在西藏地区还存在另一种在传统“贝叶经装”基础上发展的“梵夹装”形制的经书，究其产生的原因，极大程度是受到了“中原影响”：一方面书写材料由印度地区的贝叶改变为书写纸，另一方面呈现方式有中原的雕版印刷术的介入。

关于纸的概念，一般是指将植物纤维捣碎，形成纸浆，而后抄造形成的纸。历年出土实物证明，早在蔡伦改进造纸术以前，中国已有植物纤维经帚化而造的纸。至东汉蔡伦，他从典籍制作材料的角度，发掘纸张的新用途及广阔前景，因而在造纸原料和技术上加以改进，从而使纸成为书写印刷的材料。《后汉书·蔡伦传》：“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谓之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渔网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天下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2]东汉光帝刘秀在公元25年迁都洛阳，迁都过程中“载素、简、纸经凡二千辆”，可见其时的纸已与素、简等一起作为典籍书写的材料了。

至唐代，汉地的造纸术随文成公主进藏，被一同传入吐蕃地区，后来经过吐蕃工匠们因地制宜的改良，以当地狼毒草为原材料，制作了更适合西藏地区硬笔书写的狼毒纸。在《中华造纸两千年》一书中有“吐蕃650年开始生产纸张”的记载，即为文成公主进藏后的第九年，吐蕃开始生产纸张。狼毒纸以狼毒草茎最内层的白色韧皮为原材料，经过挖采、清理、切丝、制浆、浇抄、晾晒等复杂步骤才能制成。狼毒草本身有毒性和防腐性，因此狼毒纸写印的经书放置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都不会腐烂、霉变、虫蛀、鼠咬。西藏人认为狼毒纸带有神性，可以保护经文，因此高品质的经书大多以此制作。以狼毒纸印制或刻写的经书，呈现出与“贝叶经”既传承却又不同的装帧面貌。

图4：西藏早期绘画中的“梵夹装”

在西藏早期的绘画中，就绘有这种经书的装帧形制，由于纸不像贝叶受天然材料形状的限制，纸在抄造过程中可以人为控制大小，因此，这种新的形式较传统“贝叶经”更大。从图4可以看到，也是由上下夹板相夹，以捆经绳捆住。

对于印刷术，中原地区自上古以来的文化发展，为印刷术的发明创造了规范的文字、雕刻技术、物质材料及图文转印术等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至唐朝，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文化、科技的鼎盛时期，人们对书籍产生了大量的需求。所有这些都为印刷术的诞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因此唐朝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并在唐朝中后期普遍使用。由于大范围的文化交流，雕版印刷术也随唐蕃古道传入西藏地区，经书的制作因为印刷术的介入，由传统贝叶经的刻写方式慢慢变为印刷、刻写印刷、手抄印刷结合的方式。

德格印经院是藏区最重要的印经院之一，位于四川省西部，收藏的藏文化典籍门类最齐全、印刷经书质量最好，直到现在仍然保有着西藏古老的写印经书方式。德格印经院创建至今已有270余年的历史，积累了各类典籍830余部，木刻雕印版290余万块。德格印经院所印经书遍及整个藏区，几乎所有的寺院，都珍藏有德格版的经书；几乎所有的僧人，都读过德格版的经书。至今，在德格印经院，高档的经书都是以狼毒纸印制的。我们可以看到以狼毒纸印刻的经书与贝叶经书装帧的传承与差异。首先，材质方面，由贝叶改为狼毒草纸浆抄造的狼毒纸，尺寸突破了贝叶本身的限制，较贝叶经更长更宽。由于纸比贝叶更好整理，一沓摞在一起后更加整齐，因此，经叶上也省去了穿绳的孔洞。其次，由于纸的特殊性质，内容可以批量印刷，突破了贝叶经的逐字刻写过程，雕版印刷术的使用，大大加快了经书的制作速度，使经书更多，传播更广。

然而在装帧时，这种“新样式”仍然继承了贝叶经装的装帧方式，即完整的一套经书除经书的主体外还需要内护经板、包经布、函头标识、外护经板、捆经绳等，在装帧、包裹时的方式也是基本相同的。

图5：德格印经院内经墙

在大多数文献及当今的博物馆的展出中，可以看到这种书装形制被称为“梵夹装”，我们暂且称这种“梵夹装”的装帧形制为“贝叶经装”在西藏地区的变种，即梵夹装的“西藏样式”。在西藏地区产生的这种样式的“梵夹装”佛教书籍，应当是中原地区产生的造纸技术向西传播并根据当地抄造材料发生改变的实例，这也是由西向东传的佛教与由东向西传的造纸术和印刷术相遇后产生的一个新的文化融合，书籍正是在这种文化融合的过程中作为载体，而留存下来的实物证据。

二、“西藏样式”梵夹装的沿袭和改变

（一）元代梵夹装书籍

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典籍博物馆的《般若波罗蜜多十万颂》，成书于13世纪，为元代藏文抄本，现仅存5叶。图6所示为第三卷第三十二品，左侧有藏文的页码272-276。部分文字仍保留着古藏文特点，为稀见的早期抄本。左右两侧有竖条红线边栏，藏文横向书写，约11行，在叶面左右三分之一处各画一规整的红色圆圈，文字书写至画圈处，便绕开留出空白，圆心有小孔，应为系绳所用。这部《般若波罗蜜多十万颂》与一般中原的书籍装帧完全不同，尺幅很大，长边超过30厘米，宽超过10厘米，也与印度地区“贝叶经装”差别明显，是“西藏样式”梵夹装形式的继承，呈现出藏、蒙族“梵夹装”的特征。

图6：中国国家图书馆典籍博物馆藏《般若波罗蜜多十万颂》，元代藏文抄本

（二）大融合——清代制梵夹装书籍

至清代，中央政府对蒙、藏区域进行了统一集中的管理。清代统治阶级因为历史、政治、文化等综合因素，对佛教尤其是蒙藏喇嘛教高度认可和推崇，佛教经籍的刊刻，成为内府刻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清宫制藏的佛教典籍中，汉文的典籍以汉地的册叶装、卷轴装等形制装帧，而满、藏、蒙等语言的佛教典籍，基本以梵夹装装帧。皇室内部曾大量印刻梵夹装书籍。装帧形制继承了藏、蒙喇嘛教的书籍形制，又融合汉地、印度等地的宗教艺术，加之皇家工匠的精雕细作，创造出一种清代宫廷式奢华的梵夹装形制。

清代宫廷制作、收藏的梵夹装佛教经籍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大藏经》。“大藏经”意为“一切经”，简称为“藏经”、“契经”或“三藏”，就是将从印度和西域等地区传入的佛教大小乘经、律、论以及圣贤集传统一汇编的大型佛教经典总集。历史上许多帝王曾命专属人员出版大藏经，到清代，藏文、满文、蒙文、汉文版本的大藏经都有刊刻，这也是历史上官方印刻大藏经语言版本最多的朝代。

以《满文大藏经》为例，《满文大藏经》的印制工作从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始，到乾隆五十九年（1794）竣工，以蒙文《大藏经》为主要底本，兼以汉、藏、梵文《大藏经》参考进行翻译刊刻，总计一百零八函(夹），收佛教经典六百九十九种，二千四百六十六卷。

乾隆版《满文大藏经》的装帧，即突显了皇家的富丽奢华，也体现了宗教的庄严宏大，是内府装帧的典范之一。单独一函的经书装帧均包括经书书叶、上下内层护经板、内经衣、上下外层护经板、外层经包袱等部件。木质内护经板外包金黄色织锦面，上层内护经板中间有长方形凹陷部位，用五层经帘覆盖。经帘多为缂丝制品，有代表宝生佛的黄色、代表无量光佛的红色、代表不动佛的蓝色、代表毗卢遮那佛的白色、代表不空成就佛的绿色等五色，分别代表五方佛。掀开经帘，上内护经版的下凹部分的中间用泥金的满文书写顶礼佛、顶礼法、顶礼僧的敬语，和本函（夹）第一部的经名、卷数，文字两侧分别有佛菩萨像彩绘各一尊，佛菩萨像右下角及左下角分别标有藏文及满文的佛菩萨名号，佛像的框边以汉文、蒙文、藏文、满文四体文字直书恭题该函（夹）第一部经名及所包含的经叶数。下层内护经板的中间凹下区域中绘有四至五尊护法神图像，每尊神像的右下角及左下角也是分别以藏文、满文表明佛的名号，右框边及左框边分别以汉文、满文恭题该函（夹）的第一部经名。经叶叠放后的经墙，绘有吉祥八宝图案，两端一边有喷焰摩尼图，另一边彩绘火焰图，彩绘火焰图中写有该函第一部的经名，起到装饰及排序整齐的作用。外护经板为木质，呈弧形，髤红色漆，描金边，绘有八吉祥的图案。经叶由上下内护经板相夹，用黄色真丝制成的内经衣包裹，再用外护经板上下相夹，用长达2.5米的捆经绳捆扎起来，再以四周长1.5米的正方形黄色真丝制经包袱包裹起来，贴上注明该函卷数的标签。如此，一函完整的乾隆版《满文大藏经》就装帧完毕了。

根据《清代内府刻书研究》[3]一书中“清代内府刻书编年目录”有关梵夹装的记载情况可以看到，清朝乾隆时为内府刻制满蒙藏汉语佛经的高峰，其中满、蒙、藏语佛教经典多以梵夹装形制装帧，继承藏、蒙梵夹装装帧特色，凸显了皇家的气派。

三、完整梵夹装书籍基本装帧形式

由贝叶经为原型，经西藏地区改良的梵夹装书籍装帧形制至清代的大融合发展到了繁盛的高峰，装帧形制也最为完整。一套完整的梵夹装书籍的装帧是相当复杂的，主要有经书主体、内护经板、包经布、函头标识、外护经板、捆经绳等。但是在诸多文献中，对于这些部件常有多种不同的称呼，时常无法对应，本文经过考察研究试将其多种称呼作一定统一。以清宫皇家梵夹装装帧形制为例。

（1）经书主体，即书籍主体部分，由一沓多叶的书叶按顺序叠放组成。在一些考究的梵夹装装帧中，常在其侧面四周绘有图案、纹样，一方面是为了装饰效果，另一方面是为了确保经书书叶叠放的顺序。

（2）内护经板，又称经夹板，内经夹板等，即最靠近经书书叶的上下夹板，藏族部分贝叶经以空白贝叶代替这部分经夹板。至清代宫廷制藏的梵夹装书籍的内护经板多为木质，板上中间有一圈下凹，常有多层经帘覆盖，经帘以质地较好的织缂丝制品制作，掀开经帘，板上绘有佛像等图案或经文。

图7：内护经板，带有多层织锦经帘，内绘精美佛像

（3）包经布，又称内经衣、内包经布等，整体包裹内护经板及书叶的包布。多用黄色布料。考究者，如清宫制藏的梵夹装多以黄色丝绸制作包经布。

（4）函头标识，即置于经书两端的小块布制标识，用于标写经书名称、内容、函数、编号等信息。蒙古现藏的及清宫制藏的梵夹装，函头标识有如意头等形状，还有多层布料叠合。

（5）外护经板，又称护经板、外经夹板等，即在外层上下整体夹住函头标识、包经布、经夹板、书叶等的夹板，基本为木质。在清宫制藏的梵夹装书籍的外护经板多为木质，且大多朝外的一面弧形，与内护经板整体包布不同，外护经板常雕刻花纹图案。

（6）捆经绳，即在外护经板外将经书整体捆住的捆绳，有彩色、麻绳原色等样式，捆扎也有一定的规范，如康熙版蒙文大藏经，捆扎时就是以横竖经纬的“井”字形进行捆扎的。

图8：康熙版蒙文大藏经，捆经绳有特定的规范

（7）经包袱，又称外包经布、外经衣等，清宫制藏的经包袱多以黄绫为材料制作，但也有彩色织锦等材质，部分一端有绳，用于捆扎。

（8）囊匣，即装盛书籍的盒子，有木质、纸板等材质制作。

以上部分，就是一套皇家最完整规格的梵夹装书籍的装帧。但是在实际留存的实物中，并非所有梵夹装书籍都是有这些完整的部件的。

图9：完整规格的全套梵夹装书籍

四、受梵夹装样式影响的中原书籍装帧形式

如果说上述由中原造纸术及雕版印刷术进入藏区而产生“西藏样式”梵夹装是中原文化对藏区书籍装帧的影响，那么沿多条连系东西的通道而来的梵夹装是否对中原书籍装帧产生影响呢？

中原地区早先使用竹木简作为书写材料，以卷装帧，后书写于缣帛，至书写纸张产生后，人们也习惯于以缣帛或纸模仿竹木简的形式，以卷收藏。如在《续高僧传》卷一中记载：“始梁武之末，至陈宣初位，凡二十三载，所出经律论传六十四部，二百七十八卷。……余有未译梵本书，并多罗树叶，凡二百四十夹。若依陈纸翻之，则列二万余卷。”这记载了公元6世纪初南北朝时，西域而来“梵夹装”佛教经书译为汉文之后，使用纸张书写并采取卷子装帧形式的证明。

《续高僧传》卷五载唐玄奘“所获经论，奉敕翻译，见成卷轴，未有铨序，伏惟陛下睿思。”这是唐玄奘取回经书翻译后以卷轴装帧的记载。在敦煌等地发现的唐五代以前的汉文经书也大多为卷轴装。

在钱存训教授的《中国古代书史》中介绍了唐代的一部非梵夹装或卷轴装的经书——《入楞伽经疏》，发现自敦煌石室，共二百十一叶，其装帧形式为左右相连折叠，层层折叠的样式，即我们一般称作的“经折装”。这部经书的发现，是中原地区书籍装帧形式由卷轴装帧向“单页书叶相互连接”的装帧方式发展的实物证据。

另外，又有斯坦因在《敦煌取书录》描绘的一件五代印本佛经，这部经书“印刷简陋……书非卷子本，而为折叠而成……折叠本书籍，长幅接连不断，加以折叠……最后将其他一端悉行粘稳，于是展开以后甚似近世书籍。是书时为乾佑二年，即纪元后九四九年也。”斯坦因的这段描述十分重要，他在敦煌见过大量经书，而这部经书令他非常在意，这部经书“非卷子本”，而“甚似近世书籍”，那么这部经书的样式应当就是卷子本与“近世书籍”装帧样式的中间过程，即他的描述肯定了经折装的这种“中间状态”。

一边是西方传来的单片由绳相连在一起的梵夹装，阅读方便，但制作复杂，易缺页丢失。一边是由东方而来的卷成长长一卷的卷轴装，制作简洁、易保存，但阅读十分不便。在此基础上，将卷轴装的长长一卷纸像梵夹装一样左右对折，再在上下夹上夹板，于是经折装就此产生，成为中原地区后来长期使用的一种装帧形式。而经折装也是现代书籍装帧形式的起点。

如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典籍博物馆的《七佛如来本愿功德经》藏文刻本，为吐蕃智军等人翻译，初刻于元世祖忽必烈时期，重印于明万历年间，为纸本经折装，可以看到梵夹装的明显影响。

图10：国家图书馆典籍博物馆藏《七佛如来本愿功德经》，元刻，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重印本

这一书籍装帧形式的融合过程，从现有证据来看最早产生于唐代，这亦是与当时多条东西通道的开通及开放的社会环境不无关联的。

五、总结

唐蕃古道作为一条重要的连接东西文明通道，将中原地区、西藏地区、西域乃至印度地区的文化相互串联。在唐蕃古道上的梵夹装书籍成为文化记载的实物证据和文化交融的见证物，亦是不同地区审美美学的表现。从贝叶经的梵夹装到“西藏样式”的梵夹装，不同地区的人民结合本地区的特色，用勤劳与智慧接受“梵夹”，改造“梵夹”，西域印度的装帧遇到中原的造纸术、印刷术，融合西藏地区独特的审美、宗教观念，使“西藏样式”梵夹装成为东西文化交融过程中重要的见证物，又经过历朝历代的继承传播，直到清代，梵夹装的装帧形制迎来了大融合大发展的最高峰。另一方面，在唐代文化大交流过程中，西方梵夹装与东方卷轴装相互融合，产生了新的更加便捷实用的经折装样式，这对书籍史乃至全人类的文化史都有极为重大的推动作用。

[注释]

①今新疆库尔勒市北郊。

②吐火罗国位于今天的阿富汗，指乌浒水（今阿姆河）上游即缚刍河流域，以今昆都士（唐代活国）为中心的阿富汗北部地区。它居葱岭以西，乌浒河之南，是古大夏之地。

③印度旁遮普邦（Punjab Pradesh）印度西北部一邦。西与巴基斯坦毗邻。旁遮普意为五河之地，指印度河的5条支流杰赫勒姆河、杰纳布河、拉维河、比亚斯河、萨特莱杰河汇流处。

④数据来自西藏自治区贝叶经普查工作记录。

[参考文献]

[1][印]师觉月.印度与中国:千年文化关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南朝]范晔.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列传第六十八，蔡伦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7.

[3]翁连溪.清代内府刻书研究[M].北京:故宫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索南才让]

[校对梁成秀]

作者简介：周懿（1989-），女，浙江杭州人，现为浙江日报美术报社编辑记者，主要研究方向为文物鉴藏与修复。

收稿日期：2015-12-16

中图分类号：TS8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88（2016）01-001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