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校干部当高官，有什么“独门秘籍”？

李天锐

2月4日，新任甘肃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梁言顺来到兰州市文化馆，参观“《俯揽甘肃》——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摄影巡展”。这是他从中央党校调任甘肃后的“首秀”。

此前，53岁的梁言顺在中央党校度过了23年时光，从一名助理研究员成长为校委会委员、科研部主任。

近年来，不乏学者出身的中央党校干部“跨界”担任党政高官。多名党校系统教授告诉廉政瞭望记者，不少出身中央和省委党校的学者型官员在政坛历练的同时，也带来了务实的作风和先进的理念。

多在党群系统历练，有人8年干了5个职务

近期引起热议的此类“跨界”官员不止梁言顺。1月28日，在江苏省人大会议上，江苏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石泰峰成功“转正”，手持宪法宣誓就职的照片吸引了众多眼球。此前，他亦曾在中央党校工作25年，2010年交流到江苏前，已任职中央党校副校长8年之久。

“北京的纪检监察干部要把忠诚和信仰作为强有力的精神支柱，把职责真正担当起来。”稍早前，被誉为“神童”的李书磊离开福建，履新北京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时如是说。与石泰峰类似，从1984年至2014年的30年间，除了重返北大读博，李书磊一直在中央党校任职。

事实上，十八大以来，出身中央党校的干部多次受到重用。2013年初，时任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因情妇常艳的日记曝出其生活作风问题被免职，就是由副部级的中央党校教育长贾高建前往“救火”，迅速稳定了人心。

在地方，出身省委党校的干部进入党政主干线任职，亦不鲜见。如当今全国唯一的一名女省委副书记——贵州省委副书记谌贻琴，工作之初就在省委党校一干17年，从助教干到副校长、校党委副书记；四川省文化厅厅长郑晓幸，同样拥有在省委党校治学数年的履历。黑龙江七台河市新任市委书记马志勇，亦曾任鸡西市委党校校长及省委党校副校长多年。

梳理这些从党校入仕者的履历，会发现有几个共同之处。

首先，他们需要做出实实在在的研究成果，这也有助于他们在业界受到认可、由教师提升为学部主任等职，进而获得更多跨界机会。

上述入仕者都在某一领域有所建树。如梁言顺曾著有《低代价经济增长论》等学术专著，他提出的低代价经济增长论、可持续发展两循环三增长理论等，都曾引起学界关注。石泰峰作为科班出身的法学专家，不光出版了《社会主义法治概论》等学术专著，还曾在人民日报撰文称，依法治国不是“以法治民”，法治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民。

20世纪90年代，作为文艺批评家的李书磊作品颇为高产。从1993年起的6年间，他出版了9本书，其中《1942：走向民间》等引起一定反响。到1999年时，他已是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主任，为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其次，党校干部“入仕”后，多集中在党群系统任职，这被认为更有利于其适应新环境，更能发挥好自身优势。如刘胜玉在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7年后，被调往天津担任市委副书记；石泰峰、李书磊从中央党校“空降”到江苏、福建，分别担任组织部长、宣传部长；谌贻琴从贵州省委党校离任，到省社科联担任党组书记2年多后，方被安排到黔南州担任副书记。

最后，多数现任职于党政主干线上的党校干部，都经历了多岗历练。这既是给他们压担子，也体现了组织的关心和栽培，不少人的仕途仍拥有想象空间。

类似的例子很多。如石泰峰接任省长前，不仅担任过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省委副书记，还曾主政苏州这个江苏经济体量最大的城市。他多次强调苏州要转型升级、创新发展，并提出用法治思维加强古城保护等。

2007年成为贵州省委常委后的8年，谌贻琴亦先后担任宣传部长、常务副省长、省委金融工委书记、省委副书记，并兼任政法委书记，在先后5个岗位上经受了考验。

更讲政治，也更懂官场

党校教师和干部“跨界”到党政系统，过去已有零星案例。及至十八大后，这种现象更多地进入公众视野。

事实上，2015年12月，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校工作的意见》，已为党校干部“入仕”提供了政策支持。《意见》强调，加强党校与其他党政机关和单位干部的交流力度，畅通人才双向交流渠道。

在廉政瞭望记者采访的多名各级党校教授看来，党校工作者入仕，与高校学者从政，以及党政系统的一般干部相比，有着独特的优势。

“与一般学者相比，党校干部更讲政治，也更懂体制。”在党校系统工作多年的成都市委党校教授刘益飞表示，党校姓党。通常而言，党校干部党性、原则性很强，熟悉中央各项方针政策，并严格遵守制度规矩。在讲原则、守纪律方面，可以为一些党政干部做表率。

此外，“中央和省级党校教授培训、宣讲时，面对的是从省部级到处级的官员，多数对官场已有较深体验。教学安排上，也更注重实践，教师多次带学员下基层，进行实地体验式教学。这些经历都是一般学者较难企及的。”有专家称。

不光如此。一名省级党校教授告诉记者，党校学员们平时讨论的问题，都很接地气，体现了问题导向。如近年来，就提出了反“四风”如何才能更持久，“吃工作餐多少标准算是大吃大喝？”（当时尚未出台标准），“改变为官不为，怎么走出口号喊得响，有效举措和激励措施少的尴尬”。“这些问题，对教师而言也颇为‘烧脑”。

“与党政官员相比，党校出身的干部更加注重学习，看问题更深刻。”成都市委党校教授刘益飞认为，他们的学者气质，为政坛刮进了一阵清风。如李书磊曾说，我欣赏的不是读了书做官，而是做了官读书。前者有点把读书当敲门砖的意思，做了官读书才是大性情，真修炼。

党校干部“入仕”，带给官场的还有民主意识的提升。

“比如我们的老同事李书磊。”中央党校一名学者告诉廉政瞭望记者，“我到福建讲课时，听那边的同志说，他当宣传部长很讲民主，比如要做一个决策，还会邀请一些专家学者前来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和他们谈心。这在过去是不多见的。”

“此外，李书磊在福建还有两个特点，一是坚决反对‘党八股，二是曾任文史教研部主任的他，对福建的文化建设很关注，给当地干部带来了新思维、新理念。”上述专家称。

中央、地方不平衡？

不过，党校出身的干部“入仕”，也有一个适应期，也会遇到和学者从政类似的问题。“就是如何真正融入任职地，将理论视角转为实践视角，增强权威和执行力，积累从政经验，这仍然需要一个过程。”刘益飞说。

组织上也在创造更多条件。如习近平执掌中央党校期间推动的“挂职基层”模式，就被视为党校干部“入仕”前的热身。

“个别访民像背书一样表达流畅，什么时候该哭，该情绪激昂，节点把握得很准，向有关部门询问后，才发现有的与事实大有出入”。“百姓有事，就爱直接找市长，市长任何一句话，都可能被当成重要说辞。”

这是2012年到2014年，中央党校政法部法理学教研室主任封丽霞“空降”福建莆田市任副市长时，收获的基层感悟。而与封丽霞同批挂职浙江金华市副市长的谢春涛，则推动出台金华市“科技创新九条”，促成了两项央企项目落地，回京不久即由中央党校党史部副主任升为主任。

此外，从实际情况看，党校干部“入仕”还面临一些客观问题，需要在工作中予以克服。

多名专家谈到，目前来看，从中央到地方，党校出身的干部“入仕”的实例仍不多，还存在一定的中央、省区市两级不平衡的现象。还有，“一些地方不仅没有将党校干部往外交流，还将党校单纯作为照顾干部、干部中转的地方”。“对这些问题，《意见》中都明确了解决办法，贯彻时如何落实，对各级仍是不小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