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立法正崛起

帅恒

4月下旬，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初审。此前，一系列文化立法行动已经拉开帷幕。这一立法新动向为何发生？又将如何演进？对于这些问题的探寻，不仅有助于理解文化立法的现实和理想，也展示了当下法治建设的一大主线。

立法“短板”的困境

文化是民族血脉、制度之母，是国民的精神家园和根基。从许多国家的经验来看，以文化立法推进文化建设，是塑造文化强国的关键路径。

多年以来，我国文化立法虽然取得了相当进展，但与其他领域的立法进展相比，却迟缓滞后、差距巨大。

2013年8月的统计显示，其时我国立法中有关文化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全国性规范性文件为1042件，仅占全部立法的2.7%。而在国家法律层面，文化领域法律更是仅占全部法律的1.68%，与之相比，经济、政治领域的法律所占比例明显高出很多，显而易见，文化立法是中国立法的“短板”。

截止2016年6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称得上法律性质的文化立法仅有“三法两决定”，即文物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著作权法和“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不仅数量寥寥，而且覆盖面极窄，除了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法律相对完备外，绝大多数文化领域都属于法律盲区。

由于文化立法层级偏低，主要集中于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必然带来效力不足、执行困难等问题，难以有效约束和震慑违法违规行为。另一方面，又难免呈现政出多门、冲突抵牾等弊端，交叉处罚、推诿扯皮等现象也屡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