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孙权 地之爱 爱无地

台湾知名学者和艺术行动者黄孙权个展“无地之爱”（U-topophilia）2014年10月在红砖美术馆展出。展览题目从希腊字源上看，既包含了爱无地也包含了地方之爱两个意涵。展览中的四件作品都是发生在田野与社会性空间的实践。影像作品《我们家在康乐里》关于1997年台湾第一场反对都市社会更新运动“反市府推土机”，记录了有关建筑师、规划师和激进学院师生参与的社会实践斗争。《日常生活的一天》中黄孙权在台北和高雄邀请菲律宾、印尼、泰国等“外劳”，以及深圳不同岗位的工人用自己的手机拍摄一日所见，共同构成城市中劳动者日常生活的一天。《复岛系列》组织不同的艺术家形成团队，以科技技术记录底层生活，并进行空间历史探究。《乌托邦出柜》撷取自历史上著名的乌托邦建筑师方案，将他们未曾在现实中实践的蓝图转为真实比例的3D模型放入巨大镜塔中，镜塔之外，以建筑师最擅长的类型学建档方式整理出建筑与乌托邦的历史批判图文。“无地之爱”中呈现的都是艺术家进入田野，与田野对象一同协作，作为共同生产者来产生知识或行动方案的“作品”。也是从属地主义式的认同与美好幸福的地方感，藉由认识诸众与地方之差异，转而无地之爱的社会性艺术实践。“社会运动注定是失败的，它总是面临一波波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普遍化和吸纳，同时，却也没有比此刻更重要的了，它总是在困顿中提出人类生存的另一种可能，另立一种生活价值，让脱落于全球网络权力的社群与地方找到希望。”这也许是黄孙权把原本主观与个体的艺术创作立足于团体参与性社会运动的出发点。

I ART：你在红砖美术馆的展览叫做“无地之爱”，但除了《乌托邦出柜》外其他的作品都是关于实际的“地方”，那么“无地”指涉的是什么？是一种意象么？

黄孙权：“无地之爱”指得是从地方之爱出发，但不局限于地方。我们总是从关切周遭生活出发，然若仅止于此，将限于狭隘的地方认同，宗族血缘，而与解放运动愈行越远，如社区运动所衍生的邻僻效应（not in my back yard），或全球基本教义主义，无论是西方的“自由民主”还是伊斯兰国的圣战。我毋宁更愿意这样说：作为隐喻的“无地”正是行动者面对全球环境遭遇共同劫难的行动指南。写东方主义的萨伊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书中引用十四世纪印度学者的话：“作为一个初学者，他热爱自己的家乡。作为一个强者，他爱全世界。作为一个完人，他什么都不爱。因为一个初学者，他会把他的爱全付出在一个地方；一个强者，他会把爱推及全世界；可是一个完人则对这世界止息了爱。”这充满智慧的箴言中，提醒我们不要将自己的爱变成“所属”与“强施”的关系。我想这便是无地之爱，无地之爱既是不爱任何地方，也是没有地方不爱。

I ART：你的艺术实践在田野与社会性空间进行，为什么？

黄孙权：因为我能从中找到当代艺术未被虚假化和商品化的能量。

I ART：如何让艺术家的身份区别于社会学家，又如何使作品区别于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的田野报告？

黄孙权：社会学家企图找出社会关系的结构来解释社会运作原则，人类学家透过异地文化重构人类文明的叙事多种版本，艺术家进入田野，能用不同于文本论述的形式掌握感性的表达，可激发自己与田野对象的改变，艺术既是田野中的技术，也是与田野对象一同产生知识或行动方案的“作品”。总的来说，艺术家进入田野，为的不是解释和描述，而是动员情感。

I ART：以往的艺术实践往往停留在引发公共反思的层面，而你想要把艺术当做工具对社会产生真正的行动力，这能否实现呢？

黄孙权：引发公共反思的专业很多，社会学报告，人类学故事，新闻报导。艺术家终究必得面对作品与观者的关系，得掌握作品与文本论述之不同，思考艺术家的行动与作品是有可能勾连社会人群彼此、唤起环境危机，重构历史政治的能量……亦即，触及学术作品无法触及之处，那我们只能在更多行动中尝试。我并没有太多“成功”的经验，甚至多数是失败的，然而不若如此，干脆就在画室待着就行，那也是可以当好的艺术家产生好作品的地方。

I ART：艺术家是否需要担负责任？

黄孙权：人类社会与文化并非绘画颜料，艺术家进入田野就一定担负着有情绪，有不同反应，及配合或抵抗的人群。你必须面对他们，而不是利用他们完成自已的作品。同时，艺术家也必须担负起伦理（美学）问题，不能将作品的好坏变成“参与”的结果而令外人无从置评。

I ART：你的早期作品《我们家在康乐里》关于“反市府推土机”的社会运动，《日常生活的一天》重建城市劳动者的面貌，是否可以将你的艺术创作看做为社会弱势群体发声？你总是站在体制的对立面么？

黄孙权：《我们家在康乐里》并非“作品”，应该说这是社会运动的副产品。我本来只想记录一些具体的人物，抗争历程，公开政府政策资讯，保护参与者。在运动过后的一年后，我才非常痛苦地剪成纪录片，公开发行并成为台湾各大学跟建筑与环境专业有关的重要参考资料。《日常生活的一天》则是进一步思考，无论如何成功的纪录片都无能取代人民自己的“眼睛”，很多进不去的生活场景与工厂内部，是故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在台湾台北、高雄，深圳找寻二十位不同岗位的劳工合作，请他们记录自己一天的生活。只有你不断允许体制成为体制，体制才能剥夺你应有的。

I ART：如果在内地环境下创作作品《Memo-Scape》，城市的剧变是否会让历史与当下的连接更难建立？

黄孙权：中国城市发展远胜于世界其他城市，城市环境的跃升几乎与社会关系脐带的断裂同时发生，城市的一致形态正迅速抹除地方差异，正因为艰难，类似的计划在中国内地应该更需要。

I ART：作品《日常生活的一天》、《复岛系列》是否是要重新从城市建筑遗忘的主体出发， 回归到空间历史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