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甲渠塞遗址群遗产构成及文化价值
——居延遗址群保护利用研究之一



汉代甲渠塞遗址群遗产构成及文化价值
——居延遗址群保护利用研究之一

Heritage Constitution and Cultural Value of Han Dynasty Jiaqu Fortress Sites：Study Ⅰ on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Juyan Sites

翟禹

ZHAI Yu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0)

(InnerMongoliaAcademyofSocialScience，HuhhotInnerMongoliaChina010020)

[摘要]汉代甲渠塞是汉朝为防御北方民族匈奴而修建的军事防御体系，遗址群位于内蒙古额济纳旗，是居延大遗址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甲渠候官遗址(A8鄣城)、27座系列烽燧以及天田等相关遗迹，遗址总体格局尚存，目前面临的自然和人为危害中，风沙侵蚀、设施破坏、道路穿行、游客人为踩踏最为严重紧迫，遗址群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艺术、科学和社会价值，是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关键节点。

[关键词]汉代；军事防御体系；甲渠塞遗址群；历史沿革；内涵构成；草原丝绸之路；关键节点；价值评估

汉代甲渠塞遗址群位于内蒙古额济纳旗额济纳河沿岸的戈壁滩上，基本上自东北向西南延伸并呈带状分布，大部分位于河岸西侧，属于居延大遗址群的重要组成部分。遗址为汉朝防御匈奴所修建的防御体系，后世多有沿用，是农牧文化交融最为频繁的地区之一，文化遗产内涵构成复杂而丰富，遗址总体格局保存较为完整，具有重要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价值。

一、遗产历史沿革及构成

公元前206年，刘邦建立西汉王朝，汉朝初年国力衰弱，无力对抗北方渐已强大的匈奴。汉朝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至汉武帝时国力强盛，中央集权加强，抗击匈奴南下的条件逐渐成熟。汉武帝经过三次与匈奴的战争，夺回了河南地，使匈奴北退漠北草原，“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1](卷110《匈奴列传》P2911)匈奴退出河西之后，西汉政府开始陆续设置酒泉、敦煌、武威、张掖四郡。史载：“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1](卷110《匈奴列传》P2916)，即在额济纳居延地区，西汉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汉武帝派遣伏波将军路博德为强弩都尉，屯驻居延地区，修筑鄣塞、烽燧等军事设施，设置了居延都尉府、肩水都尉府。这两个都尉府是军事机构，是西汉政府为了防御匈奴民族南下的北方边塞屏障。居延都尉府辖4个候官、15部、127烽燧、1关隘，分别为殄北塞、居延塞、甲渠塞、卅井塞，关隘为悬索关。肩水都尉府辖3个塞、14部、约95烽燧、1关隘。3个塞中的广地塞在最北边，北接居延都尉府卅井塞，向南依次是橐他塞、肩水塞，1关隘为肩水金关。

居延都尉府所辖遗存情况：殄北塞，现存遗址长达27公里。据出土汉简分析，应有烽燧10座以上，截至目前发现烽燧5座，鄣城2座。A1鄣城(也称“宗间阿玛”)为殄北塞候官遗址。甲渠塞，分为河北塞、河南塞，共计有烽燧约55座，鄣城1座，即A8鄣城(也称“破城子”)为其候官遗址。①卅井塞，现存烽燧41座，延伸长达60公里，P9鄣城(也称“宝日川吉”)为其候官遗址。居延塞，为居延中心区，其烽燧数量目前尚不清楚，现发现8座烽燧遗址。这里处于甲渠塞之东、卅井塞之北、殄北塞之南，居延泽之西，是汉代所谓居延核心地带，遗留有地域广泛的屯田农耕痕迹。居延都尉府、居延县、居延属国治所和遮虏鄣②、居延候官均在此区域内。东汉安帝时在居延地区设置了张掖居延属国，属凉州管辖，治所在居延县，辖境为今天的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河流域一带，当时有户1560，人口约4733。汉献帝建安末年时期，在此设立西海郡，治所仍在居延地区，辖境保持不变。

甲渠塞始建于西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A8鄣城是甲渠塞之长甲渠候官的驻地，甲渠塞之名是从汉简记载中得知的。西汉时，从内地来的戍边屯田者在这里开挖了若干条渠道，开辟农田从事灌溉，推测甲渠塞应与第一条渠道有些关联，故名甲渠塞。当代人见废弃的甲渠候官遗址一片残破，便将其称为“破城子”。西汉政府在额济纳居延地区设置军事建置，并建立了完备的军事制度，用以指挥调度戍边官兵。以出土的著名烽燧警备信号《塞上烽火品约》为例：1974年甘肃考古队在甲渠候官遗址发现17枚居延都尉府的《塞上烽火品约》，同时在肩水都尉府发现2枚肩水都尉府的《烽火品约》。甲渠候官遗址的《塞上烽火品约》中有一条是这样记载的：“甲渠河北道，举二烽，燔一积薪。夜入，燔一积薪，举坞上二苣火。要求：毋绝至明，殄北、三十井塞和如品。”[2]可见，此汉简中的规定非常明确的指出匈奴来犯时候的应对之策。

根据目前已开展的考古调查发掘工作来看，甲渠塞遗址群包括甲渠候官遗址(A8鄣城)、能够确认的27座系列烽燧以及天田等相关遗迹。③甲渠塞遗址群大部分位于额济纳河西侧，基本上呈东北——西南方向排列，延伸长约45千米，各烽燧(包括A8鄣城与南北相连的两座烽燧之间)由北向南依次间隔约1.3千米，烽燧和鄣城的西侧约10～100米处分布着甲渠塞天田遗迹。A3烽燧与T7烽燧之间原本应有T4烽燧、T5烽燧、A4烽燧、T6烽燧4座烽燧，但由于河水冲蚀和人为破坏，现已消失。

甲渠塞遗址群构成表

二、遗产保存现状评估

(一)遗址群本体保存现状

甲渠塞遗址群总体格局尚存，从现存地表遗迹来看，多数遗存能够分辨其基本形制、规模以及建造工艺和布局。遗产区地表遍布陶片、砖石、夯土块等建筑遗迹。遗址面临的危害主要是自然危害和人为危害。自然危害方面，由于地球气候规律性变迁造成自然风沙，使其侵蚀遗址，风沙流动还造成地表水土流失、形成沙丘戈壁地貌，戈壁气候干旱严重并导致植被减少。同时，甲渠塞遗址群地处戈壁地带，地势较为平坦，地形单一，地面起伏变化极微，地表遗迹基本上分布在同一水平面上，加之此处风沙较大，风沙侵蚀和流水冲刷加速破坏了遗址。人为危害方面，主要是当地社会为发展经济而进行建设扩张、道路穿行、取土破坏、污染破坏、生态和工业设施影响等。遗址面临的危害中，风沙侵蚀、设施破坏、道路穿行、游客人为踩踏最为严重紧迫。

(二)遗址群所在环境现状

遗产所在地貌以戈壁沙漠为主，地表风蚀残丘，植被稀疏，是为其基本地貌。甲渠塞遗址群沿途的生态环境变迁较为明显，在两千年以前的秦汉时期，自然环境较为优良，尤其是额济纳河流域，水草丰茂，雨热同期，河网密布并有大量引水灌溉的水利设施，发展到今天，生态环境逐渐恶化。目前，甲渠塞遗址群沿途虽然有一定数量的胡杨林、红柳等植被，但沙丘众多，河水干涸。有学者通过利用遥感影像、环境考古和历史文献等多学科研究手段，对汉代居延地区的历史环境作了深入研究，认为当时存在着大面积的垦殖绿洲，推测达到了495km2，超过了后来的明清时期。[3]

甲渠塞遗址群的自然环境。甲渠塞遗址群位于额济纳旗额济纳河支流伊肯河东10千米处平坦的戈壁滩上，这里属于荒漠牧区，遗址所在范围地势平坦，高程在950～960米之间，地势变化较小。甲渠塞遗址群所在区域属于中温带干旱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主要特征是风沙较大，干旱少雨，温差大。甲渠塞遗址群所在地基本为平坦的戈壁，土壤属于灰棕漠土、潮土、林灌草甸土和盐碱土等类型，因此土质粗粝，有效土层薄弱，土体干燥。遗址周边植被稀疏，地表植被类属旱生、超旱生、盐生和沙生的荒漠植被，许多遗址周边均有面积大小不等的沙丘，因此遗址遭受风沙侵蚀最为严重。额济纳河是这一区域赖以生存的唯一水系，但因干旱和上游用水过度，额济纳旗境内河水水量极少，致使遗址所在区域缺水严重。[4](P4)

甲渠塞遗址群的社会环境。遗址所在地行政区划上为额济纳旗境内，额济纳旗政府为达来呼布镇，甲渠塞遗址群位于达来呼布镇东南方约18千米，城镇建设对城址的影响尚不明显。甲渠塞遗址群虽然远离城镇，但由于距离黑城、大同城遗址景区较近，因此近些年人类旅游活动逐渐频繁。经过甲渠塞遗址群的交通线路主要是自达来呼布镇出发沿315省道赴黑城的旅游专线柏油路，从公路上又分出多条土路，这些土路多在甲渠塞诸遗址附近穿行，如A8鄣城城下便有一条土路穿过，实际已进入遗址保护范围，并破坏了部分遗址。

三、甲渠塞遗产价值评估

在草原丝绸之路中，中国北方草原文化的集成区——内蒙古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和农牧文化交错带的历史等因素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内蒙古地区是历代草原丝绸之路上的黄金通道，而居延遗址群可以说是草原丝绸之路上首屈一指的大型古代遗址群。居延地区至今保存着上至史前时代，下至民国时期的众多历史文化遗存，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二十世纪初，由于科兹洛夫(Pyotr Kuzmich Kozlov)、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的盗掘和斯文·赫定(Sven Hedin)、贝格曼(Folke Bergman)等人的调查，而引起世界的关注。解放后我国考古工作者又先后在居延地区开展了大量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目前在这一区域内，发现有青铜时代遗址1处，不同时期的城址13座，墓葬区6处，汉代烽燧100余座，西夏至元代的庙宇、佛塔20余处，以及大片的屯田区和纵横曲折的河渠遗存等。居延遗址1988年1月13日，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居延遗址自发现以来，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对保存在居延遗址区内的有史以来各时期的城址、障塞、烽燧、寺庙、佛塔、屯田区、墓葬等遗址和出土的汉简·西夏和元文书、典籍、绘画、雕塑等各类文物，进行了长期、深入调查研究。居延遗址保存和出土的各类遗迹、遗存是研究汉、西夏、元等时期的社会历史、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的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居延遗址研究已成为汉代简牍学、西夏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隶属于居延大遗址群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甲渠塞遗址更具有重要而独特的文化价值。

(一)甲渠塞遗址群的历史文化价值

甲渠候官遗址及其所属的烽燧等防御设施是汉代中原王朝为防御北部游牧民族而修建的军事防御体系，它见证着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之间的冲突和交融，表现在秦汉时期主要是汉王朝与匈奴的关系。甲渠候官及其所属的烽燧、鄣塞在当时建立有一整套完备的军事、政治制度，对它们实施保护，有助于从历史学角度对秦汉军事、政治制度进行研究。甲渠塞遗址群以出土了大量汉简而闻名于世。在上个世纪30年代，瑞典人贝格曼在额济纳旗发掘汉简10200余枚，称为“居延汉简”。其发掘地点可分为八个区域：殄北塞、居延区城、甲渠塞、卅井塞、广地塞、橐他塞、肩水塞、北大河塞。其中在甲渠塞的A8鄣城中获得4000多枚汉简，在肩水塞的A33(地湾城)、A35(大湾城)两地获3000多枚汉简。由于战乱，这批汉简先后辗转北京、上海、香港、美国等地，现存于台湾。1972年至1976年间，由甘肃省博物馆、酒泉地区和额济纳旗人民解放军驻地部队等单位组成了居延遗址考古联合队，对当时行政区划属于甘肃省的额济纳河流域居延汉代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的主要地点有北部地区的A8鄣城、甲渠塞第四隧和南部的肩水金关。考古队总共在此三地掘得19000多枚汉简。同时，1976年，居延考古队在额济纳旗布肯托尼以北地区调查获简173枚。1982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于甲渠候官遗址发现22枚汉简。这批汉简在发掘和整理中就被命名为“居延新简”。为了区别于30年代前西北科学考察团所发掘出土命名为“居延汉简”的那批汉简，人们习惯上将1930年出土的称“居延旧简”，1972年至1976年出土的叫“居延新简”。1998年至2002年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阿拉善盟博物馆、额济纳旗文物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前后六赴居延，对额济纳河流域的居延遗址进行了调查和发掘。先后在居延遗址的甲渠塞第十六燧、第十七燧、第十八燧、第七燧、第九燧和第十四燧的遗址中获得500多枚汉简，被命名为“额济纳汉简”。④在那里出土的为数众多的居延汉简是国内简牍出土的最大宗，即使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首屈一指、无与伦比的，居延汉简是《史记》《汉书》之外，存世数量最多的汉代文献，与敦煌藏经洞并称为中国20世纪西北两大发现之一。从三十年代起，居延汉简的研究成为一门新兴的显学，成果丰厚，影响深远。居延汉简是关于当时历史的原始记录和文书档案，是当时当事人的亲笔，详细描述了基层社会的具体情况，可以弥补历史文献记载的缺陷和不足。因此，甲渠塞遗址群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二)甲渠塞遗址群的科学价值

甲渠塞遗址群是我国古代北方草原大漠戈壁地区的一处重要军事防御遗址群。自古至今，居延地区自然生态环境的变迁非常明显，成为学术界重点关注的地段。甲渠塞遗址群位于居延地区的中心地带，其城址的建筑风格、选址原则、城址形态的设计等方面都具有很明显的地域性和适应性；同时，甲渠候官遗址及其所属防御体系是基于军事需要而建，属于北方长城防御体系中非常重要而又非常特殊的一个环节，它是理解和研究古代长城防御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理解长城防御体系的内涵提供了实物例证。正如学者所论，“甲渠候官是居延边塞防御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屯戌机构，研究它的部燧编制及各部遂的具体方位等问题，对认识汉代边塞防御体系的组织结构、人员配制以及居延地区的历史地理状况，都有很重要的意义，也是居延汉简研究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5]甲渠塞防御体系所体现的军事方略对于我们今天的军事科学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例如，出土著名的《塞上烽火品约》册是汉代候望烽隧系统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资料。它所规定的具体要求具有较高的协同性，是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从实战的要求出发而制定的，反映了鲜明的地域性特点，其规定的内容可以因时、因地根据不同的军事态势而有所不同[2]，诸如此类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军事理念，对其进行保护和研究有助于推进中国建筑史和军事科学的研究。因此，甲渠塞遗址群遗址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三)甲渠塞遗址群的艺术价值

甲渠塞遗址群修建在额济纳河流域上的戈壁滩上，障城、系列烽燧和天田分别以点带线、以线成面，从微观上看，单独的遗址具有细部结构上的观感；从宏观上看，整体遗址群具有宏大的文化景观和历史氛围。甲渠塞的选址、营造风格具有浓郁的时代和地域特征，既有秦汉时期的古典风格，又有因地制宜的建筑特征，显示出独特的边塞城镇格局及农牧文化景观交错带的特色。遗址与周边自然和人文环境相互映衬，体现出北部边疆荒漠地带的独特文化景观，是一种独特的风景美。因此，甲渠塞遗址群具有典型的艺术价值。

(四)甲渠塞遗址群的社会价值

甲渠塞遗址群是草原丝绸之路上一处典型的历史文化遗产，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利于保护传统的文化，具有社会教育意义。由于其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涵，使得甲渠塞址群成为一处重要的了解和认识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弘扬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在遗产合理利用的过程中，能够改善当地居民的工作、生活方式，推动当地社会的和谐发展。甲渠塞遗址群基于地理位置、交通、文化和景观资源方面的便利条件，能够充分发挥其在城镇发展、旅游开发、文化和自然景观保护区建设中积极的城镇功能。

[注释]

①目前居延遗址群众各处遗址的编号均为20世纪20～30年代斯文·赫定(Sven Hedin)率领的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考查时所作，其中大部分为当时考查团成员之一弗克·贝格曼(Folke Bergman)所作。可参见《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瑞典]中国西北诸省科学考察报告考古类第8和第9)，考察者：[瑞典]弗克·贝格曼、整理者：[瑞典]博·索马斯特勒姆(Bo Sommarstr m)；翻译：黄晓宏、张德芳、张存良、马智全；审校：张德芳，学苑出版社，2014年。

②《史记》卷110《匈奴列传》，《史记正义》注释[四]第2916页：“《括地志》云‘汉居延县故城在甘州张掖县东北一千五百三十里，有汉遮虏鄣，强弩都尉路博德之所筑。李陵败，与士众期至遮虏鄣，即此也。《长老传》云鄣北百八十里，直居延之西北，是李陵战地也。’”

③实际上，甲渠塞所属烽隧远不止目前所发现和确认的27座，还有一些已消失烽燧和尚未确认是否为甲渠塞所属的烽燧，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相关遗迹遗存，如烽燧周边的附属设施、塞墙(汉简中称其为“天田”)、木栅栏等遗迹的分布范围、规格、形制等，均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发现。本文仅以目前所确认的遗址为讨论范围。

④以上参考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居延汉简甲乙编》，中华书局1980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中华书局1990年；魏坚主编《额济纳汉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额济纳旗志编纂委员会《额济纳旗志(1991-2010)》，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3年。

[参考文献][1]司马迁.史记[M].北京: 中华书局,1959.

[2]薛英群.居延《塞上烽火品约》册[J].考古.1979, (4).

[3]颉耀文，余林，汪桂生，王学强，史志林.黑河流域汉代垦殖绿洲空间分布重建[J].兰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 (3).

[4]额济纳旗志编纂委员会.额济纳旗志(1991～2010)[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3.

[5]宋会群，李振宏.汉代居延甲渠候官部隧考[J].史学月刊.1994, (3).

[责任编辑：降小宁]

DOI:10.16161/j.issn.1008-0597.2016.01.011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597(2016)01-0060-05

[作者简介]翟禹，男(满族)，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成吉思汗)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在职博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6-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