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敢新世界：卡那威罗与“换头术”

汤姆·拉蒙特

意大利外科医生塞尔吉奥·卡那威罗声称，2017年，他将实施世界首例人头置换术。他究竟是一个开拓者，还是一个标新立异的危险者？

在都灵一座巨大的混凝土医院外，卡那威罗操着非常正式的意大利语，正在说服一群警卫让我们一行记者使用医院内部员工停车场。天气很热，警卫们坐在遮阳伞下，上下打量着他。卡那威罗今年52岁，个子不高但身体健壮。他穿着T恤衫和凉鞋，焦糖色光秃的头顶四周只剩下几绺银灰色的发丝。他向警卫解释，他曾是医院的员工，是神经科的一个外科医生，这次回来要办些事。说着话，他举起一只手，在脖子附近做了一个割喉状的手势——任何其他人做出这样的手势都含有威胁的意味，但警卫们点头笑了笑，挥手让我们通过。“我对他们说，我就是那个要进行首例人头移植术的家伙，”卡那威罗对我说，“意大利人就是如此崇拜权威。”

轰动世界的“换头术”计划

2015年上半年，卡那威罗将其准备对两个人的人头进行置换的计划对外宣布后，一时间成为了全球关注的焦点。接受手术的两个人之一可能是截瘫患者，另一个则是新近死亡或因意外而脑死亡的患者。具体做法是将第一个人的人头移植到第二个人的身体上，使大脑同脊椎中的骨髓对接融合，从而使第一个人能够享有第二个人正常的肢体活动能力。该手术在医学上称为“人头接合”，将是人类历史上的首例。如果称之为“人体移植”可能更容易被理解，但是人们可能会以一种猎奇的眼光来看待。“人头移植，人体移植，无论怎么叫，为什么不能以一种专业的态度来看待呢？”在拥挤的医院中，卡那威罗带着我们边走边说道。

他曾经认为，人类首例人头置换术会在这家医院，在都灵进行。自1980年代成为医学生，卡那威罗一直致力于医学及临床事业。然而不久前，他的“换头术”计划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轩然大波”——在医学期刊《国际神经外科学》上，他先发表了有关人头移植的论文，又在莱梅索斯和维罗纳进行了TED演讲，就此登上了媒体的头条，“一举成名”。然而，卡那威罗的计划受到了至少一个国际教会组织的公开批判，另一位医学伦理学家在《财富》杂志上评价他的计划“极端堕落”。卡那威罗也表示，他受到了意大利整个医学界的敌视。2015年2月，卡那威罗与他一直供职的医院达成共识解除之间的合同。“我成了社会的弃儿。”他说。神经科的一些同事对他的态度一改常态，变得冷若冰霜，“你明白吗？没人愿意同我拥抱了。”

鉴于已经无法在本国开展手术，卡那威罗必须另觅他处。他告诉我，经过漫长的协商，手术地点将定为中国的北方城市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将为其提供医疗支持，而哈尔滨医科大学将授予他为名誉教授。他认为，在中国方面“提供医院及人员的前提下”，手术时间将比人们预期的更早——最快将于2017年圣诞节进行。“一切将势在必行，除非世界末日降临，爆发核战争或者陨石撞击地球。”

人头置换术的基本流程

对于这场正在酝酿中的手术，卡那威罗心中有数，在两次的TED演讲中，去年夏天在美国神经外科医生大会的主题演讲中，以及在一本分别以英语和意大利语出版的著作——《不朽的大脑》中，他都做了详实的介绍。卡那威罗再次向我详细地描述了这场手术。在未来的手术中，两具接受手术的身体将被紧紧地固定在特制的手术床框中，一个是经过麻醉的截瘫患者，另一个是已经脑死亡的躯体捐献者。届时，将使用“专门由金刚石打造的切片圈套刀”或“由氯化硅薄层切割而成的纳米刀”（目前他还不确定究竟用哪种刀），在两个人颈后脊柱的第5及第6椎体处进行切割。

当我问他知不知道“令人作呕”这个英语单词，卡那威罗回答说，“知道，其实那场面不仅令人作呕，简直是‘血淋淋。”他是老式美国漫画书和老式美国俚语的收藏爱好者，他的英语演讲也因此增色不少。

接受麻醉的病人的头部被切割之前，会先将其体温降至10摄氏度。对两个人进行切割后，固定身体的两张床框会分别上下分离，两张床框的上半部分会进行对调，身体与头部进行新的组合——截瘫患者的头将被放置于脑死亡肢体捐献者的身体上。“当然，两部分身体不会‘一拍即合……”卡那威罗说。

卡那威罗喜欢谈论那些在自己所处时代被主流社会所排斥和抛弃的医学先驱们。比如路易斯·巴斯德，他因坚称微生物可能是疾病的元凶而被视为疯子，还有伊格纳斯·塞麦尔维斯，“正是因为塞麦尔维斯，医生们才开始洗手。但是塞麦尔维斯最后的境遇很悲惨，他被社会所排斥，最终在精神病院里度过余生。”

接下来，将要展开一系列马拉松接力式的外科手术，大约一共要花费36-72个小时，需要150名左右的医疗人员。卡那威罗认为，其中至少要有80个外科医生。对于这场手术的费用，他猜测：“开始可能很贵，要1500万欧元或者1100万欧元。”他也承认，目前仍然缺乏慷慨的资助者。“但随着技术日渐成熟，手术费用会大幅下降。”

手术室中，那80位外科医生会根据手术进程的需要相继上阵。首先会连结头与身体之间的动脉，以使血液循环流动于大脑和身体。在对气管、食道、脊柱及其他相连部分进行联结时，卡那威罗说他会一直等候在旁，直到进行脊髓融合。功能性神经外科及运动神经外科是他的专业领域。

为了使病人重获行动能力，必须要使里面贮藏着数百万根神经的两段脊髓成功联结融合。对于成功联结的方法，卡那威罗有着自己新奇的想法，包括对连接处的脊髓进行电击，并使用聚乙二醇来促进融合。并非要使脊柱中的所有神经都获得再生或连接，卡那威罗认为，使病人重获行动能力，只需成功联结其中10%到20%的神经即可。

手术后，为了不让病人移动，大约3周的时间，病人将会被保持在一种昏迷状态中。接下来将会进行数月的康复治疗。卡那威罗表示，届时还会借助某种虚拟现实模拟器，来帮助病人熟悉与适应自己的“新身体”。可能还会使用催眠的手段。在此之后呢？他希望能够恢复名誉，召开新闻发布会，以及获得诺贝尔奖。“为什么不能呢？”他说，“在接下来的100年，外科手术将实现现场直播，而这台手术的影响将远超人类登月——只要手术的进展如我所期待的那样，它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

同时，手术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已经就位。去年夏天在美国外科医生大会上，卡那威罗认识了一个男子，32岁的图形设计艺术家瓦列里·斯皮里多诺夫。他患有严重的肌肉萎缩，一直依靠轮椅活动。斯皮里多诺夫已经自荐，无论何时卡那威罗的手术准备就绪，他都愿意做他的实验病人：第一个躺在他的切片刀下。

“我管他叫加加林。”卡那威罗说。

摒弃动物实验

人类曾经尝试过“换头术”，只不过从未实施过人头置换。1950年代，俄罗斯医生曾经给小狗换过头，1970年代，美国医生给猴子换过头，2013-2014年间，中国医生给数百只老鼠实行过“换头术”。手术后，小狗活了不到一个星期，猴子和小狗差不多，几百只老鼠活了一天左右。然而，所有这些尝试的目的都是进行概念验证，为了证明“换头术”的可行性，并非以被手术者是否能继续生存为目的。令人遗憾的是，所有这些尝试首先都免不了要牺牲无数动物的生命。

“人类心脏移植和肾移植术，都是基于多年的动物实验才在人类身上实行的。”亨利·玛什说，他是一位英国资深神经外科专家，不久前他根据自己的职业生涯撰写了一本著作《不要伤害》，该书十分畅销。在众多对卡那威罗的计划持怀疑态度的人中，玛什也是其中之一。他很想知道的是：卡那威罗用来实验的动物尸体都在哪里呢？

卡那威罗与瓦列里·斯皮里多诺夫。斯皮里多诺夫患有严重的脊髓性肌萎缩，他已经向卡那威罗自荐成为他的第一个病人。

卡那威罗告诉我，从道德上他是反对用动物做实验的，“我不想杀更多的动物了。人类已经杀得够多了。我们并不需要更多的动物实验数据。”但是，如果动物实验数据可以说服那些质疑他的人，他的计划是可行的，他会不会摒弃这种想法呢？“动物实验是无济于事的。”卡那威罗说，“人体解剖构造与猴子或老鼠不同。即使用动物去做实验，结果也毫无用处。95%的动物实验都徒劳无益，是做无用功。”但是，不是说心脏移植和肾移植术都是基于动物实验而成功的吗？我问。“我说了，95%是没用的。”他答。

卡那威罗认为，关于这场手术的所有必要研究都已悉数完成，这些研究是通过近一个世纪以来各种不同的研究项目完成的，并非只是依靠那些在小狗、猴子或老鼠身上做的实验。卡那威罗从旧报纸中发现，脊髓联结融合并非史无前例：1902年，一个女子的脊柱因枪击而受伤;还有一位滑雪者，2005年发生意外，脊髓也受到了相似的损伤。在这两个病例中，两个病人的脊髓在外科医生的努力下，都被成功融合，经过康复治疗，身体都可以进行一定的活动。

意欲改变世界

我把这两个例子讲给玛什听。他的反应却是：“那些老旧的报纸，人们不会关注，只不过都是阴谋和谎言。”他接着说：“在科学领域，出现几次意外的成功或特立独行者功成名就并不是什么稀罕事，但是人头置换术是极其复杂和高难度的，它要求具备相关不同领域、广泛的专业知识。我觉得单凭一个人，无论这个人有多聪明，都无法解决所有问题。”

将卡那威罗引荐给中国医院，并期待这场手术能在这里举行的哈尔滨医生任晓平也同意玛什医生的看法：“换头术”极其复杂，绝对非同小可。近20年来，任晓平一直致力于头部移植方面的研究，并在2013-2014年间在老鼠身上进行了实验。但是他也强调，卡那威罗这种“特立独行”的“危险者”对于这场高难度、规模宏大的手术是至关重要的。“手术需要一个庞大的团队来完成，而团队需要一位领导者。”任晓平说。

当我问及任医生，卡那威罗计划2017年在哈尔滨进行这场手术时，他拘谨地笑了笑说：“如果他一切准备就绪，我很高兴能参与其中。”他这样说是他觉得卡那威罗还没有准备好吗？任医生回答：“如果有人能让手术顺利展开，卡那威罗也一定可以。”

距离2017年圣诞还有不到两年时间，卡那威罗计划离开家乡尽快来到哈尔滨，以着手开展紧密的筹备工作。他的妻子弗朗西斯卡以及两个孩子马尔科和塞丽娜，不会一同前往。“我放弃了一切，”卡那威罗说，“但是我的两年人生如果可以改变世界呢？”

特立独行的性格

卡那威罗自儿时起就梦想实现这一切。他记得在报纸上读到美国人尝试给猴子换头的报道，当时他立即产生希望自己能成为第一个进行人头移植手术的人。小时候，他的家里很穷，没能接受到良好的教育和培养。“但我咬紧了牙关。”他说。1960年代的都灵人口过剩，刚上学的几年，杂货店就是他们的课堂。“我的爸爸对我说，‘成绩好可以上学，否则就去工作。小学毕业时，我是班里最出色的学生，我的成绩是‘优，中学毕业时仍然是‘优。”到了18岁，他进入医学院学习，几年中一直向学术期刊递交论文。“进行人头置换术的想法已经在我的脑袋里生了根。”1980年代，他来到了这家位于都灵的医院，开始接受培训成为功能性神经外科医生。

那时候，他的同事和同学对他的印象如何呢？“我一直都是个独来独往的人。”他说。但他也有朋友。“人们会互动，人们总是会互相影响，互相学习。对，就是‘互动这个词，当我需要学习时，我会与别人发生互动，之后继续走我自己的路。我行我素的同时，与别人发生互动也是免不了的。”

卡那威罗对自己这种特别的性格毫不讳言，“我不同于普通人。”同我讲这些时，他带我在都灵逛了一大圈，去了他的医学院，中学，小学，还有他从小长大的那栋楼。“承认这一点，对于我并非难事，即使我不承认，你也已经发现了，对不对？你感觉到了什么吗？”

或许我也感觉到了他的与众不同。在一个博物馆的走廊里，他用手扼住我的脖子，向我演示一个柔道动作——他拥有都灵当地柔道训练馆的执业资格。在他的医学院里，他向我提到他曾经的一个老师，说那个人20年前，在一次解剖学考试中，曾经扣了他两分。后来，卡那威罗又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他的妻子是他从另一个男人手里“抢”到的，那个人比他高。

当我问他如果他自己接受手术，他会选择谁的身体，卡那威罗仔细地想了想这个问题，然后说：“你看过《雷神》这部电影吗？”在作为医生及学者的几十年来，卡那威罗在中枢性疼痛综合征和帕金森氏症领域完成了众多有影响力的研究，但与此同时，他还曾出版过一本名叫《揭秘女性》的书，书中描绘了许多经过反复验证的女人诱惑男人的技巧，“当人们发现这本书是我写的时，仿佛天下大乱。”卡那威罗告诉我，这本书是1990年代他因脚伤不得不卧床的那段时间一时兴起而写的，“所以我真不是个女权主义者，对不起了，姑娘们。”

接着，我问卡那威罗，难道他不觉得正是这些事让人们很难对他建立信任吗？“是的，你说对了，做人免不了会树敌。”卡那威罗喜欢谈论那些在自己所处时代被主流社会所排斥和抛弃的医学先驱们。比如路易斯·巴斯德，他因坚称微生物可能是疾病的元凶而被视为疯子，还有伊格纳斯·塞麦尔维斯，“正是因为塞麦尔维斯，医生们才开始洗手，才意识到清洁消毒的重要性。但是塞麦尔维斯最后的境遇很悲惨，他被社会所排斥，还被骗进了精神病院。那些曾对自己所从事和开创的事业坚信不疑的人后来都以崩溃和毁灭而告终。”

“毫无疑问，有的想法和念头不具有建设性，因为人类历史发展本身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但人类需要梦想家，如果人们太现实，没有人将理想付诸实践，人类终将一事无成。你可能觉得我疯了，是个精神病。我就是！如果你想改变世界，你必须得像个疯子一样执着。社会面对的挑战就是要区分出疯子和超级疯子，而孰是孰非，你不能过早下定论，只能待尘埃落定后见分晓。”

斯皮里多诺夫的手术预后

卡那威罗有关“尘埃落定”的理论，瓦列里·斯皮里多诺夫十分赞同，他已经主动提出成为卡那威罗的第一个病人。“有的人是天才，有的人是疯子，”他说，“但谁是天才，谁是疯子，只有在计划完成后才能知道。”斯皮里多诺夫加入这个计划已有两年多的时间。2013年，他在家上网时，碰巧看到了对卡那威罗的一个访谈，“我一直想从事与科学有关的事。在俄罗斯，实验室的环境不适合残疾人工作，但我一直梦想参与到某个大型科研项目中。”所以，看了那个访谈后，他只花了不到15分钟的时间就用谷歌找到了卡那威罗的电邮地址，而他心中早已做好了决定。

卡那威罗说，斯皮里多诺夫是第一个向他提出希望他在自己身上做实验的人，“一开始我们通过电邮交流，后来我们用网络电话。我跟他讲了很多很多，而在某一刻，我决定了，他就是我要找的人。” 斯皮里多诺夫没有做过任何心理测评或外部评估吗？我问。“瓦列里的病十分严重，是脊髓性肌萎缩，一目了然，不需要什么评估。至于心理方面，我也说了，我们聊了很多很多，他是个内心强大的人。”

卡那威罗也向斯皮里多诺夫讲述了他的预后情况。手术后，他将可以行走，但还不确定他是否可以跑步，听了卡那威罗的话，斯皮里多诺夫很高兴，他说：“对于手术后的情况，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希望，只希望能过上普通人的正常生活。目前这个病有很多的并发症，我不得不面对各种各样的限制，我希望未来我的生活能够少一些限制。”

他的希望现实吗？亨利·玛什感到担忧：他会不会遭遇克里斯托弗·里夫一样的不幸？克里斯托弗·里夫是美国演员，因一次意外事故而瘫痪。任晓平医生的看法则是：“手术的成功机率难以估测，我只能说，瓦列里是个勇敢的人。”美国医学期刊《外科手术》的编辑迈克尔·沙尔则认为，瓦列里手术生还的几率能达到98%、99%。

手术成功并非毫无可能

身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沙尔是一位有着35年经验的外科医生，2014年春天刚刚退休。自1990年代起，他便是《外科手术》的编辑。卡那威罗刚开始向杂志投寄论文时，沙尔和其他同事并不相信他，“我们都觉得他说的是《星球大战》里的故事，简直疯了，我们就把他打发了。”但卡那威罗一直锲而不舍，他给沙尔看了一些曾带给他巨大鼓舞的老旧的医学研究记录，沙尔看过后，开始对卡那威罗的计划产生兴趣。

同大多数的外科医生一样，沙尔认为，把一个人的头移植到另一个人的身体上的想法并非天方夜谭，头与身体之间的动脉、肌肉组织、气管及胃肠道的联结和融合，如今都是常见的外科手术，只不过不会同时出现在一台手术中。沙尔承认，同时联结多个部分不失为一次壮举，堪称绝技。“但是既然单独一项的联结并非首次尝试，它们当时也各自存在风险，而最后也都成功了。如果进行脊髓融合时，下刀的切口足够整齐，也将大获成功。”沙尔决定在杂志上发表一系列有关人头置换术的论文集，以支持卡那威罗的理论。

“我是荣誉退休的，”沙尔说，“但是当一个人死去时，除了名誉还能剩下什么？我很自信，这场手术至少在理论上是可行的。这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否则我也不会以我毕生的名誉为代价。卡那威罗是不是太爱表现和卖弄？是的，他可能是这样。但是你要知道，人类需要这样的人，必须有人去这样做，而且，必定会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事实上，他自己也承担着巨大的风险，如果计划失败，余生他都将被视为庸医和骗子。”

延续生命的初衷

卡那威罗的座右铭之一是“以步行的速度奔跑”。他希望能享受在中国的生活，“你知道吗？中国人几天就能盖好一栋楼。”我问他，把手术地点定在中国的他，有没有考虑过在欧洲或美国进行手术，对于这个向他敞开大门的国家，他有没有一丝担忧？他答道：“中国是中国，中国希望世界知道这件事，绝对不会遮遮掩掩，秘密进行。”他觉得，电视台甚至会现场直播这台手术。但他也承认，斯皮里多诺夫可能不会是接受这一手术的第一人，或许中方希望第一个接受手术的是个中国人。卡那威罗希望会是一个晚期癌症患者，一个时日不多的病人，为了对手术进行验证，斯皮里多诺夫将是第二人。

说这些话的时候，卡那威罗看上去很随意。难道他没有丝毫道义上的不安吗？他说：“我不接受任何对于这场手术医学原因上的批评。决定是否展开这场手术的人只有一个，就是那个最终受益的人，不是你我，不是社会，而是病人自己。”如果手术出了问题，这台手术还有价值吗？“绝对有的，绝对。即使手术进展不利，我们仍然能从中得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他指出，第一位心脏移植病人虽然在手术后的两周后死亡，那场手术仍然是划时代的突破。

假如斯皮里多诺夫康复了，与他的新身体十分融洽和谐，然后生了孩子，孩子究竟是他的还是躯体捐献者的？“不是他的。”卡那威罗说，“这是我们将面对的唯一的伦理学难题。但是请想象一下：假设你的孩子突然有一天发生车祸，送到医院时医生宣布脑死亡，而你无计可施。但假如我是主治医生，我走过来对你说，我对您的孩子的脑死亡束手无策，但是如果您同意把他或她的身体交给我，我会给这个身体上移植一个新的头，而这个重新组合而成的人的孩子将是您的孙辈。您孩子的生命得以延续！”这就是卡那威罗的伟大理念，他的孩子一出世，他就有了这些想法。“我有两个孩子，我向我自己保证，我会尽最大努力使他们的生命更加长久。”

卡那威罗认为，如果手术成功，未来还会展现出巨大的商业潜力，在延续人类生命方面也将做出巨大贡献，“对于那些死后愿意把头颅放进冰箱的人来说，这就是他们一直梦寐以求的科学突破。”而这一切又将意味着什么呢？卡那威罗觉得这些就不在他的控制范围内了。“从科学上说，如果科学能做到，就一定会做到。”他只是想鼓励人们去思考一下这些可能性。如果人们的寿命延长了，人口过剩该怎么办？他猜想，到时人们将考虑征服其他星球。然后我问他，如果没有足够的身体去完成移植该怎么办？他回答：“人们会进行克隆。”我看上去有些义愤填膺，他关切地看着我说：“我知道这不太好接受，听上去太疯狂，有时我也在想：人类能够应对吗？我没有答案。但是社会对于未来的巨大变革必须有所准备。”

很多人觉得他是在异想天开，这给他带来困扰了吗？他答道：“人类是愚蠢的，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外星人总是来了又走了，他们不想同我们打交道。科学家们同样愚蠢，历史告诉我们，每一个具有开创性想法的人首先得到的回应都是反对和责难。人类是目光短浅的。接着，他耸了耸肩，看上去乐观而自信。很快他将前往中国，而未来的一切将会证明这里的人的认识是错误的。“当第一次人头置换术在中国实现时，所有认为它不可能实现的西方专家和西方媒体会很难堪。到时候，我会出一本书，把他们的批评和指责都收录进去。”

他用两根食指比划出1英寸的距离，对我说：“那本书将会有这么厚。”

[编译自英国《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