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的时尚灵魂特伦斯·多诺万

林圳岚

特伦斯·多诺万，这个名字代表了英伦时尚最好的摄影，在他去世20周年之际，伦敦摄影师艺廊为他举办了一个摄影展览，以此来纪念和缅怀他。我们趁此机会，采访了几位最熟悉他、最了解他作品的人士。他了解女性的身体，他懂得摄影发展的规律。我想这是他留给时尚摄影的宝贵遗产吧！

当时钟敲响在1960年除夕的半夜之时，没有人能料到将有一股文化潮流会在未来10年中席卷英伦。二战以后，在艺术、平面设计和摄影等方面的文艺复兴使英国名闻天下。那是社会急剧变革的十年，也是原先被边缘化的人们星光闪耀的一个时代，更是女性、少数族裔、青年一代和工人阶级扬眉吐气的一个时代。“叛逆”这个词在社会中变得根深蒂固，新的潮流、新的面孔在原来被特权阶级统治的舞台上不断涌现。

在伦敦东区出生的摄影师特伦斯·多诺万（Terence Donovan）就是这样一张新面孔。他和好友大卫·贝利（David Bailey）、布莱思·达菲（BrianDuffy）一起被称为摄影界的“黑色三剑客”，并对当时的报刊杂志摄影行业进行了一次革命。

多诺万的摄影大多以黑白为主，他把批评传统思想的手法，偶尔还有些不恭敬的做法，引入到杂志的编辑出版中，展示了一种崭新的、植根于他最为熟悉的地方——伦敦东区的视觉语言。

多诺万有时候把模特们带到饱受炮火蹂躏的废墟上拍摄，有时候又让他们融入钢厂和铁桥的风景中，他那砂砾般的黑色风格与其说像时尚摄影，倒不如说像新闻报道，但又与过去历史上的完全不一样。“他是一种必须正视的力量，”他的妻子戴安娜·多诺万是这样评价他的。“你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一位摄影师。他拍摄时的样子令人印象深刻，但也令人觉得十分可怕。”

每次拍摄的时候，他对镜头前的每一个人都能做到指挥若定，一切尽在掌握。在他面前做事，谁都不敢吊儿郎当：每个人必须聚精会神，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但同时他也是一个非常专注于自己技艺的人，一个对艺术非常敏感、有悟性的人，因此，他拍出了许许多多优秀的作品。

多诺万从11岁开始，就在伦敦郡议会学校就读，学习照相制版和胶印的方法。15岁那年，他成为了一名摄影助理，并头一回接触到相机。他的“师父”是时尚摄影师约翰·佛伦奇（JohnFrench），多诺万在此开启了漫漫学徒生涯。1959年，22岁的多诺万开设了自己的工作室。到了20世纪60年代，他的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功。他对摄影的掌控已经做到游刃有余——模特、站位、姿势、独到的拍摄角度、舞台灯光和画面整体质量都令人耳目一新，时尚感十足。

“多诺万一向把摄影视为技艺而非艺术，因此，他在技术方面所做的一切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本次“特伦斯·多诺万：光速”摄影展的策划人罗宾·穆尔（Robin Muir）向我们透露，“人们把多诺万看作是一名时尚摄影师，是因为他为时尚杂志工作，但他也做了很多与时尚无关的事情。举个例子，他拍摄的女演员朱莉·克里斯蒂（Julie Christie）的照片：这些照片虽然看起来有那么点儿时尚的味道，但更像私密的肖像照片。在多诺万的作品中，服装永远都不会喧宾夺主。他不太关心服装的款式，只关心穿服装的人及其姿势。有时候，他会盯着一套时装看，说‘如果她那么走路的话，可能会好看得多。他了解女性的身体和摄影的规律，我觉得这是他留给时尚摄影的宝贵遗产。”

时光荏苒，他的创作也渐入佳境。由于作品的形式多种多样，他成功地吸引到了一大批客户，其中包括很多大型的广告公司和当时的主流杂志，如VOGUE、Harpers BAZAAR、ELLE、Queen、Man About Town以及后来的Nova。

“他对法国版ELLE杂志绝对是情有独钟。”他的妻子戴安娜·多诺万（Diana Donovan）微笑着回忆道，“那本杂志有一位非常了不起、非常著名的艺术总监，名叫彼德·纳普（PeterKnapp）。这位仁兄总爱琢磨如何让杂志变得好看，所以，他和多诺万工作起来总是一拍即合，组成一个很好的团队。他们在时尚摄影方面不断创新，与此同时，多诺万也获得了自由的创作空间。他真的很享受这一切。毕竟这种事可遇不可求。”

多诺万与戴安娜是在她担任LondonLife杂志图片编辑的时候相识的。当时，杂志社让她当一期图片的模特，在她记忆中，那期的摄影师好像就是多诺万。“他真的非常专业，而且待人总是那么和蔼可亲、体贴入微。”她表示，“他虽然也很关心图片中的人物，但对相机的掌控力却丝毫不放松，他对自己想要在照片中展现的东西了然于胸。让他拍照片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因为没有什么可商量的，一切都非常清楚。”

几年之后，他们通过一位共同的朋友——电影制片人普特纳姆（Puttnam）勋爵的介绍，开始了正式交往，两年之后便喜结良缘。多诺万和戴安娜育有两个孩子：特里（Terry）和黛西（Daisy），前者是游戏公司Rockstar Games的共同创始人，该公司曾制作了游戏《侠盗猎车手》；后者现在是电视节目主持人和编剧。“他做事情总是很投入，孩子们有这样的父亲是很幸运的，所以他们都非常崇拜他。多诺万告诉孩子们，无论自己选择做什么工作，都要全力以赴做好，而且要做最好的自己。”

20世纪70年代初，多诺万决定扩大业务范围，专注于广告摄影和电影制作。到了80年代，他一边为时尚杂志和报纸拍摄图片，每年为意大利的如rpers BAZAAR杂志报道两次时尚收藏，一边又在伦敦波登街开设一个新的工作室，把主要精力都花在制作获奖电视商业片和广告宣传片上。“有些人就是比别人强，”戴安娜·多诺万在被问到为什么她认为自己的丈夫很成功时，这样回答道。“他们总能脱颖而出，特伦斯就是这样的人。他是一个工作狂，日记本总是写得满满的，每天都给自己安排拍摄任务，你很难相信一个人能干这么多活。”

多诺万还是一位流行音乐宣传片的开创者，他最著名的一个宣传片是1986年为罗伯特·帕尔默（Robert Palmer）的主打歌《为你疯狂》（Addicted to Love）而制作的，他也因此于1989年被提名为Vanity Fair杂志的“十年人物”之一。“我觉得他日复一日地从事摄影工作20多年，拓展一下业务，干点别的也挺好的，”罗宾·穆尔表示。“我知道他的很多朋友都在涉足电影和广告。大卫·贝利当然也在做，所以我认为多诺万做出这样的选择是水到渠成的事。当然，我不是说他做什么都特别成功，从审美的角度来说，他是在给广告人做示范，只要让他想做，就一定能做出新创意来。说到电视，大家都知道，电视从业人员在艺术方面一向都是饱受付费观众的苛责。因此，多诺万也不一定能像做其他行当那样富于创造力。但是，做电视节目的回报是很高的，所以，有本事的话，谁不进来分得一杯羹呢！不过，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摄影师。只是我个人觉得，他在电视广告和小电影拍摄方面太过专注，以至于在摄影本行上有点迷失自我。”

1996年，多诺万自杀身亡，终年60岁。他最后接受的委托之一，是为GQ杂志拍摄的纪念英式摇滚终结的一组肖像照片。“我觉得他是鼓足勇气才回归摄影的，”穆尔表示，“摄影师是一群没有安全感的人，多诺万是第一个说这种话的人。他的职业生涯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刻，跨越了四十几年的时间。到了80年代后期，他发现自己很难以新形象示人，因为时尚界、摄影界的东西变化实在是太快了。忽然间，你发现自己为VOGUE杂志工作了30年，而一种新的管理体制出现了，你就这样被晚生后辈们超越过去。这是摄影师到了一定年龄、后人开始步步紧逼的时候都会遇到的情况。我觉得他可能问过自己，这到底还是不是他想走的路。我相信，如果今天他还活着，他也许就是英国杂志摄影界的元老——人们会像寻找斯诺登那样把他或他的好友贝利找出来。如果他对此有所怀疑和担心，就毫无道理可言了。”

“多诺万为GQ杂志拍摄的图片可以说是他回归杂志摄影的通行证。我认为，他像许多摄影师一样，是被自我怀疑所毁灭的。当一个人长期处于巅峰状态的时候，很难说是不是该隐退为好。你要么像著名时尚摄影师特里·奥尼尔（Terry oNeill）那样退休，要么就继续奋斗，因为这是你孜孜以求的事情，其他的你也千不了。所以，我很高兴把一整套的GQ杂志拿出来一起展览，因为这是他最后做的事情之一，但很可惜他无法亲眼看到它们出版。”穆尔惋惜地说道。“让GQ杂志参展也是想以某种方式对他进行证明——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他一定会大模大样地前来观展的。说起这些事，难免让人伤感，不过是时候纪念他、缅怀他所做的一切了。”

戴安娜·多诺万和罗宾·穆尔花了三年时间，整理挖掘多诺万留下的浩瀚的影像藏品，终于如愿以偿地完成了这一项意义深远的任务，整理了一套完整的档案，从而促成了今年夏天的这个回顾展，以及即将发行的图书——《肖像》（Portraits）。“他去世之后，我决定整理他的全部作品，”戴安娜向我们说道，“我不知道工作量有多大，但这件事对我来说确实意义非凡，所以做起来觉得兴趣盎然，我都爱上它了。特伦斯不太在乎自己的作品展，也不在乎人们是否喜欢他的作品，因此，他或许会说，‘你何必要这么干呢？但他会偷着乐的，因为他对摄影师艺廊情有独钟。这次的回顾展在那里举办对他有着特殊的意义。多诺万留下的所有作品都已成了他的遗产。我希望这次展览能把他带回人们的心中，因为人们总是健忘的。大家都应该记住特伦斯，记住这位了不起的摄影师，记住那个曾经慷慨勇敢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