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北漂史

赵瑜

之一：后五四青年

为什么去北京呢，一个湘西的乡下人，到省城长沙不好吗？如果只是图上进，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回到湘西后的沈从文得到了陈渠珍的赏识，就在陈渠珍的身边好好干，以后上个军校，做个军官不好吗？！

一九二三年，陈渠珍办了一家报馆，沈从文被调过去任校对。

在这个报馆，沈从文认识了一个对他一生都有着重要转折意义的人物——和他同房间居住的印刷厂工头赵奎武（金介甫曾写作“赵龟武”）。沈从文在《一个转机》里这样写他：“这印刷工人倒是个有趣味的人物。脸庞眼睛全是圆的，身个儿长长的，具有一点青年挺拔的气度。虽只是个工人，却因为在长沙地方得风气之先，由于‘五四运动的影响，成了个进步工人。他买了好些新书新杂志，削了几块白木板子，用钉子钉到墙上去，就把这些古怪东西放在上面。我从司令部搬来的字帖同诗集，却把它们放到方桌上。我们同在一个房里睡觉，同在一盏灯下做事，他看他新书时我就看我的旧书。他把印刷纸稿拿去同几个别的工人排好印出样张时，我就好好地来校对。到后来自然而然我们就熟悉了。我们一熟悉，我那好向人发问的乡巴佬脾气，有机会时，必不放过那点机会。”

沈从文这里所说的新书新杂志，便是指赵奎武订的《改造》《超人》《新潮》《创造周报》等等一批传递新潮思想的杂志和书籍。

一开始的时候，沈从文并没有被他的新书所吸引，仍然翻着自己的旧书旧帖，可是有时候，两个人聊天，沈从文听着那年轻人的介绍，自己却一无所知，有一种被鄙视的感觉，于是，也拿起了他的书看。他被那个时代的一种新的思想撞击了，仿佛在一瞬间，他突然明白了自己所处的地方是多么的偏僻，自己所经过的人生又是多么的狭窄和寂寞。

他这样写自己的觉悟：“这印刷工人使我很感谢他，因为若没有他的一些新书，我虽时时刻刻为人生现象自然现象所神往倾心，却不知道为新的人生智慧光辉而倾心。我从他那儿知道了些新的、正在另一片土地同一日头所照及的地方的人，如何去用他们的脑子，对于目前社会作一度检讨与批判，又如何幻想一个未来社会的标准与轮廓。他们那么热心在人类行为上找寻错误处，发现合理处，我初初注意到时，真发生不少反感！可是，为时不久，我便被这些大小书本征服了。我对于新书投了降，不再看《花间集》，不再写《曹娥碑》，却欢喜看《新潮》《改造》了。”

沈从文一开始的人生理想，大抵是想着在军队里快速升职，多得些酬劳，多获得一些权力。但当他突然被这些新潮的思想启蒙，他有些饥饿感——他觉得自己的思想被洗涤了，他开始懂得知识和智慧原来有这么宽阔的世界，理解了人不单纯只有个体的得失，还有为他者思想的乐趣。

他渐渐有了融入到一种新潮思想的意识，有了想要重新做人的欲望。他的思考也越来越深远：“知识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我明白人活到社会里，应当有许多事情可做，应当为现在的别人去设想，为未来的人类去设想，应当如何去思索生活，且应当如何去为大多数人牺牲，为自己一点点理想受苦，不能随便马虎过日子，不能委屈过日子了。”

不仅有了这原初的“公民意识”，沈从文还做了一件具有公共意识的事情呢。

一九二三年二月，沈从文看到上海《民国日报》的新闻，说有人捐款助学，他自己也将攒了十天的薪水捐给了报社，让报社转给“工读团”，署名的时候，故意留了个“隐名兵士”。这种对公共生活的参与，都如实呈现了被新思想影响下的沈从文已经不再是一个没有见识的乡下人了，他有了对最为先进的文化的理解力和参与的愿望。

一九二三年六月，沈从文得了一场大病，自传里说是热病，症状如下：“在高热糊涂中任何食物不入口，头痛得像斧劈，鼻血一碗一滩地流。我支持了四十天，感谢一切过去的生活，造就我这个结实的体魄，没有被这场大病把生命取去……”

然而，在这四十天里，细心照顾着沈从文的老同学陆弢，不久后在和人打赌时的一场游泳中溺水，尸体四天后才找到。沈从文看着陆弢的尸体，忽然对活着的意义产生了疑问，觉得生命无常，趁着活着，不如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他想到自己之前的那场大病，想着若是自己病死了，该有多遗憾，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去看、很多事情没有去做啊。

他这样写自己去北京的缘由：“我想我得进一个学校，去学些我不明白的问题，得向些新地方，去看些听些使我耳目一新的世界。我闷闷沉沉地躺在床上，在水边，在山头，在大厨房同马房，我痴呆想了整四天，谁也不商量，自己很秘密地想了四天。到后得到一个结论了，那么打量着：‘好坏我总有一天得死去，多见几个新鲜日头，多过几个新鲜的桥，在一些危险中使尽最后一点气力，咽下最后一口气，比较在这儿病死或无意中为流弹打死，似乎应当有意思些。”

他将自己这些天的所思所想，给陈渠珍说了。陈渠珍觉得沈从文不俗，在一个偏僻的地方，虽然并没有念过大学，却有着本不属于他这个封闭地域的孩子的开阔。陈很是支持他，让沈从文一次性支走三个月的薪水，计二十七块大洋，并鼓励沈从文说：“你到那儿去看看，能进什么学校，一年两年可以毕业，这里给你寄钱来。情形不合，你想回来，这里仍然有你吃饭的地方。”

这样真好，是一个仗义的上司了，也正是由于这样的鼓励，沈从文几乎是欢喜地离开了保靖。他的路线是这样的：从湖南到汉口，从汉口到郑州，从郑州转徐州，从徐州转天津，从天津再到北京，这一路共走了十九天。

到北京的第一天，住在了北京西河沿的一家小客栈里，在登记身份的时候，沈从文这样写：沈从文，年二十岁，学生，湖南凤凰县人。

然而，他的大学梦，始终没有实现。

之二：窘迫记

本来以为，到北京就可以考上大学，半工半读，再加上陈渠珍对他资助的承诺，或许可以在北京城混下去的。

然而，到北京不久才知道，没有接受新式的系统的教育，他考不上大学。清华学校是留学预科学校，在中国读两年，另外两年在美国读。可是，沈从文连一个英文字母都不会读，自然作罢。他报考了燕京大学两年制的国文班，在湘西的乡下，他长时间阅读的都是旧式的书籍，没有新式标点的啊，可是考试的时候，考的全是这些，他一问三不知，考了零分。人家一看他什么都不会，连报名费也没有收他的，都退还给了他。

这是一九二三年的初秋，大概是九月的事情。他刚刚住进了湘西在京城的办事处酉西会馆。这是晚清旧时的驿站，当年是为了便利入京考进士或者候补知县的人准备的宿舍，现在成了湘西籍小公务员来京考试的居所。因为会馆的管事与沈从文有些远亲，便住进了里面最窄狭的一间。房间虽然湿霉且窄小，却是免费的。这让沈从文长出了一口气。因为，当时他的身上只有七块六毛钱。

关于这段经历，他在不同的文章里都说过。比如在《沈从文全集》第二十七卷里，有一篇在文革期间的自我检查报告《我到北京怎么生活怎么学习》，里头便说得很清楚。他写道：“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活下去。问题十分现实。因为每天总得有一点什么吃的填到胃中去，才能支持。到处去找职业，都没有结果。原来报纸上宣传的‘半工半读制已经过了时，到报馆去询问就没有回答。只笑笑，意思是‘你这个乡下人，怎么就信以为真，远远跑来冒险？想卖报，也受报贩限制，各有行帮，不易加入。想到鞋店做学徒，无中无保也无从收留……当时还有些职业补习学校，都近于骗人性质，也得缴一笔讲义费和学费，我哪来这一笔钱？任何职业的大门，都像是对我这个真正乡下人关得紧紧的。”

沈从文的姐姐沈岳鑫和姐夫田真逸当时在北京，但也都是刚刚大学毕业。姐夫田真逸问沈从文：“你来北京做什么？”

沈从文一派天真地答：“我来寻找理想，读点书。”

田真逸差点笑场，用凉水般的话试图浇醒沈从文，他说：“你可知道，北京城目下就有一万大学生，毕业后无事可做，愁眉苦脸不知何以为计。大学教授薪水十折一，只三十六块钱一月，还是打拱作揖联合罢教软硬并用争来的。大小书呆子不是读死书就是读书死，哪有你在乡下做老总有出息？”

沈从文说了他个人的困惑：“我怎么做下去？六年中我眼看在脚边杀了上万无辜平民，除对被杀的和杀人的留下个愚蠢残忍印象，什么都学不到。做官的有不少聪明人，人越聪明也就越纵容愚蠢气质抬头，而自己全然高高在上，以万物为刍狗……这种腐烂是有传染性的，于是大小军官就相互传染下去，越来越堕落，越变越坏。你可想得到，一个机关三百职员，有一百五十支烟枪，是个什么光景？我实在呆不下了，才跑出来。我想来读点书，半工半读，读好书救救国家，这个国家这么下去实在要不得。”

沈从文把在乡下看《新潮》杂志所学到的一些新词，全都用上了。还真是，正嘲笑他的姐夫突然被他的某种天真打动，半开玩笑地对他说：“好，好，你来得好。人家带了弓箭药弩入山中猎取虎豹，你倒赤手空拳带了一脑子不切实际的幻想来北京城做这份买卖。你这个古怪乡下人，胆气真好。凭你这点胆气，就有资格在北京住下，学习一切经验一切了。可是，我得告你，既为信仰而来，千万不要把信仰失去。因为除了它，你什么也没有。”

的确，当时的沈从文，除了满腔热情和贫穷，什么都没有。

一开始，和沈从文同住的，还有同乡满叔远。两个人在一起四个月，一起等着会馆放早餐，两个人每天早餐都是分吃七个烧饼，就着开水吃了以后，便跑去京师图书馆分馆看书，因为那里暖和。如果图书馆关门了呢，就只能躺在被窝里。

四个月以后，满叔远受不了京城的苦，回老家了。沈从文怀揣着信仰，所以坚持了下来。

而窘迫也接踵而至。先是陈渠珍的资助没有了，因为陈渠珍在湘西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再次是，舅父黄镜铭一直在帮着熊希龄搞香山慈幼院的建设工作，还没有完工，一时间也帮助不了他。

在酉西会馆住了半年后，沈从文在农大上学的表弟黄村生的帮助下，搬到了西城的庆华公寓。他的窘迫史才刚刚打开，他这样写这一段苦难：“先是在一个小公寓湿霉霉的房间，零下十二度的寒气中，学习不用火炉过冬的耐寒力。再其次是三天两天不吃东西，学习空空洞洞腹中的耐饥力。再其次是从饥寒交迫无望无助状况中，学习进图书馆自行摸索的阅读力。再其次是起始用一支笔，无日无夜写下去，把所有作品寄给各报章杂志，在毫无结果等待中，学习对于工作失败的抵抗力与适应力。”

乞讨？也不是没有想过，只是在北京，乞讨也是一个街道一个街道被分配好了的，外来的人也没有机会乞讨。

上世纪八十年代，沈从文到湘西吉首大学做了一次演讲，专门讲到了他在北京的种种不堪。有一段回忆是这样的：“当时，有机会让我学写文章，我也就学起来，实际上，困难多，有时候也实在没有出路，吃饭也成问题。北京当时什么奉系直系军阀，一个排长什么的，在枪口上插个‘招兵委员的旗子，我也跟在他们后面跑，走到天桥杂耍棚那边，到旅馆了，要按手印，发伙食费时，我又溜了，有好几回是这样。”

也就是说，从部队里逃出，却因为饥饿问题，沈从文差一点就又逃回到部队里去了。

投出去的稿子，总是没有音信。后来，沈从文也考上了一所大学——中法大学，但是学费要二十八块大洋，沈从文交不起学费，放弃了。

不仅仅是学费交不起，后来，连投稿的邮费也没有了。他发表在《晨报副刊》的第一篇文章叫做《一封未曾付邮的信》，是一篇如实地记录了当时房东逼债，他求房东帮他向外面寄稿件，房东不肯垫付邮资而伤害了他自尊的小品文。

据说，当时中国最为著名的副刊编辑孙伏园曾经接到过沈从文的投稿，他将沈从文的稿件揉成一个纸团，丢进了废纸篓里，嘲笑着说，这是某某大作家的作品。

这个坊间的故事不知是如何传播出来的，但是，孙伏园并不欣赏沈从文的作品，这大概是有依据的。又或者，孙伏园对这种从乡下来到京城，一无留学背景，二无显赫的家世，却想着靠写作出名的理想一直都很轻视。

在北京居住了一年后，沈从文几乎没有发表出文章来，除了旁听了北大的一些课，认识了董秋斯、韦丛芜、焦菊隐等人。董秋斯是他姐夫的同学，曾经当掉自己的一件西服给沈从文买了一双鞋子。同时，因为表弟黄村生的关系，他也认识了一大帮农大的学生，他常去农大的表弟那里蹭饭吃，因为农业大学有自己的试验田，有一些可以免费吃的瓜果蔬菜供应。有时候沈从文在黄村生那里一住就是十天半个月。

当生存都出现严重危机的时候，尊严，信仰，这些虚无的大词都是模糊的。有一阵子，沈从文不再写投稿信，而是开始给一些写文章的人写求助信，诉说自己的理想和贫困的现状。相信那些收到沈从文信件的名人们不止一个。然而，看到信以后马上去找了沈从文的，却只有一个——郁达夫先生。当时他刚从安庆法政大学到北京不久，在北京大学教统计学。

在那样寒冷的冬天，同样孤独的郁达夫，用近乎同情和嘲讽的一封信件，开启了沈从文的文学之门。

之三：第一个贵人——郁达夫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二日上午，小雪。

郁达夫敲开了庆华公寓沈从文的小房间，他收到了沈从文的信，依着那信封的地址寻来。他不知道自己是动了哪一处心思，大概是想验证一下沈从文是不是真如他信里描述的那般刻苦，又或者是想看一下藏在沈从文身上的自己。

见过沈从文之后，在回北大的车上，郁达夫泪流满面。让他感伤的是，一种非虚构的生活的沉重，又或者人世间又多了一个如他般孤独的文学青年。

这种复杂的感情纠结着他，他有些厌倦自己忽然生出的这感同身受。一方面，他觉得像沈从文这样的被某种弱智的理想冲昏头的青年是不可能在北京城生存下去的——是啊，仅温饱问题这一项，就会让他慢慢放弃他最初的理想。写作，凭什么啊，连份工作都没有，连最基本的大学学历也没有。偌大的京城，怎么可能会给他机会，这真是一个可笑又荒唐的问题。另一方面，他又想到了当年的自己，一个人在日本的孤独，这种孤独感伴随着的青春岁月，哪一天都和沈从文此刻的心境类似。只是自己的家境比沈从文好一些，没有挨饿的经历而已。

将自己的围巾给了沈从文之后，身上突然很冷。是啊，郁达夫一直想攒钱买一个厚外套，可是因为戒不了烟，所以，开销也格外多了一些。晚上的时候睡不着，给沈从文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近乎悲伤。他似乎看透了沈从文接下来是没有出路的。他觉得，文学不能给他出路，然而，他所了解的沈从文似乎并没有其他特长，仅靠着给其他人写信求助，这自然不是长久的办法。

郁达夫当时在北京大学的收入是多少呢，每个月账面上的工资是一百一十七块，可是，实际拿到手的却只有三十四块钱。当时的郁达夫嗜烟酒，每个月的开销便要二十多块，所以，他的工资仅仅够他个人花销而已。那天中午，郁达夫请沈从文吃饭，看沈从文吃饭时的样子，知道他已经好久没有吃过饱饭了。那顿饭花了一元七角，郁达夫付五元，将找零的钱也留给了沈从文。

当天晚上，郁达夫在写给沈从文的一封公开信里，这样劝沈从文：“大学毕业，以后就可以有饭吃，你这一种定理，是哪一本书上翻来的？像你这样一个白脸长身，一无依靠的文学青年，即使将面包和泪吃，勤勤恳恳地在大学窗下住它五六年，难道你拿毕业文凭的那一天，天上就忽而会下起珍珠白米的雨来吗？现在不要说中国全国，就是在北京的一区里头，你且去站在十字街头，看见穿长袍黑马褂或哔叽旧洋服的人，你且试对他们行一个礼，问他们一个人要一个名片来看看，我恐怕你不上半天，就可以积起一大堆的什么学士什么博士来，你若再行一个礼，问一问他们的职业，我恐怕他们都会红红脸说，兄弟是在这里找事情的。他们是什么？他们都是大学毕业生，你能和他们一样的有钱读书吗，你能和他们一样的有钱买长袍马褂哔叽洋服吗？即使你也和他们一样的有了读书买衣服的钱，你能保得住你毕业的时候，事情会来找你吗？”

这段话是针对沈从文的理想主义来说的，是想以此唤醒天真的沈从文，不要以为在北京上了一所大学就会飞黄腾达起来。

为了写信给郁达夫借钱，我相信，沈从文将自己的家境说得十分不堪。不过，当时的沈从文，家庭状况的确也是到了低谷。因为父亲的债务问题，家里将房子和院落都卖掉了，本来还有一千多块的剩余，结果，因为沈从文的一场恋爱，剩余的全部家产被骗走，可不就是完全破产的状况了。

本来就抱着不混出个人样不回湘西的念头来的，所以，越是这种困窘的时候，像沈从文这种多少受了些新思想启蒙的文艺青年，断不会将自己最为窘迫的模样展示给自己家人看的，所以，他不会选择最为落魄的时候回家。正因为此，他开始四处写信求助，希望遇到像自己一样的人——当年的自己不是也捐助过别人，让那些失学的孩子上学吗。

然而，郁达夫似乎是看穿了沈从文的这些打算。他近乎嘲讽地将沈从文的出路全都否定了，也就是说，在他的判断里，如果沈从文继续留在北京的话，可能只能有两种活路了，一是当兵，二是去偷。大概沈从文并没有给他讲过自己曾经当过兵的这一段历史，因为毕竟上午的会面也不过是一顿饭的时间，沈从文无法向一个陌生人讲述太多的个人史。所以，郁达夫所开出的药方里，第一个就是让他去天桥那里当兵。

沈从文呢，也不是没有想过，但每每想到姐夫那句“你除了信仰，什么也没有”这句话，便咬咬牙，又回到了他的小公寓，继续挨饿受冻、写作。

郁达夫在劝沈从文当小偷这件事情上可谓是费尽了心神，连偷盗的对象都替他想好了。比如，他想到了熊希龄，这大概是一起吃饭时，他问沈从文在北京认识什么人的时候得到的灵感。他在公开信里这样写道：“第二，这才是真正的下策了！你现在不是只愁没有地方住没有地方吃饭而又苦于没有勇气自杀么？你没有能力做土匪，没有能力拉洋车，是我今天早晨在你公寓里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已经晓得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想你还能胜任的，要干的时候一定是干得到的。这是什么事情呢？啊啊，我真不愿意说出来——我并不是怕人家对我提起诉讼，说我在嗾使你做贼，啊呀，不愿意说倒说出来了，做贼，做贼，不错，我所说的这件事情就是叫你去偷窃呀！无论什么人的无论什么东西，只教你偷得着，尽管偷罢……万一发觉了呢？也没有什么。第一你坐坐监牢，房钱总可以不付了。第二监狱里的饭，虽然没有今天中午我请你的那家馆子里的那么好，但是饭钱可以不付的……你若要实行上举的第二下策，最好是从亲近的熟人方面做起。譬如你那位同乡的亲戚老H家里，你可以先去试一试看。因为他的那些堆积在那里的财富，不过是方法手段不同罢了，实际上也是和你一样的偷来抢来的。你若再慑于他的慈和的笑里的尖刀，不敢去向他先试，那么不妨上我这里来做个破题儿试试。我晚上卧房的门常是不关，进去很便。不过有一个缺点，就是我这里没有什么值钱的物事。但是我有几本旧书，却很可以卖几个钱。你若来时，最好是预先通知我一下，我好多服一剂催眠药，早些睡下，因为近来身体不好，晚上老要失眠，怕与你的行动不便。还有一句话——你若来时，心肠应该要练得硬一点，不要因为是我的书的原因，致使你没有偷成，就放声大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