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舆论对南京国民政府“革命外交”之态度

摘 要演南京国民政府主政后，将“修约外交”包装成“革命外交”并予以宣传、推动。九一八事变后，要求政府进行“革命外交”的舆论诉求迅速高涨，但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举措是将日本侵略行径诉诸国联并寄望于国际社会的干预。随着日本步步紧逼，舆论对政府“革命外交”的态度不断变化，由满怀希望到不满、怀疑，在“锦州中立化”方案后，更对“革命外交”话语本身产生质疑。为了缓解舆论压力，并为自己的软弱外交辩护，南京国民政府对“革命外交”进行新的诠释与构建。南京国民政府这一举措，让民众进一步看清政府“革命外交”的本质，放弃“革命外交”的诉求，“革命外交”淡出舆论视野。

关键词演南京国民政府，九一八事变，革命外交，舆论

中图分类号演K25 文献标识码演A 文章编号演0457-6241（2016）16-0052-06

20世纪20年代，“革命”成为国民党、共产党和青年党等民族主义政党的共同诉求，“人人都认为自己是革命者”。①“不同的政党和不同的派系竞相争夺和垄断对‘革命话语的阐释权，争夺‘革命的正统，并试图建立各自对‘革命话语的霸权地位”。②“革命被构建为一种最高的道德和使命实践的正当性”。③“革命外交”正孕育于此背景下。当时学人认为“革命外交”是“国民革命进程中的产物。它最初蕴蓄在爱国青年的救国热情和愤慨的意识中，次由国民党人明白提出”。④“国民党人最足以自豪的，对内就是党治训政，对外就是革命外交”。⑤早在建立南京政权时，为了获得列强的好感与支持，蒋介石公开了他与“武汉人物”迥然不同的“温和型外交”：

既致力于国民革命“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实现中国之独立、自由与平等”的目标，又坚决摒弃群众性、暴动性的极端手段，强调用温和、渐进的方法，一步步地去达成这些目标。⑥

改订新约运动，正是践行此种“温和型外交”。然而，为了赢得民众支持，获取政权的合法性，南京国民政府主政后，在国内声称继承“革命外交”，并予以宣传、推动。

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关于国民政府“革命外交”的研究成果，包括对“革命外交”的案例研究，对“革命外交”的性质、成果和意义的研究等。然而，舆论对国民政府“革命外交”的看法与态度，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舆论对“革命外交”的态度则很少有人关注。九一八事变开启了日本对中国的军事侵略，随着日本侵略的加剧，军事抵抗成为最主要的呼声，“革命外交”还能顺应时事么？抑或被抛弃？周斌对九一八事变后的“革命外交”话语予以梳理，他认为九一八事变后要求进行“革命外交”的呼声高涨，政府在民众压力下，转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然而政府的“革命外交”措施未能阻止日本侵略，这激起民众对“革命外交”的批评。随着政府对日政策渐趋强硬，舆论对“革命外交”批评告一段落。⑦但九一八事变后，舆论对“革命外交”的态度是否仅体现在对政府的监督，对政府是否进行“革命外交”的评判中呢？是否还有其他面向？本文希望以《申报》为中心，考察九一八事变后舆论对“革命外交”态度的变化并探究其原因。

一、九一八事变前后的舆论变化

一战时，趁欧美各国无暇东顾，日本强迫中国接受旨在全面控制中国的“二十一条”；一战后，日本无视中国民众收回山东主权的要求，接管山东，为了阻止北伐统一中国，日本还制造了济南惨案。日本在中国的恶行让中国民间仇日情绪持续升温。九一八事变前几个月，日本制造万宝山事件，引发了朝鲜半岛的反华运动，当时国内已出现了对日实行“革命外交”的呼声，“日本帝国主义者之狰狞面目，已毕露于吾人之前”，“我外交当局运用国人付托之革命外交精神，此其时矣”。①民众希望政府“厉行革命外交对日严重抗议，取有效急切方法，保护危难中之十万侨民”。②有部分民众甚至要求“对日宣战”。③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军事侵略让国内原有的仇视日本的民族主义迅速发酵，虽然中日之间实力悬殊，但是要求对日宣战、作战的呼声却迅速高涨。河北省各县市商会通电：一旦政府发布“对日宣战”之令，“全省商人即执干同赴国难”。④煤业公会召开紧急会议，“电请政府对日宣战”。⑤东亚同文书院中国学生要求政府“立即出兵，对日宣战”。⑥上海县党部“务恳蒋总司令克日亲统大军，驰赴关外，对日作战，全区民众，誓为后盾”。⑦菲律宾华侨通电：“请速止内争，对日宣战，本省华侨、誓为前驱。”⑧九一八之后，“对日宣战”成为商人、学生、地方党员乃至海外华侨等人的强烈诉求。

与此同时，要求“厉行革命外交”的舆论迅速发酵。商会、学校、同乡会、妇女联合会等组织纷纷提出“革命外交”的诉求。上海市执委会“请政府以革命手段，收复被占各地，以革命外交，达到赔偿道歉的目的”。⑨上海大学生请愿团“请政府实行革命外交，不签订丧权辱国条约”。⑩旅沪同乡团体“请政府行使革命外交”。{11}妇女联合会要求政府“厉行革命外交”。{12}海外华人也有相同的主张：“日贼入寇国势垂危，望一致合作，实行革命外交，誓为后盾。”{13}

要求政府“对日宣战”与践行“革命外交”的舆论升温，成为九一八事变后民众对政府最主要的诉求。对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占领北京取代北洋政府）到1941年（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宣战）期间，《申报》中的“革命外交”与“对日宣战”进行检索，“革命外交”出现的次数如下：1928年34次，1929年162次，1930年64次，1931年146次（九一八之事变后105次），1932年60次，1933年9次，1934年2次，1935年11次（不包括以书名方式出现的7次），1936年4次，1937年4次，1938年1次，1939年0次，1940年0次，1941年1次。“对日宣战”出现次数如下：1928年33次，1929年1次，1930年1次，1931年258次（九一八事变之后257次），1932年34次，1933年22次，1934年2次，1935年0次，1936年0次，1937年4次，1938年3次，1939年0次，1940年0次，1941年21次。

通过以上图表，可以清晰地看到1928年至1930年“革命外交”出现频率比较高，这源于济南惨案和中东路事件发生后，日本和苏联被民众视为“革命外交”的首要对象，纷纷要求政府对二者践行“革命外交”。1931年“革命外交”与“对日宣战”皆迅速升温，且“对日宣战”出现频率高于“革命外交”。这说明九一八事变后，虽然“对日宣战”，进行军事抵抗成为最主要的舆论诉求，但是“革命外交”诉求并未被放弃。1931年之后，“革命外交”与“对日宣战”出现频率都出现了急速衰落，1933年之后二者都逐渐沉寂；1931年之后，二者的发展变化趋势基本一致。“革命外交”与“对日宣战”出现频次的变化，反映了舆论对二者态度的变化——由热到冷直至闭口不提。因“革命外交”是本文的研究对象，下文将重点考察九一八事变后舆论对“革命外交”态度变化的原因。

二、舆论对南京国民政府

“革命外交”的态度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随即召开会议商讨策略。9月19日，中国国民党第160次常务会议决定“继续对日抗议，并电令驻外代表向国际间宣布”。①9月21日，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对日方略，提出：

以日本侵占东（三）省事实，先行提出国际联盟会与签约非战公约诸国，此时唯有诉诸于公理也；一面则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于相当程度，乃出以自卫最后之行动。②

南京国民政府将外交方式作为解决此次危机的主要手段，不希望与日本进行军事对抗，其外交策略也是隐忍式的，并没有同日本正面交锋的打算，且将外交重点放在寻求国际社会的援助。蒋介石认为“革命的政府，当然是革命外交”。③南京国民政府认为上述措施就是在践行“革命外交”。

最初，民众对政府寄予厚望，并积极献言献策。对外交官的任用，民众希望撤换王正廷，启用对日立场强硬人士，“另任革命外交人材，迅负交涉重责，共挽危局”。④将日本暴行诉诸国联后，中国代表在国联的申诉活动，成为这一时期政府最主要的外交举措，民众纷纷献策。11月5日，全国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提出了“厉行革命外交”的办法：

甲、按照国联规定时期，对日须坚持无条件撤兵，及保留赔偿、道歉条件。乙、绝对否认暴日所谓五个基本原则。丙、苟暴日始终残忍不顾，则宣布断绝国交。丁、请政府将对日外交政策及交涉经过、尽最公开或请政府自动取消中日间一切不平等条约。⑤

民众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外交人才匮乏，为政府充实外交机能提供建议：“遴选适当之人才，派任各国之使节”；“敦促业已受命之人员，限期赴任”；“拨付驻在各国使馆之经费，毋靳此必不可少之费用而阻滞其活动”；“授以活动之方针，切实敦促其发展”。⑥

随着日本紧逼，国民政府始终未能改变其软弱姿态，民众对政府不满和失望的情绪发酵，外交官率先成为民众怀疑和宣泄不满的对象。中央大学学生，“愤于前外长王正廷之假革命外交丧权辱国”，“遂有大会决定殴警王正廷”。⑦11月底，中国驻国联代表提出“设立锦州中立区，并由英法美等国中立军据守”，并建议“天津国际共管”，此项提议更是让民众对政府失望与不满的情绪迅速膨胀，直接将怒火宣泄到外交官身上。新任外长顾维钧受到民众的警告：

甫经就职，遽闻接受中日直接交涉；训令施使，划锦州为中立区，赞同提议。凶耗所播，全国激怒。⑧

曾在民间享有“革命外交家”之称的施肇基也在提案后被舆论怀疑、警告。甚至出现了要求替换施肇基，不让其继续担任国联代表的声音：

不意全国信仰之革命外交家施肇基氏，竟发生此种荒谬绝伦之提议，是诚令人痛心不止也。⑨

请政府将主张中立区域及对日直接交涉之署理外交顾维钧撤职惩办，并将出席国联之总代表施肇基予以撤换，另简革命外交人才继任。①

“锦州中立化”方案的提出还让舆论开始出现对政府“革命外交”举措质疑的声音：

这一“革命外交”政策，不仅不足以解决目前的问题，反而引起未来的滔天大祸。

南京国民政府提出设立“锦州中立区”无疑是引狼入室：

受一只疯狗——日本军队——咬了，已穷于应付，同时引进许多疯狗——英法意军队，难道是有利的事么？②

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是“阴阳怪气之革命外交”，南京国民政府“一方高唱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打倒帝国主义之高调，一方却请其维持治安，管理内政，以恭迎帝国主义者之驾临，非神经错乱，丧心病狂者何能出此？”③南京国民政府对外妥协退让，对内却无视国民诉求，在国难面前却只想着自身党派、团体利益：

受孙总理付托之重的党国诸公，自然把四万万民众都看成昏庸的“阿斗”，他们身负“以党治国”的责任，不只是有超人一等的“高见”，而且有万不得已的“苦心”。蒋主席不是迭次说过：“必先对内团结而后才能对外吗？”“先”“后”“内”“外”是有一定步骤的。④

更有一些民众失望透顶，认为“革命外交”已死，国民政府只是希望获得国家苟安，他们的“胜利”就是“小日本，看我们的革命外交，你想独吞吗？不给你，我们送给国际共管，你最多有一分而已！”这样，“中国不至于亡了！”⑤

政府的“革命外交”的举措无法阻止日本侵略，民众逐渐看清政府“革命外交”的本质——不敢进行军事抗争，只使用外交手段。同时，国民政府在外交上“关防严密”“不许旁听”，更让民众开始对“革命外交”话语产生质疑。他们认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是对内外的宣传品”；“是一张不兑现的支票”；“是‘秘密外交”。⑥这也直接导致民众与政府之间的隔阂与不信任：

长此以往，非但不信任不帮助则已也，恐将仇日之心先来仇视政府，恐将恨日之心，先来恨愤政府，以对日经济绝交之手段，而对政府不纳税，不交租，以对日之不合作精神，而实行总罢工，总罢市，陷政府于绝死之地。然此反叛之暴动，岂人民之乐为欤？抑受迫而致之欤？⑦

民众劝告政府：

以宣言时之精神领我民族走上生死大道，勿图一时之苟安，铸成千古之大错！勿以卑污怕死之心理，造成异党之机会，以自促灭亡也！⑧

“革命外交”成为政府与民众关系的绊脚石——民众因“革命外交”站到了政府的对立面。为缓和二者关系，政府支持者发声，“政府不抵抗，国民不合作”：

不但表示政府不负责任，而且表示政府和国民分开，根本上是错误的。说这句话的人可以说根本上不懂得革命外交的意义。中国国民党所建立的国民政府，并不是依帝国主义为后台的军阀政府，而是高揭打倒帝国主义的旗帜的革命政府。革命政府所主持的外交，应该是革命外交。革命外交的最大意义，就是政府要领导民众，站在民众对外抗争的最前线，以鲜明的旗帜打倒帝国主义。⑨

这些人试图通过解读“革命外交”来呼吁民众与政府团结。他们还正视中国的弱国地位以及中日之间的实力差异，认为“弱国无外交，虽有妙计，亦无所施其技”。他们并非完全支持政府的外交，他们认为外交当局：

所应尽之责，即在为中华民族对世界作一忠实之传声筒而已……所亟盼于当局者，惟坚持到底，依归民旨，不签亡国条约，不作直接谈判而已……所希望之革命外交，首在集合全国外交人才，泯除私见，共同研究设计，一致对外，而一以民意为依规。⑩

他们认为可以将国联作为“革命外交”的工具，对国联应有正确的态度：“不倚赖”“不轻易退出”“积极利用”“努力负责”。①将“国联变成我们革命外交的工具”，提防列强“拿这个国际机关来做侵略我们的勾当”；②“本着革命外交的精神，积极努力到国联里面来活动”。③他们还希望政府学习苏俄的做法。④

九一八事变之后，舆论对南京政府“革命外交”的态度，经历了由对政府践行的“革命外交”具体举措不满、怀疑到对政府构建的“革命外交”话语本身质疑的变化。起初，民众积极为政府献言献策。日本侵略不断推进，而政府一直软弱、妥协，民众日益不满，在“锦州中立化”和“天津共管”方案出台后，这种不满情绪被集中宣泄到直接参与交涉的外交官身上。尤其是“锦州中立化方案”不仅让民众对政府是否真的践行“革命外交”产生怀疑，还让政府“革命外交”软弱、妥协的本质暴露，使民众对“革命外交”话语本身产生质疑。

三、“革命外交”的新建构

与淡出舆论视野

为了挽救舆论对“革命外交”的批判所带来的被动局面，并为自己软弱、妥协的外交政策辩护，南京国民政府对“革命外交”进行了新解读与建构，并予以宣传、推动。1931年9月21日，蒋介石在回南京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途中提出“团结内部，统一国中，振作精神，唤醒国民注重外交抵御倭寇，还我东省，以雪国耻”。此次会议上，蒋介石呼吁“团结国内，共赴国难”。⑤民众对政府的软弱外交愈发不满，要求政府厉行“革命的”外交的声势日涨，南京国民政府倍感压力。为了缓解压力，南京国民政府号召民众信任政府，与政府共进退。11月30日，蒋介石发表讲话，提出国内实现团结、统一是中国外交取胜的前提：

外交之关系，甚于军事，尤在于信任之专也……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必须政府与国民信任之专，共同一致，为国后盾，不求急功于一时，而策成效与来兹。⑥

1932年1月11日，蒋介石发表了《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谈话，在此谈话中提出不绝交、不宣战、不定割地之约、不签丧权之字的“四不方针”。“四不方针”阐明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是南京国民政府为获取民众对其软弱、妥协外交政策予以谅解和支持而进行的系统、理论性的阐述。蒋介石认为中国不应该对日本采取激烈外交措施，不应该对日绝交，“不审查实际之利害，逞为快意之谈”，“置国家于孤注之一掷也”。⑦中国也不应该对日宣战，以免日本“恣行无忌”，“可以一切自由行动也”。⑧同时，他希望民众减少质疑，加强对政府的信任与支持：

本爱国之至诚，洞瞩利害，深谋熟虑而决定之，不为任何浮言所摇动，亦不因一己私人之利害关系而变更其决心。

蒋介石还认为民众对政府施压是政府的掣肘：

自日本帝国主义以暴力侵略东北以来，一般人民，不深求其原因，察其内容，只因此事发生于国民党执政之时期，谴责国民党无泯变几先之处置，因引以执政者之罪；不逞之徒，又借此为倾覆政府之良机，肆行搞乱，假爱国之名，而行破坏政府之实。号为督促政府，实以牵制政府。⑨

他认为民众对政府施压与牵制反而对日本有利：

国民方面虽然激于爱国之热诚，时时对政府加以督促，同时又一判读力之薄弱，对于督促政府之行为，事实上乃无异掣肘政府，或不信任政府，反以增加政府应付之困难，而于暴日以便利。⑩

南京国民政府新一轮的外交政策宣传与民众期望的“革命外交”差距甚远。在蒋介石“四不方针”发布后不久，1932年1月28日，日本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事变后，国民政府派郭泰祺为代表与日本谈判，5月5日，郭泰祺与日本签订了停战协定。舆论对政府很是失望，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不是要‘革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命，却要‘革中国自己老百姓的‘命”。{11}

上海各民众团体联合会发表声明：

（停战协定）于国民政府革命外交立场及中华民国以国民为主体之政体之下，绝对无效……全部誓死决不承认，其责任应由郭泰祺曁命令者单独负之。①

民众期许的革命外交是：

从它的性质言，是公开的，真诚的，正义的，民主化和人才化的。从它的步趋言是第一，打倒本国丧权误国的传统外交，第二，以革命外交的战术争得本国在国际间的自由平等；第三，以天下为公的精神打破帝国主义所造成的不平世界，建立基于真正平等的世界永久和平。②

南京国民政府与民众在对“革命外交”的理解上存在分歧，南京国民政府强调“中国薄弱的经济、军事实力对外交的负面影响”，因而主张对日采取“平和、谨慎的外交手段”。而民众认为，中国国力衰弱，但是只要“民气强劲”，以民众为后盾，就可以取得外交胜利；外交应该满足民众要求，不应该退让。③在认清政府“革命外交”本质后，舆论逐渐离弃了“革命外交”。中日停战协议签署后，“革命外交”相关话语减少，要求政府进行“革命外交”的舆论基本消失。

1933年2月14日，国联通过了《特别大会关于中日争议之报告书》，中国对东三省的主权获得确认，日本的行动遭到谴责；然而，因日本退出国联，国联调解最终彻底失败。寻求国联干预是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践行“革命外交”的最主要措施，却以失败收场。这进一步加深了民众的质疑——政府的“革命外交”无法阻止日本侵略。为挽救民众对“革命外交”的信任，南京国民政府对“革命外交”做了新的诠释与解读。1934年10月，蒋介石在《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中提出：

所谓革命外交不同于通常外交者，即在不被动而能自动，不固执而能因应，应刚则刚，应柔则柔，能伸则伸，当屈则屈，完全以变动不居的方略，来实现不可变易的目的。④

然而，这并不能改变民众对政府“革命外交”的疏远。此后“革命外交”在舆论中偶有出现，即使出现，也多是对九一八事变前南京国民政府外交抑或是对苏俄外交的讨论。

九一八事变后，“革命外交”迅速升温，舆论对南京国民政府“革命外交”的态度也在不断变化。起初，舆论对政府的“革命外交”寄予厚望。然而，南京政府在九一八事后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将日本侵略行径诉诸国联，并寄希望于国际社会的干预。随着日本侵略的推进，南京政府一直对日软弱、妥协，舆论逐渐转为对政府的不满，这种不满持续升温，在“锦州中立化”和“天津共管”方案提出后，这种不满情绪被集中宣泄到直接参与交涉的外交官身上。尤其是“锦州中立化方案”不仅让舆论对政府是否真的践行“革命外交”产生怀疑，还让政府“革命外交”软弱、妥协的本质暴露，使舆论对“革命外交”话语本身产生质疑。九一八事变也给南京政府“革命外交”带来挑战。南京政府主政后将“修约外交”包装成“革命外交”并予以宣传、推动。在和平时期，政府宣传的“革命外交”软弱性并不容易让大部分民众察觉，而九一八事变的发生让“革命外交”这一弱点迅速暴露，并让“革命外交”话语逐渐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掣肘”。

“革命外交”的本质逐渐被民众识破后，南京国民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新话语宣传与塑造，以改变民众对“革命外交”的批判与离弃带来的被动局面，并为自己软弱、妥协的外交政策构建理论支持。南京国民政府对“革命外交”进行新的诠释与建构，却加速让更多的民众了解“革命外交”的本质，在蒋介石“四不原则”公布后，特别是一·二八事变之后，南京国民政府继续对日妥协，国内大部分民众在彻底了解政府“革命外交”的软弱本质后，主动放弃对政府要求“厉行革命外交”的诉求。在国联调停失败后，民众则是彻底放弃了要求政府践行“革命外交”的诉求，“革命外交”淡出舆论视野，此后甚少出现。

【作者简介】黄飞，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近现代中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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