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迪庆土地改革的经验与教训研究

【摘要】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因地制宜地提出了迪庆州以“慎重稳进”的方针、“和平协商”的方式进行土地改革，废除了压迫人民几千年的封建农奴制度。本文从迪庆州土地改革的实施入手，主要论述了迪庆州土地改革取得的历史经验和存在的失误教训。

【关键词】迪庆州；土地改革；经验教训

建国初期，云南省委、丽江地委、迪庆州委根据中共中央对少数民族地区土地改革的指示，结合迪庆州文化复杂、社会发展不平衡、政权不稳定等因素，政治制度、经济制度、阶级结构的特殊性，将州内民族杂居区划为“缓冲区”，藏族聚居区划为“和改区”，不仅指导了迪庆地区完成复杂、困难的土地改革，而且也保证了边疆民族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一、迪庆州土地改革的实施

1、“缓冲区”土地改革

1952年，为了减少对边疆的震动，云南省委把介于边疆与内地之间、又多为少数民族聚居的110万人口地区划为“缓冲区”，作出了暂缓土改的决定。紧接着，云南省委、丽江地委根据维西县党的阶级基础较好，加上封建地主经济而非领主经济占主导地位，民族关系复杂等因素，把维西一区（今永春乡）、二区（今攀天阁镇）、三区（今白济汛镇）的汉族、纳西族、傈僳族杂居区共5800多户，31000多人口划为“缓冲区”，随后又将丽江北部和兰坪的三区、四区也划入“缓冲区”内。缓冲区土地改革从1953年春开始进行，至1954年3月底全面完成。

2、和平协商土地改革

对中甸、德钦、维西缓冲区以外地区的土地改革则以和平协商的方式进行。这是因为该区域有耕地面积约41.4万亩，人口129000人，是以藏族为主的多民族地区，彝族处于奴隶制社会，藏族处于封建农奴制社会，中甸县金江河谷地区处于封建社会后期，各自形成了独特的社会结构和思想意识形态。社会经济的发展总体来说比汉族落后。另外，迪庆处于我国边疆地区，而且与其他藏区相毗邻，改革对其他藏区有重大的影响；同时，这里有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武装扰乱，还受帝国主义分裂活动的影响；加之从整体而言，边疆地区的改革如果采取自下而上的暴力斗争形式，将不利于边疆地区的政权建设，对社会造成动荡。因此云南省委、迪庆州委决定对这部分地区土地改革采取和平协商的方式进行。和平协商土地改革从1956年9月在中甸县金江区及维西以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杂居区展开。随后，州工委对上述地区土地改革取得的经验进行总结后，决定从1957年9月开始，在全州尚未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采取先改革试点再全面铺开的方式进行和平协商土地改革，经过一年多时间，到1958年11月，“和改区”土地改革全面结束。

二、迪庆土地改革的成功经验

1、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指导为迪庆州土地改革提供了可靠的策略保障

解放初期，中共中央对少数民族地区作出必须进行土地改革的指示。云南省委、丽江地委、迪庆州委以及中甸、维西和德钦县委根据中央指示，从迪庆州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封建政治经济制度出发，制定了“团结、生产、进步”及“慎重稳进”的民族团结方针、政策和更详细的土改条例、办法，将迪庆州划分为“缓冲区”和“和改区”。在这些土改条例和办法的指导下，云南藏区有效地完成了土地改革。“缓冲区”土地改革采取了不搞面对面斗争，进行“背靠背诉苦，不动富农”等比较缓和的土改方式，不对奴隶主和封建主算老账，对其底财，房屋、牛羊及其他生产资料一律不动。这些措施不仅没有激化广大农奴与地主之间的矛盾，维护了当地社会的和平与稳定，还为中国共产党赢取了民心。另外，土地改革过程中，封建统治集团坚持旧制度不愿改革，当地党政机关在执行工作时犯了一些冒进错误，迪庆州发生了几次武装叛乱，如1952年汪学鼎叛乱、1955年至1958年的德钦叛乱、中甸松赞林寺1957年叛乱等。对待这些武装叛乱，中国共产党采取“政治争取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正确方针，不仅平息了叛乱，而且保证了土地改革工作的顺利进行。

迪庆州土地改革胜利结束的情况表明，中共中央、云南省委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制定的改革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可行的，为土地改革的顺利开展和武装叛乱的有效解决提供了可靠的策略保证。

2、广大人民群众和民族干部是迪庆州土地改革的坚实力量

迪庆土地改革与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以及当地民族干部的组织和发动密不可分。广大劳动人民和民族骨干，为改革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力量源泉。

迪庆土地改革是一个群众性的运动。在改革过程中，各级政府人员和工作队深入群众，向他们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从而提高了群众的觉悟，使他们积极参与到社会改革中来。解放初期，迪庆地区处于贫困状况的藏族及各民族群众为了祖国的统一和西藏同胞的解放，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无私投入了长达一年多的支援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运动中，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在平息叛乱斗争中，由于认真贯彻了党的“政治争取，军事打击”和发动群众三结合的平叛方针，特别是抓住了发动群众这个关键环节，使平叛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云南藏区土地改革的胜利，同时也是全省人民无私支援的结果。省内丽江、大理、保山、楚雄等地群众无私帮助迪庆州筑路、支前、运输物资，促进了迪庆州社会主义建设和土改的胜利。仅在1957、1958两年就出动马帮45000匹次、人力2万多次支援平息叛乱、筑路及物资运输。

另外，迪庆土地改革又是一个培养和使用当地民族干部的过程。进行民主改革、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没有本民族干部是不行的，只有大力依靠本民族干部和群众自己才能推翻剥削制度，由外来干部去包办代替，不能提高群众觉悟和巩固土地改革成果。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建立当地的民族武装，为改革的成功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和干部力量。解放以来，党派大批干部到敌情地区工作，他们在宣传党的政策，组织群众进行社会改革的过程中，发现并锻炼少数民族中的积极分子，使之成为少数民族人民的政治代表并培养成各级人民政权的骨干。土地改革过程中，一大批民族干部茁壮成长起来，这些少数民族干部通过自己的努力，组织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为当地土地改革做出了卓越贡献。在云南藏区和平协商土地改革中，曾经参与工作队的成员，在宣传政策、发动群众、掌握策略、完成任务中经受了锻炼，不少人后来成为区、县甚至更高级别的领导干部。

3、人民解放军是迪庆州得以顺利开展民主改革的坚实保障

迪庆州土地改革的胜利，还与人民解放军息息相关，是人民解放军用血和汗换来的。

在迪庆尚未解放前，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残部浴血奋战，打败了国民党在当地的残余势力。1950年春人民解放军强调进入藏区必须坚持“慎重稳进”的方针，维护藏区社会稳定。自1950年人民解放军进驻迪庆以来，军队干部直接参加到地方党政工作中，出色地完成了党的统战工作、清匪反霸和减租退押等工作；同时，大力开展群众工作，积极参与了土地改革，对驻地经济建设和民兵建设中贡献了力量，与境内广大藏族农牧民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在云南藏区进行土地改革过程中，人民解放军还通过平息叛乱保障了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先后平息了1952年汪学鼎叛乱、1955年至1958年的德钦叛乱、中甸松赞林寺1957年的武装叛乱。境内平息叛乱的解放军部队，“既动手又动口，两不偏废”，不仅和人民群众一起劳动，帮助他们背水、除粪、挖地等，还向当地群众宣传党的政策，讲述抗战故事，教他们认字，同时，也向他们学习藏语，在此过程中，人民解放军与当地人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4、爱国统一战线是迪庆州土地改革工作、平息叛乱工作得以顺利结束的法宝

迪庆州土地改革的胜利结束还离不开统一战线，武装叛乱的顺利平息也和党的统一战线密切相关。土地改革的开展要将各族劳动人民和各阶层人民以及上层人士团结起来，将自上而下的协商和自下而上的发动结合起来；同时发生反革命叛乱时，要争取少数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参与和协商，处理反革命分子时，也要征求民族上层人士的意见和建议。迪庆州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对当地民族头人和宗教上层采取“团结、生产、进步”的方针，实行团结、合作和逐步教育、改造的政策。耐心向他们解释、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还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给他们以特殊的照顾，给予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安置。除对他们进行安置外，还在他们当中培养了进步力量。

经过党的耐心细致的教育，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思想上发生了变化。当时许多上层爱国人士坚决反对叛乱，认清了上层反动集团的反革命本性和封建农奴制度的不合理性，产生了顺应历史潮流，放弃剥削的良好愿望，从而为党实行和平改革和赎买政策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中国共产党还对叛乱分子采取宽大处理的政策。这些措施，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民族上层的诚意，有利于进一步开展好与民族上层的统战工作。此后，广大少数民族上层基本都被共产党的诚意所打动，没有发生过公开与党和人民为敌的事件。中甸头人汪学鼎在1952年曾经发动武装叛乱，在中国共产党的争取下，不仅放弃了这次武装叛乱，而且对1953年四川康南乡城、稻城、得荣等地发生的武装叛乱，汪学鼎还积极支持，并和松赞林寺活佛松谋、原土司刘恩副县长参与动员和组织为平叛部队运粮、修路，还写信给康南叛首，希望他们以人民利益为重，放下武器，不要与党和人民为敌，为平息康南叛乱作出了积极贡献。

三、迪庆州土地改革的失误教训

迪庆州土地改革取得巨大成就，但是土地改革是一项牵动全局的大革命，失误和偏差也在所难免。

1、脱离实际情况，存在一些“左”的错误

受“左”倾思想影响，迪庆土地改革中后期的“三年完成两个革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土地改革后进行的“民主革命补课”等错误口号，是离开当地实际提出来的，给边疆民族地区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由于党的领导人片面追求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在一段时间指导思想上的错误，极左势力一再抬头，全国掀起“反右倾”、“人民公社化”、“大跃进”等运动。云南省受其影响，在迪庆土地改革中后期，各级党委精力分散，没有集中精力领导土地改革发展生产，忽视了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业改造的长期性，没有从迪庆是在封建农奴制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实际出发，提出“三年完成两个革命”、“一步登天，赶上内地”等错误口号，并急于实现“公社化”，在最后进行土改的个别山区，土改、人民公社化是一举完成的。在全州还有58%的个体农业情况下，就一跃办起了工商农学兵“五位一体”的人民公社。受这些错误口号的影响，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风行一时。1958年据德钦县统计部门统计，全县粮食增产两成多，但当时由于大跃进中虚报浮夸成风，本来德钦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上级领导却说德钦县生产没有跃进。

土改后，在整风“反右”运动中，州委又错误的提出“两个不彻底一个不纯”（民主革命，肃反不彻底，干部不纯），不少干部认为民主改革是“保护地富政策”等等，在这些错误思想指导下，进行了全面的“土改补课”。突破了土改政策规定财产没收的范围，连爱国上层也无一幸免，土改后打击不法地主中，普遍对地富、土司家庭不同程度地进行了罚款。公社化中由于大办食堂托儿所等，设施不足，就占用土改中不列入没收分配的地富土司房屋。为兴办水利、公共设施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也一再向地富罚款、“借款”、“征收”。地富家庭反映“一棵树剥了几层皮”。在处理地富牛场、大宗牲畜时，也有混乱情况，造成一度牧主和牧工等待观望而疏于饲养管理，造成牲畜存栏数急剧下降。“民主革命补课”较严重地违背了党的土改政策，对农业生产造成损失，特别是伤害了不少民族上层的感情，把不少干部和劳动群众推到了对立面，其教训是深刻的。

2、各级领导干部在执行过程中急躁冒进情绪滋长，严重背离“慎重稳进”方针

在处理敌情地区民族关系中，边疆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在处理一般民族问题方面积累了经验，基本上都能贯彻中央慎重稳进的方针，但是，在对迪庆进行土地改革的过程中，尽管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从整体上坚持了“慎重稳进”原则，但是在土地改革的政策措施、经验能力、组织纪律性等方面都还不够，在改革的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过激现象。

1951-1954年民族政策执行情况大检查发现，解放前后，少数干部在民族工作中，由于自身的盲目自满情绪，表现不出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或是表现得敷敷衍衍三三两两，照抄照搬汉族地区经验，执行过急的减租退押、清算斗争以及军事上消灭土司等做法，严重违背了党的“慎重稳进”原则，造成中国共产党与民族宗教上层的关系紧张。其次，边疆民族地区干部对党在民族地区的分析情况、制定的改革方针未认真学习研究，加上民族地区群众受内地影响急于土地改革，以至于在执行过程中，表现出盲目急躁和动摇情绪。德钦先后发生解放奴隶和未经协商强行“四一定租”的错误；维西就因佃租纠纷发生，上层结合人枪数百镇压农民事件。结果造成政治上被动，人民生命财产之损失，和边境阶级关系的紧张，究其原因是由于地委在执行省委指示思想上不清醒所致。

在和平协商改革过程中，忽视民族特点和当地少数民族的意愿，急躁冒进盲目自满、包办代替强迫命令的激进倾向在社会改革中时有发生。按照中共中央“慎重稳进”的原则，云南省委对迪庆州和平协商改革问题进行反复研究，但是由于迪庆州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和民族杂居的复杂性，总体来说认识不够，在民主改革的指导思想上仍“急了一点”，对民族地区改革条件估计偏高，提出的改革意见偏急，具体到州委、地委就更急；从减租退押到真正实施改革之前，各地干部主要着手准备改革的工作，摸着石头过河，缺乏更为细致、系统的土地改革政策措施，因此滋生出急躁冒进和盲目自满的情绪，因此在摸索的过程中，一些干部群众和民族上层难免会发生摩擦，造成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的紧张。如搜查喇嘛寺，借地主武装之类的事经常发生，由于反革命分子别有用心的谣言，对上层震荡很大，造成局势紧张。德钦已发生局部叛乱，中甸上四境和维西六区的民族宗教上层，也都集中人枪，百般戒备。

基金项目：本文系周忠瑜主持的2013年教育部西部项目《中国藏区土地改革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13xja770002）

【参考文献】

[1] 云南省迪庆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迪庆藏族自治州志[Z].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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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共迪庆州委党史征集研究室编. 封建农奴制度在迪庆的覆灭（内部资料[Z]. 中共迪庆州委党史征集研究室， 1993.

【作者简介】

周钥明（1989—），女，汉族，贵州桐梓人，硕士学位，单位：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党建研究所，研究方向：中共党史党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