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中的故事

毕婧

在近年出版的《杨绛文集》与《杨绛全集》的最后一卷中，都附录了杨绛自己撰写的《生平与创作大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其中，有些故事与“记述”故事的方式读来令人觉得颇为有趣，值得研究者和“杨迷”细心考证。

一

“大事记”记录了很多杨绛的至亲，其中记述的最详尽的一是钱锺书，二就是杨绛的父亲杨荫杭。

有人抱怨杨绛“心思狭隘”，其表现之一就是“护夫心切”，为了力保钱锺书的名誉与权益，不惜和某些重要的钱锺书“研究者”，甚至是从前的“友人”翻脸。读过“大事记”后会发现，杨绛的“狭隘”何止表现在“护夫心切”，父亲的清誉也是她不遗余力的维护的。

在目前能够看到的史学材料、著作中，多是把杨荫杭塑造成一个典型的、积极的、彻底的“反清”革命斗士。一些近代史的研究者甚至希望杨绛能够提供帮助，以便了解清楚杨荫杭如何从一名“革命者”转为了“立宪派”。据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民国史》记载：“江苏地方革命小团体发生最早，1901年夏留学生杨荫杭回到家乡无锡，聚集同志，创设了励志学会。他们借机讲授新智识之机，宣传排满革命。”杨绛指出，这一事件严重失实，因为此时杨荫杭还未卒业回国。

“大事记”中，杨绛写“父亲于1910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硕士回国，执教北京政法学校，兼为清室肃亲王善耆讲授法律。……不久辛亥革命，父亲辞职回乡照顾祖母等，父母遂携我到上海避难”。很显然，杨荫杭回国时曾经“身兼二职”，既执教于新式学校，又为善耆担任私人法律教师。这在当时的留学生中可能是很普遍的现象，但在后来的某些“历史学者”的眼中，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为了建构杨荫杭的“反清”志士的形象，他们在著述中有意淡化甚至抹去杨荫杭曾为清末贵族业师的历史。

杨绛撰写《回忆我的父亲》，这篇文章是应诸多历史研究者之邀而作的，但是并没有按照要求，多谈杨荫杭的“革命”事迹，在她眼中的父亲专注事业，更热爱生活，读书写诗，踏青赏花，“溺爱”孙辈，独独并不钟情谈论与参与“革命”。文末，她说父亲是那个时代常见的知识分子之一。言外之意，就是告诉大家不要把杨荫杭想象成激进的革命党人士，他只是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在“大事记”中，杨绛再次有意识的为父亲的“身份”正名，直言自己“出身开明知识分子家庭”；杨荫杭早年出国后就“脱离了革命，埋头书本”。试猜想杨绛反复的说明父亲的“身份”的目的只有一个——反感他者有意识的虚构杨荫杭的“革命”形象，虚构的故事即使是“光荣”的，也会使先父蒙羞。

二

杨绛的“大事记”中多记录个人的经历，虽然只是记述大略事迹，但是文中却呈现出了明显不同的笔调。比如，谈与钱锺书初识、相恋以及结婚等事时，杨绛罕有的采用了抒情、俏皮的笔调，尤其写二人初恋的误会之事，充满着亲昵之情；再如，“大事记”中还详细地记述了钱锺书著作的出版、翻译、获奖，被编选入教材等问题。在后期出版的《杨绛全集》中，还订正了几处之前有关钱锺书作品出版的时间、版本的记录的谬误。这看似流水账式的记录笔体单调、冗长、乏味，但其背后却饱含深情，正如她在《钱锺书集》代序中写的，“我希望他毕生的虚心和努力，能得到尊重”。杨绛对丈夫的“尊重”就体现在细节之上，她小心翼翼的打扫“战场”，事无巨细，毫不马虎。此用心良苦，令人感叹。

杨绛一生中经历了诸多波云诡谲的政治事件，在“大事记”中，这些“大事”往往只是简要的记上一笔，并不做过多的议论。熟悉杨绛文风的读者会欣然的发现，这正是杨绛以其独特的方式展现个人与时代的关系，表达她对于历史与政治的思考。

少年时，杨绛经历了五四运动、北伐等重要事件。五四运动时期的杨绛刚满八岁，她曾亲见街上浩浩荡荡的游行的大学生，却并未有特殊的时代感受。北伐战争时期，杨绛正读高二年级，此时，她的眼界与心思都逐渐的开阔起来，北伐的胜利使敏感的杨绛终于感受到了时代变化的明确信号——女子开始剪去长发。比较这两处有关杨绛青少年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载可以看出，杨绛完全采用的是一种个人的视角观察历史、政治、现实的变化。

杨绛在“大事记”写了一家人在日军侵华期间的生活经历，十分的耐人寻味。1935年，杨绛伴读钱锺书远赴欧洲留学，正在求学的关键之时，抗日战争爆发，两人毅然决定放弃学业，立即回国。夫妇俩回到国内便分隔两地，钱锺书应约到西南联大教书，杨绛带着尚在襁褓之中的钱瑗来到上海，不仅要独立抚养年幼的女儿，还要照顾钱家与杨家两边的长辈，生活的艰难与困窘可想而知。此间，杨绛身兼数职，一面帮助振华女中筹备上海分校，一面要做家教补贴家用，这样的生活坚持了近三年。上海沦陷后，钱、杨得以终止了“分居”生活，日子却并没有好起来，经济上反而更加的紧张了。虽然钱锺书很快在上海谋得了工作，但杨绛却失业了，她坚决辞掉了日本人接管的小学的教职工作。这段时间，她把大部分精力用于照顾家人的起居生活，钱锺书正是在此时写作了《围城》、《人·兽·鬼》、《谈艺录》等重要的小说与文学研究著作。杨绛还利用业余时间编写剧本，她创作的话剧以喜剧为主，因为缺乏“斗争意义”，因而能够由“进步剧团”公开排演。正如杨绛所言，“上海虽然沦陷，但是文艺界的抗日斗争始终没有压没”——她的喜剧里的几声笑“表示我们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有丧失信心，在艰苦的生活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

杨绛的父母皆逝于抗战期间。1937年侵华战争爆发，杨荫杭率家人避居乡下，在逃难的过程中夫人身染恶疾，客死他乡。1944年底时，谣传美军要轰炸上海，杨荫杭回到苏州寓所，不久之后，突发脑溢血去世。“大事记”中只简要记述父母离世的时间和原因，此外，1945年中还有一小段文字，“抗日战争胜利，夜闻消息，举家乐极不眠。我思念父亲”。即便是在后来专门怀念父母的长文之中，杨绛也从未疾声厉色地痛斥过战争带来的灾难，尤其在谈到父母仓促离世的事情时，笔调显得异常的冷静与节制。愈是平淡的叙述，愈能让人感到战争带来的无法言说的巨大的创痛。

1949年后，杨绛和钱锺书也被卷入到了一系列的政治活动之中。让我觉得有趣的是1972年的一条记录，“3月12日，钱锺书与我随第二批‘老弱病残者回北京。在北京的研究人员及干部仍在‘学习（即开会，不工作）”。这是杨绛的“大事记”中含有的一段充满了凌厉的反讽的记述……而有幸留在北京的研究员们、干部们，虽然没有困于乡下辛苦的劳作，这几年之中的生命也几近荒废——日复一日的“开会”，不工作。杨绛不像钱锺书一般于行文中随时洋溢着机智的讽刺，她只在不经意间露出的讽刺的机锋，因而更显犀利。

在《杨绛全集》中，对之前的“大事记”进行了一定的修改，更多的是增补了从2003年至2014年间发生的诸多事件。这一部分的记述，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对于与钱、杨有关的争议、官司等等，杨绛都用了非常长的篇幅进行记录，细枝末节都写得很清楚。看上去非常的啰嗦与冗长，难怪有认说杨绛“斤斤计较”，令人生厌。但就我个人看来，这实在是非常令人痛心的写法。从前钱、杨与人有了冲突，或受了污蔑，只要事关大是大非之事，杨绛会写一篇有理有据的长文进行争辩，如《从“掺沙子”到“流亡”》、《答宗璞〈不得不说的话〉》、《手札若干纸失窃启示》等。年岁愈长，杨绛可能自知已没有精力再写长文来应付难挡且缠身的是非，不得已采用了这样的方式，在“大事记”中把能说明的情况尽量写清楚。杨绛因为不甘任人诽谤而据理力争，因为爱惜羽毛而“斤斤计较”，这样的不卑不亢的处世态度，难道也有错吗？

三

不出杨绛意料，她刚刚离世，就开始有人以《在杨绛忌日，说几句不合时宜的话》为题做文章，细数钱、杨为人处世的“缺点”——仅能“洁身自好”，不能“奋勇担当”，还将钱、杨的文章归类于“道德文章”，对他们未能成为“具有穿透力与前瞻性的思想家，以及勇猛的行动者”表示遗憾。钱锺书早在四十年代的《谈教训》一文中就讽刺过以教训他人为毕生事业的“道德家”，这位作者显然未读过或未读懂此文，我着实替他遗憾和脸红。仅就这篇批评钱、杨的文章内容而言，题目之矫情，行文逻辑之草率，令人咂舌。

杨绛去世后，几乎一夕之间，人们都在谈论她的作品，议论杨绛不平凡的一生。她的才情、淡薄、从容的精神在有意无意地宣扬下，成为这个时代的绝唱。这样的情形仿佛似曾相识，不禁令人想起钱锺书去世时的场景。

钱锺书曾向杨绛交代，自己死后不留骨灰，不设灵堂，不开追悼会。杨绛当即表示完全同意丈夫的做法，但是也认为此事颇有“为难”之处。杨绛的担心并非是多余的。果不其然，钱锺书离世当晚，她还未能与丈夫做一个安安静静的道别，当时中国社科院领导就前来吊唁，除了哀悼之外，想必也是来“通知”家属如何举行葬礼。在《听杨绛谈往事》一书中，虽然未有记录他们带来的“指示”，但由杨绛的陈词看来，能够遵从钱锺书遗嘱是很困难的：

钱先生去世不举行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留骨灰，钱锺书这样交代我的。我们虽然不是共产党员，我们都是良民，奉公守法，赞成丧事从简。领导如果不同意，我会坚持向你请求再请求按照钱锺书本人的意愿行事，我会没完没了地向你请求。

杨绛的这番陈词读来令人五味陈杂，思之令人痛心。年逾九十的杨绛追着社科院的领导到了电梯口，反复重申钱遗嘱……最后才如愿，这一事件算是告一段落。

时隔三年之后，杨绛在报纸上得知钱锺书无锡故居开始修复，并筹备“钱锺书文学馆”、“钱锺书生平事迹展”等事。她形容自己的当时的心情是“不胜惶惑”。1996年时，无锡市就开始筹备建馆，那时钱锺书还在世，闻听此事表示坚决反对；钱去世了，大概这些“热心人”觉得时机成熟，应当立即着手这件功德无量的文化大事。无锡市市委认为建立钱锺书纪念馆的理由似乎十分充分，言称要教育后人学习钱锺书的精神。他们还表示，这绝不是自己的主张，而是遵从了许多名流、学者的建议，钱锺书乃“无形资产”，可资“实用”，为旅游创汇。杨绛多方陈情、抗议皆无回应。后来钱锺书故居赫然修复完成，开业迎宾。正如钱锺书生前所预言，他后半生为浮名所累：“我成了一块烂肉，苍蝇都可以在我身上撒蛆”，沉痛之至，令人扼腕。

2012年3月26日，中国社科院院长陈奎元看望杨绛，谈话间杨绛提出了身后事的要求：一、不开追悼会；二、不受奠仪；三、至多七八至亲送送。

陈奎元的答复略显可笑，他答应杨绛“未来事”可依以上遗嘱，但是又提议悠久保留杨绛的故居，供后学参观，钱、杨的物件一并留置、陈列。杨绛当场表示了反对。未曾想到十年之后，杨绛面临着和丈夫一样的难堪的处境。

杨绛于“大事记”中记录，2013年4月18日她公证了遗嘱。经历了一世纪的风风雨雨，杨绛在“回家”之前，毅然选择用法律维护最后的安宁。其父杨荫杭曾以林肯名句“Dare to say no！”教育杨绛要有主见，并敢于坚持主见。身后大事有关尊严，公证遗嘱表明了杨绛坚持维护尊严，决不妥协的决心。

杨绛曾说，如果钱锺书的纪念馆落成，将是对钱锺书生前“淡泊名利”的莫大的讽刺。那么，对杨绛的故居原封不动的封存也无异于此。钱、杨二人携手风雨，早对“人生的讽刺”看得通透，只是那些热心“传承文化”的人们没有明白，这些纪念馆讽刺的哪里是钱、杨，反是正在“在物欲横流的人世间”阔步前行者！

四

读“大事记”中，还有一些谜团令人不解。

比如，钱、杨与白杰明（J.Barme）的“失联”。白杰明是最早翻译杨绛、钱锺书作品的西方译者之一，他近期在大陆出版了丰子恺的传记《艺术的逃难》（2015），从1990年至今，他为何无故与钱、杨“失联”了呢？

杨绛在“大事记”提到，自己于1992年3月28日毁去已成稿二十章的《软红尘里》，并附注“大彻大悟”。这难道是与杨荫杭毁掉《诗骚体韵》的理由一致，只因小说艺术水平“未达心愿”？又或者另有“隐情”，杨绛的“彻悟”到底是什么？此书的“毁去”与钱锺书在后来北上时，“遗失”《百合心》同样令人好奇与痛心。

1956年时，钱、杨二人合力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译稿完成之后，交于罗念生“参考”，后遗失。2008年的“大事记”中，杨绛对此事语焉不详，并没有指名点姓的道出遗失书稿的人，直到2014年杨绛才在“大事记”中指名点姓的说是罗弄丢了原稿。罗念生在其翻译的《诗学》序言之中，只写感谢“杨季康提出宝贵意见”，全不提遗失书稿一事，更毋提对钱杨公开道歉了。小说《洗澡》中，杨绛曾浓墨重彩的写了一段“骗取”书稿，假装“遗失”的故事情节，钱锺书在与友人的书信中也曾很气愤的谈论过遗失书稿的事情（未点名），不知是否指的就是此事，可见，《诗学》的遗失令钱、杨耿耿于怀，遗失书稿之于二人实有锥心之痛。罗念生一生从事翻译与文学研究工作，在业内声誉极佳，但他对此事不闻不问、不负责任的态度令人不解。更遗憾的是，如今我们无缘读到钱、杨合译的《诗学》，这不得不说是重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