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当下翻译史研究

王永　刘美芳

【摘 要】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翻译史拓宽了研究领域，研究者的思想和研究工具都发生较大变化。但同时，在全球化推动下，尤其是我国当前推进“一路一带”的背景下，中外交流加剧的态势迫使翻译研究者寻找新的研究领域和方法以推动翻译实践和文化交流的发展。笔者基于这一事实，重点对翻译史研究对象和方法论进行研究，提出有益的建议，以期抛砖引玉为翻译史研究带来更多的思考。

【关键词】翻译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论；提升翻译研究

一、引言

翻译史的研究对于翻译活动具有重大影响，而翻译研究的方法和路径对于翻译史研究具有基础性价值。目前，我国翻译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主要沿袭西方而且水平有待提高。探讨翻译史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不仅可以提升我国的翻译史和翻译理论水平，而且对于指导当下空前宏大而深入的翻译实践具有重要价值。基于此，笔者着重从翻译史研究对象和方法进行探讨，以期为翻译研究提供建设性建议。

二、翻译史研究对象的拓深

首先，研究者应将翻译史的学术视野置于翻译宏观的历史背景下，而非局限于特定的翻译事件和史实。具体来说，我们不仅“言翻译必称中西翻译高潮”，而是应该将视角同其他学科尤其是东西方文史研究相联系，以拓宽研究生视域，增强研究的全面性和科学性。不仅研究当时的历史社会背景，更要从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探索翻译活动存在的人文和社会规律。

再者，要注重对当代翻译发展的现状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当代，尤其是二战之后伴随着人类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翻译规模和内容已经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这要求研究者更要注重当下，以推动翻译研究和实践的真正结合。

三、翻译史研究方法论的拓宽

首先，翻译研究的方法应采取宏观和微观相结合，实现“既看到森林，又看到树木”这样不仅可以丰富中外翻译高潮的认知，还能提升研究价值。但翻译过程不仅涵盖翻译活动本身，而且涉及翻译动机、翻译环境、影响翻译的因素、翻译的功能和价值等，这要求研究者统筹多个层面，以实现对翻译规律的把握。比如，“八备”和“五不翻”的理论，就是研究了译者本人的内在文化和价值追求，才对其有更高的判断和翻译理论价值认定。没有对翻译史的整体性研究，就不可能从历史的高度全面认识翻译形态的多样性、人类翻译活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从而就不可能认识翻译活动的根本性特征，不可能认识翻译活动所涉及的根本性问题，更无法把握翻译活动的历史性和发展性。

再者，翻译研究者不仅要注重科学的研究方法的指导作用，同时要兼备批判和怀疑的精神。收集整理史料、质疑疏证、求真求实是翻译史研究者的基本功。在今天这样一个大数据时代，收集整理史料对于任何研究者来说已经是一项基本素养，同时，要学会分析去发现谬误，以真正收集整理出客观真实史实材料和总结出科学的结论。恰如同学者郭西安对王宏志教授所编《翻译史研究》 的评价：突破传统翻译研究方法，把翻译现象从较为简单的文本研究对象转换成一个多重辐射的问题域的深意。

另外，翻译研究者要注意培养“史论结合”的理论方法，既要真实全面地占有史料，更要对史料进行充分的分析和客观评论。“传统文化的研究需要有一个突破，从`描述性发展到‘分析性：从‘实证性到`理论性。”。国内译史研究者理论分析水平上的欠缺，对译史研究的理论性和创新性起到了限制作用，这正说明研究者要亟待加强这方面能力的培养。

最后，翻译研究学者要加强现代化科技工具的使用，以增强科研成果的科学性和高效性。当下，人类已进入了大数据时代，如何利用大数据时代的工具加强翻译史的研究成为决定下一个翻译研究制高点的重要因素。

四、结语

综上所述，翻译史的研究应当与时俱进，不断拓宽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提升翻译研究的科学性和高效性。应将研究视域拓宽至中外关系和中外交流的历史场域之中，同时进行跨学科、跨时代的交流。对特定翻译时期考量和价值分析等重要问题进行全面整体性的思考，做到有史有论，同时采用当代的研究工具进行科学分析。这不仅有助于提升翻译史学者研究的理论创新能力，更能推动翻译史研究的科学化程度。

参考文献：

[1]Bassnett， S & A .Lefevere， Constructing Cultures ：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M].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2001.

[2]郭西安.译学，不仅仅止于技术——评《翻译史研究》第一辑及其刊行意[N].中华读书报，2011-08-17（10）.

[3]许钧.直面历史 关注现实——关于新时期翻译研究的两点建议[J].外国语，2014，（2）：2-3.

[4]张岂之，“21世纪关于传统文化深入研究的几个问题”，《人民政协报》1999年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