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教育“冷”与“热”中传承主体的缺失

当下我们对待国学的“热”度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与100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截然相反。

一般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传统文化遭遇“冷”的时期。在思想界，提倡民主科学、废除孔学，因钱玄同认为“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须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中国今后文字问题》）。在语言的使用上主张废除汉字，如陈独秀认为汉字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答书》），鲁迅提出“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之说（《关于新文字的答问》）。在文学创作领域，倡导废除旧有的文言文创作，如陈独秀提出要对文学进行“以鲜血洗净旧污”式的改造：“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文学革命论》）

以上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倘若排除政治立场，便会很容易发现其学术上的共性：国学功力都比较深厚。

众所周知，新文化运动也不是人人叫好的，如辜鸿铭就是反其道而行之的，他将中国传统经典“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大学》——翻译给西方世界，以西方经典著作中的经典话语为中国传统的经典做注释，使之有更多的受众。他不赞成新文化运动，认为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

还有一些人我们很难定位在这场运动中究竟属于保守者还是革新者。如林纾，对尽废古文并不赞成：“白话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哂。”（《论古文之不宜废》）他不懂外语，当时风靡一时的“林译小说”是用买原著、请别人“口译”、再用典雅的文言文笔录等一系列方式进行。且不论其他问题，仅仅从语言的使用上，我们可以肯定他是保守派，但在翻译的内容上，我们又不得不把他归入革新派。

新文化运动实际上这是一个探讨“怎么办”的论争过程，是对传统文化现实价值转换过程“理应怎样”的一次探索。其核心问题是：怎样传承与怎样肯定传统对人的价值。

回眸从新文化运动到当代“国学热”，很大程度上，我们一直处于精神价值的迷失与探索，对传统文化所呈现出的“冷”与“热”，实际上都是人们对和谐理想与人生价值的一种反思。我们需要一种传统来让一个民族乃至个体找到自己的源泉与当下价值，这是对待本民族的传统应有的理性。倘若这种理性被覆盖了，就会出现要么试图颠覆、要么全盘端用的模式，成为我们心里看不见却又剪不掉的“辫子”。

当下的“国学热”大致形成两个不同层次：一是国学研究热的层次，一是国学教育热的层次。二者从总体上呈剥离状态：国学研究的主体是专家学者，其所探讨的重心更多聚焦于微观、具体、深层的问题；国学教育所面对的主要普遍意义上的接受者，包括作为普通大众的爱好者与中小学生，他们接受的角度、思维的方式、知识点的切入、分析问题的能力等都与专门研究国学的专家学者全然不同。

美国“要素主义”学派认为，要传承人类共同的“精髓文化”与核心文化要素，就必须将其纳入学校教育体系，从而形成“新传统教育”。事实上，当下国学之所以“热”起来的简单直接、最为普遍的方式也是将传统文化纳入学校教育，包括《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全国中小学生实验教材》的正式出版发行（人民教育出版社）、对中小学生专门传统文化课堂的开辟、在必要考核过程中加大传统文化相应比例等。

然而冷静地看，把国学纳入到学校教育中去，未必就能取得预想的效果，因为目前为止，有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尚未得到解决，那便是：由谁来承担国学学科知识教育？尤其在中小学，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某一课程的专任教师来兼任一门学科知的教育？究竟能依赖哪一门课程的专任教师来兼任国学学科知识的教育？

众所周知，国学的积淀太久，从古代作为国家专门教学机构的代称的“国学”，到私学代称的“国学”，再到国粹、传统文化代称的“国学”，今天所倡导的国学几乎包含了古代教育的全部内容，对这些材料的择取、甄别、厘定本身就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如此大量的内容，还需要通过一定与接受群体相适应的方式进行传承，其承担者必须经历非常长期的专门训练，而并非简单当然地让谁兼任谁就能兼任，谁想兼任谁就能兼任。但是高等教育中，目前除了能看到类似于国学院的培养专门研究型人才的机构以外，对传统文化学科知识教育承担者的培养还远远不够，这是国学“热”在当下往往烧成一把“虚火”最为关键的原因之一。在高端人才和等待普及的大众之间，我们缺失了最为重要的主体——“传统教育”的传承者。

国学不是我们穿在身上外套，冷的时候需要穿上热身，热的时候需要脱掉凉快。纵观中国历史上每一次要不要回归传统的论争，骨子里其实都是有关人的当下精神价值的论争，理性地看，新文化运动国学“遇冷”或当下国学变“热”，背后是我们对自身价值与精神的理性反思与认知。

因此，我们需要的不是“热”本身，而是理性。

作者简介：

罗世琴（1976.7～），女，汉族，甘肃白银人，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及中国传统文化。

注：本文为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中国古代文学教育——中国汉族与少数民族教育互动研究的视角”（DMA140214）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