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剧如何彰显中国表达

2016-05-14 08:55胡凌虹
上海采风月刊 2016年7期
关键词:戏剧困境

胡凌虹

一个不能输出价值观的国家,不能说它是一个强国,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因此近些年,国内文化界越来越重视在文化艺术中彰显中国表达。日前在杭州举办的第二届中国青年文艺评论家“西湖论坛”就聚焦“戏剧的中国表达”。“西湖论坛” 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浙江省文联主办,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文艺评论(浙江)基地、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承办。论坛上,青年戏剧评论者、研究者,围绕论坛主题互动研讨,其中戏剧的民族化探索与主旋律戏剧创作成为谈论焦点,与会者就此展开有活力、有温度、有深度的思想论辩。

戏剧的中国表达缺什么

“西湖论坛”秘书长、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沈勇表示:“我们要建立一种文化自信,不管是引进也好,创作也好,交流也好,新技术应用也好,包括最后的传播,我们都是为了讲中国故事、树中国精神。”

“现在在别的国家的民众眼里,可能中国人的形象比较模糊。那么怎么用艺术的方式展现中国人,讲中国人的故事?怎么来表现我们民族的精神世界,表达民族的精神追求以及我们更大的理想?这是从上到下都很困惑的事情。今天来讲戏剧的民族化,其实核心是戏剧里的中国当代价值如何传承的问题。”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副主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周由强说。

中国表达如此重要,那么具体如何做呢?《舞蹈》杂志责编、舞评人梁戈逻认为:“要表达就需要先把话说清楚,先得有自己的语言。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单词,才能组词、造句,才能说出一段一段话来。这方面,我们国家历史中有太多的财富,问题在于我们怎么去选择,怎么用新的语言翻译给世界听。今天都在说要讲中国故事,讲中国故事不是目的,最后的目的是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讲述东方故事,展现东方审美,传达东方哲学。而我们能否代表东方?我们难道不应该是东方最典型的代表吗?但我们在哪儿?我觉得这才是更重要的问题。在‘东方的身体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挺汗颜的,日本有他的代表,韩国有他的代表,那我们这边呢?有没有‘国舞?有没有在世界上摆出pose来大家就能够认可的东西?这方面我们是没有研究的。”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戏曲研究所讲师周夏奏认为,戏剧的中国表达,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在“戏剧”当中有没有得到“表达”。“我们从戏剧立场去看中国的缺失,那我们思考的立足点就会有改变,就变成了我们先要考察的是表演文本,而不是文字文本。考虑表演文本,也就是演员与表演者、观赏者与观众、空间与场所。从演员、空间和观众三个纬度来说,这些东西都是在的。但是我们又感到缺失,那只能是我们表达上可能有问题,或者不够有力。中国现代戏剧是中国演员在中国舞台上用中国话演给中国观众看。我觉得应该从身体角度去思考‘戏剧的中国表达,因为这是戏剧本位的思考。从身体角度考量的话,第一步可能是讲演员训练法的问题。铃木忠志的演员训练法为什么是世界的,不是因为他是民族的,不是因为他吸收了很多歌舞伎、能剧等诸如此类的东西,重要的是他本身就有世界性。我们讲‘戏剧的中国表达,很大程度上是在跨文化交流或者全球化的语境下来讨论的,因此在‘中国这点上不能强调得过头。”

河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陈建忠也很赞同对演员身体的重视:“舞台的核心和隐秘可能真的存在于演员身体中。以戏曲为例:传统戏曲中,在空的舞台上,所有的表情达意、环境描述乃至人与生活与世界的关系,都在演员身上。关于演员肢体如何表现生活、社会等,自有一套固定、明晰的训练方法。表演艺术家裴艳玲老师告诉我,她曾经在国外游学十多年,见识了西方最现代的艺术表达,突然有一天,她意识到,中国戏曲最可贵的恰恰在于传统中独特的人在舞台上的表达:以演员为中心,以身体的表现在空的舞台上完成一切任务,这是多么接近舞台本身的概念和意义。”

上海戏剧学院副教授郭晨子也认为戏剧的中国表达缺的是中国人的身体。在她看来,英语世界的经典剧本,一看就知的日本人的身体,一个非常当代的、非常知识分子的对于当代世界的解读,这三种要素构成了铃木忠志的作品世界辨识度很高的原因。国内也有一些导演进行着表演方面的探索,融入了中国的审美,辨识度高。但郭晨子觉得遗憾的是,“一方面,缺少像铃木忠志那样的环境,各种资源。铃木忠志有固定的团队跟着他,然后把他想探索的东西几十年探索下去。所以特别希望国内能够出现一个个人的体系,具体落在中国人身体的表演上,而不是一个个作品。另一方面,还比较缺乏对于已经有这方面探索的人进行系统的理论上的梳理”。

第二届“西湖论坛”学术主持、著名导演王晓鹰指出:“戏剧评论应该对戏剧创作真正意义上的发展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推动中国戏剧出现更多有‘经典意识‘中国意识和‘创新意识的原创作品,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中国戏剧的现代表达之路。我们要拿我们的创作与世界对话,而不是拿我们的观念与世界对话,我们所有的观念、所有的评说、所有的忧虑,都不能脱离创作实践的探索尝试,因为如果中国戏剧的创作实践拿不出真正能够与现代对话、与世界交流的原创成果,‘戏剧的中国表达就无从谈起。”

如何通过主旋律作品输出文化价值观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文化的力量,纷纷通过影视、戏剧等文化作品成功输出他们国家的文化价值观。

“美国的一些主旋律作品往往是商业片,往往能够在市场上赚得盆满钵满,还能够到我们国家或者欧洲国家去放映,让别的国家也接受它的价值观。这是它的成功之处。”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李伟说道。他坦言,自己经常去看国内的主旋律影片,但很少获得艺术享受,他也常看一些主旋律的戏,但观戏的感受并不十分愉快,往往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个戏开头很好,进展的也不错,非常符合戏剧艺术展开的规律,但是到了后来有一个非常勉强的结尾。“很多‘五个一工程作品、‘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作品,专家一直在‘叫好,但没法儿推向市场,因为市场是不‘叫座的。”李伟认为,主旋律作品的最大困境便是真实性危机。如何走出真实性危机的困境?“艺术家对真实性的追求是解决主旋律作品的内在危机的真正法门,这要求艺术家在勇于面对真实、发现真相、探求真理之外,更重要的是尽快地实现中国梦,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单纯的理念变成深入现实,使我们的社会生活像主旋律作品所宣扬的那样美好,使主旋律从执政党的旋律真正变成人民的旋律。”

北京舞蹈学院副教授慕羽坦言,自己走近剧场观赏主旋律中国舞剧作品后,常常有一种感觉:看十部舞剧就像看了一部。“我们的主旋律剧中有很多也登上了世界平台,但是谈得上真正具有世界品质的作品却是凤毛麟角。”慕羽以普利策戏剧奖为例,这个奖颁发给由美国本土作家撰写,素材背景极有可能反应美国当代社会的杰出戏剧。在百年当中,有九部音乐剧获此殊荣。音乐剧这种以营利为目的的整合现代歌舞的商业戏剧,如何能获得普利策戏剧奖?因为这些作品基本上都反映了美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及社会问题,在叙事层面也代表了不同时代的美学突破。因此,在慕羽看来,“主旋律作品”的生命力,也需要依靠充沛的诠释力和传播力,对内对外都不能以功利主义的方式硬性推广,这是一种柔性的影响力、吸引力,在自身的“主动分享”和他者的“主动接受”的过程中自然发生。

陈建忠说:“我们的主旋律戏剧固然大部分都是政府出资,命题作文,但并不意味着,这一类题材就一定是唯上的、虚假的、宣教式的。主旋律本来应该是一个褒义词,是一个民族和群体中精神、品格、秉性与气质中主要部分的概括。然而,我们对待主旋律的理解和态度往往是片面的,单一的。于是,主旋律成了宏大叙事、虚假宣教、口号标语翻飞的‘伪主旋律。”

李伟也认为对主旋律戏剧的理解不能太狭隘,只要是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都应该是主旋律戏剧。但是为何说到主旋律戏剧,好像就是写爱国的、反腐的。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主题,艺术家为何不大张旗鼓地进入主旋律创作呢?这是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主旋律作品中可能不乏制作精良、技艺精湛、表现精美的作品,但有可能难以产生一流的伟大的作品。因为政府的支持虽然可以带来雄厚的资金,但同时命题作文式的定向的宣教主题必定束缚乃至抑制创作者的自由思考与创造精神,而不敢去面对真实、发现真相、探求真理,使作品沦为精致却毫无个性特色的工艺品。如果真正有一个创作自由的环境,也许我们的艺术家不可能马上就会创作出世界一流的伟大的作品,但经过几十年在自由的环境中摸爬滚打之后,是有可能产生可以和世界对话的作品的。”

王晓鹰认为,目前戏剧创作面临两个困境:一个是内部困境,一个是外部困境。外部困境包括市场问题、票房问题、经济问题。“但是假如没有了外部困境,我们真的就能立刻创作出好作品了?我们的内部困境就会立刻消失了?对于戏剧的本质精神,对于戏剧的艺术规律,对于戏剧人学精神等等,我们自己到底有多少了解,这可能真的是问题。针对两个困境我曾经说过,外部困境的解决如果是我们力所不及的话,至少我们可以努力去解决自己内修的问题。”

解放军艺术学院副教授谷海慧也更关注创作者的内在困境,在她看来,内在困境可能是主旋律戏剧现在存在的最大问题。她以某部戏为例,简述这部广受好评的戏在演出前进行的长时间讨论甚至险些不演的遭遇。为什么如此曲折呢?“就是因为创作者或创作团体内部常常先想这个戏会不会犯什么忌讳,他们自己先给自己加了禁锢。其实,文化界主管部门可能有好政策,领导有相当的襟抱,观众也有艺术眼光。因此,我觉得有时候创作者们还是需要解放思想。”谷海慧说道。

那么为何会形成这样的内在困境呢?中国国家话剧院研究员颜榴认为,中国主旋律戏剧的问题,不能只从戏剧界去找问题。“实际上这可以涉及到中国教育的某些层面。艺术从本质上来讲,鼓励的是一种个人的发现和创造,可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教育常年形成的这种机制和体制对于个人的原创性是有一个压制的。我看了很多外国戏之后,感觉我们整体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艺术修养等各个层面的差距和欠缺要用很多年来追赶,而这个事情又不是戏剧界本身能够解决的,它是一个文化体制生态的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的主旋律作品有时处于尴尬状态。它被观众误解、排斥,并非是不需要,而是没有创作好。当主旋律戏剧作品真的能以真实真诚打动观众时,也就成为了一种特别好的戏剧的中国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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