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贸易为例：对朝制裁应打破片面强调“中国责任”的误区

李婷婷

2016年3月2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收紧对朝制裁的第2270号决议。该决议的严厉程度强于以往，不但在个体制裁对象、进出口货物检查和金融制裁等方面扩大了范围和程度，还加入了禁止向朝提供航空燃料和限制朝战略物资出口等新条款，体现了国际社会遏制朝鲜推进核导开发、阻止核扩散和实现半岛无核化的一致性。

回顾本次决议的磋商过程，中国政府的慎重态度一直是各方关注的焦点。朝鲜核试和射星后，美韩政府极力施压，催促中方支持美方提出的制裁草案，韩国各界在加速“萨德”反导系统在韩部署的对美协商问题上态度转趋坚定，国际媒体也纷纷将美日韩分别推出严厉的单边对朝制裁和中方未作出同等强度的回应加以对比。而在中美协商取得进展、安理会新制裁决议加速推进后，各方先是乐观期待新决议终于能使朝鲜“痛入骨髓”、有效推动核问题的解决，随后又有美媒指出决议草案仍有漏洞，不能完全截断朝鲜的外汇来源。

长期以来，外界盛行的一个观点认为，朝鲜之所以能在国际社会的持续制裁下继续推进核导计划，原因之一是中国对朝制裁强度不够;只要中国切实严厉制裁朝鲜，就能有效遏制朝鲜的核导开发。近来相关主张更有加强针对中朝贸易之势，其理由主要有两点：第一，中朝贸易在朝鲜的国际贸易中占“绝对大的比重”，使朝鲜得以保持最基本的外汇收入，可用来支持其核导开发，不严格限制中朝贸易便无法有效截断朝外汇来源;第二，无烟煤等矿产是朝对华出口的主力产品，如果中方能够停止这部分进口，便可有效压缩朝外汇收入，对迫朝弃核形成切实压力。这两个理由乍看起来似乎不无道理，但只要稍加分析，便不难发现其中的漏洞。

2016年3月2日晨，连接中国辽宁省丹东市与朝鲜新义州的“中朝友谊桥”。

中朝贸易与朝外汇收入

中朝贸易的确对朝外贸具有重要意义，但并不像一些国际媒体所宣称的那样，占据高达90%的“绝对比重”。“90%”是来自韩国方面的估算，它没有把朝韩贸易额算进去。据韩国官方统计，2014、2015年的朝韩贸易额分别超过24亿、27亿美元，而2014年朝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总额约为76亿美元。2015年的统计尚未公布，但考虑到朝韩、朝俄贸易的增长，总量应该不会明显低于前年。如果在朝外贸总额中计入朝韩贸易，那么粗略算下来，中朝贸易2014年的占比约为64%，2015年预计在55?60%之间。所谓占比“九成”的说法言过其实，有失客观公允。

更需指出的是，中国在对朝贸易中常年保持顺差，朝并未通过对华贸易赚取到巨额的净外汇盈余，反而需要通过其他外汇收入补贴其净支出缺口。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13年到2015年的中国对朝顺差分别为7.21亿、6.81亿和3.80亿美元。一些国际媒体曾指出，2014、2015年中国并未完全中断对朝原油出口，但这部分出口额没有加在海关统计当中。如果这一点属实，那么中国过去两年对朝贸易顺差的实际规模将会更大。

中朝贸易和朝韩在开城工业园区的经济合作有着显著不同：后者长期保持对朝逆差，是朝重要的外汇净收入来源渠道。此次朝鲜核试后，韩国政府之所以痛下决断关闭开城工业园，主要就是担心朝将更多外汇净收入用于核导开发。由于收支结构的差异，中朝贸易却未必带来同样的担忧。

中国政府历来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严格执行安理会各项决议，2013年9月还由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海关总署和国家原子能机构联合公布了长达236页的“禁止向朝鲜出口的两用物项和技术清单”，从核领域、导弹领域、化学和生物领域以及补充物项等四个方面严格禁止向朝出口可能用于核导开发的民用产品和技术。笔者认为，不能因中朝贸易的规模和占比最大，就简单指其为朝核导开发提供了主要的外汇来源。

无烟煤与朝应对制裁的能力

所谓中国停止进口朝鲜矿产品就能有效遏制朝核导开发的说法，同样似是而非。作为朝对华出口的头号产品，无烟煤近五年在朝对华出口额中的占比一直在40%以上。但即便中国限制甚至停止对朝无烟煤进口，是否必然对朝核导开发造成致命打击，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首先，朝鲜对无烟煤对华出口的下降已有预期，积累了一些应对经验。朝无烟煤对华出口自2014年起就已经开始明显下滑，且下滑趋势呈现长期性特征，朝方已开始通过调整其对华出口结构，冲抵这方面缩水导致的外汇损失。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14年朝无烟煤对华出口额同比下降17.7%，2015年又进一步下降7.6%，原因在于国际市场价格下跌、中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以及中国对资源类产品环境标准提升等结构性因素，短期难以逆转。统计数字表明，朝方对此进行了应对：2014年朝四项主要成衣类产品的出口额都增长了20%以上，使得当年对华出口总额的降幅不到2.5%;2015年对华出口总额有了明显下降，但通过鼓励生活用品国产化和更大力度地缩减自华进口，反而使年度对华贸易逆差减少约3亿美元。基于既有预期和应对经验，如果中国限制甚至停止自朝进口无烟煤，朝固然会面临更大的贸易结构调整压力，但未必会受到致命打击。

其次，即便朝因无烟煤出口受限而缩减对华进口，也难以断言其核导开发项目会受到多大影响。朝从中国进口的主要产品多与民生密切相关，近两年排在前五位的是长丝化纤、石油产品、货车、大豆油和有线电话。从2015年朝通过缩减自华进口来冲抵无烟煤出口损失的情况来看，各产品的进口额均有下降，其中货车、长丝化纤和大豆油降幅较小，分别为0.5%、9.5%和7.4%，石油产品和有线电话则分别下降24.8%、34.6%，显著高于朝自华总进口额16.4%的降幅。此外，朝从中国购买的大米、玉米产品2015年更是下降了70.9%和46.7%之多。考虑到朝主要粮产区2015年遭受了严重自然灾害，基本可以排除因其国内粮食大幅增产而减少自华进口的可能。至少从最近的实例看，朝对华无烟煤出口减少后，生活用品的自华进口也明显下降，其核导开发所受的影响仍有待观察。

对朝制裁不应片面强调“中国责任”

综上可见，关于对朝制裁问题的“中国责任论”，在事实基础和逻辑推论上依据不充分。既然朝此前可能用于核开发的主要净外汇来源并非中朝贸易，就不能认定限制中朝贸易可以直接影响到朝鲜的核导开发。此外，虽然限制朝鲜的无烟煤等矿产出口能有效压缩朝外汇收入来源，但朝方对此并非全无预期和应对经验，而且其应对方式未必符合制裁决议的初衷。

以上结论对于今后处理对朝制裁问题的启示在于：新制裁决议未必足以解决朝核问题。如果朝此后仍继续推进核导开发，恐怕只能再次说明制裁本身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朝核问题。中国政府多次指出，制裁本身不是目的，安理会制裁决议是为了遏制朝鲜进一步核导开发、防止核扩散和最终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要想根本解决半岛核问题，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仍是唯一可行的路径。因此，即便在联合国新制裁决议通过以后，中方近日提出的半岛无核化与停和机制转换并行推进的对话谈判思路，仍是可供各国加强探讨半岛问题根本解决方案的重要突破口。

对朝制裁应打破片面强调“中国责任”的误区，否则难免继续误导有关方面，影响到各方理性处理相互关系并合作谋求朝核问题根本解决方案。如能跳出该误区便不难看出，中国在决议强度上慎重表态，既是因为新制裁措施在效果和副作用上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充分理性的探讨不但必要而且必须，也是为了避免刺激有关国家之间进一步恶性互动。中国在周边安全、地区稳定和安理会权力行使等问题上是审慎负责的大国，至少不应成为国际舆论围攻和问责的对象。

（作者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