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查风暴”下的地方政府

2016-05-14 21:14吴明华
决策 2016年6期
关键词:基层干部风暴执行力

吴明华

一些基层干部认识还停留在以前,在新督查时代就会疲于应付,“基层干部必须转变观念,适应这个新时代”。

如今,督查部门成了地方政府最忙的部门。宿州市政府督查室的杨泽好,已经连续半个多月没有休息了,没日没夜的忙,这样的工作状态对于他这个7年多的老督查来说还是头一次。用他的话形容,他们部门是“搞材料的人屁股不离板凳,去现场督查的人屁股不沾板凳”。

杨泽好的忙碌,是因为他正处在一场风暴的“暴风眼”。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这样的“督查风暴”也前所未有。从2014年开始,新一届中央政府高举督查“利剑”,向政策落实“中梗阻”宣战。特别是2015年国务院大督查中,查出382个突出问题,问责处理1456人,给地方官员带来极大的震撼。

这是一场怎样的“风暴”?它给地方政府带来了什么样的压力与改变?

督查之变

亲历大督查的杨泽好,对“督查风暴”有着切身的体会。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专项督查中,督查组对他们全市一千多个行政审批事项进行逐项审查,每一个点都不放过。

“有的收费项目晚取消一天就多收一天钱,督查规定是从中央文件下发之日起立即停止。督查组发现一个收费项目,立即把部门负责人叫过来说明情况。”3天高强度的督查让老杨印象非常深刻,“过去督查不像现在这么细致,有系统性的,督查到每一个点,这样才能真正起到督查的作用。”

督查并不是新鲜事物,过去从上到下每年都会有各种专项督查。但从2014年开始,督查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近两年国务院大督查,都由李克强总理亲自定调、亲自拍板督查主题和对象,其规模之大、规格之高、主题之广均为历年罕见。

2014年,国务院派出8个督查组赴27个部门及16个省督查,每个督查组都由部级官员带队,督查形式“注重创新”。不仅要听取省市工作汇报,还要召开座谈会,听取不同部门、基层和企业的意见。同时会针对特定主题展开调研和暗访,并抽查相关文件、材料及档案。派往地方的督查组还深入现场等进行实地督查。

2015年国务院督查组增至11个,督查范围扩大到35个部门及18个省,不仅时间更长、规模更大、阵容更强,而且对发现问题的整改和追踪落实更动真格,“该办就办,奖罚分明!”由此,一场“督查风暴”席卷全国。

“任何战略部署、任何政策措施,如果没有督查和评估,就不会产生预期效果。”参与国务院督查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满传告诉《决策》,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部门重视抓落实不够,导致很多工作光有部署,没有跟进督查,往往是虎头蛇尾,甚至不了了之,达不到预期效果,“督查是提升执行力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在王满传看来,与以往的督查相比,近两年的督查有几个特点:一是力度更大;二是增加了督查主体,除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督查之外,还委托相对独立的专业部门开展第三方评估,使结果更加客观;三是将审计与督查相结合,2015年对一些重大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审计;四是重视督查成果的运用,国务院要求相关部门和地方针对督查发现的问题,逐项制定解决问题的措施。

大督查将压力自上而下传导,有压力才有动力。“督查风暴”促使基层干部不敢懈怠、积极作为,从而打破政策执行“中梗阻”。

自我革命

事实上,根据《决策》的调查,这场“督查风暴”之前,一些地方已经先后开始主动的自我督查。这些地方上的督查行动并没有大张旗鼓,但同样在当地卷起了一场场小的风暴。

安徽宿州市早在国务院大督查之前,就已经建立了大督查工作机制。每个月都会召开大规模的工作任务调度会,市委书记、市长亲自参加,对全市重点工作进行现场督促,这样高规格的督查多年来风雨无阻。市级领导挂帅的“高层次”督查,与重大决策多部门联合督查、两办督查室专项政务督查,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大督查机制,在地方抓落实中发挥出强大的威力。

而山东潍坊、深圳罗湖等地,彻底改变了传统督查方式,创新网上督查督办系统。利用信息化手段,使得督查督办更加高效便捷、公开透明,效果立竿见影。2014年底,重庆市首次对重大决策部署督查工作引入第三方评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重庆市还将探索推进第三方评估的制度化、常态化。

近年来,像宿州、潍坊等高度重视督查的地方并不少见。从中央到地方,为何会在此时不约而同地刮起“督查风暴”?

“每年相关的政策、大政方针很多,到了基层重点还是抓落实,我感觉现在的督查抓住了工作的‘牛鼻子。 在工作推进机制上,可能以前抓落实的力度还不够。现在督查机制跟上来以后,基层执行力有了很大的改观。”安徽一县级官员告诉《决策》。

从地方自身发展来看,同样也需要依靠督查来强力推进工作。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来说,各地都制定了很好的发展战略,但“三分战略,七分落实”。区域发展综合实力的竞争,最终比拼的就是地方政府的执行力。

“如果有很好的执行力,可以把战略变成非常好的发展蓝图;如果执行力差,再好的战略也没用。各地政府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在上述官员看来,地方政府施政的重心就是要抓执行、抓贯彻落实,所以地方上才会主动掀起“督查风暴”。

无论是抓执行力还是督查,最终的工作落点都是在基层,基层如何看“督查风暴”?“新的发展阶段、发展理念,特别是依法治国背景下,所有工作都要依法依章办事,这就给基层工作带来一定难度,很多以前司空见惯的工作方法,现在都行不通了,所以执行难度加大,导致一些基层干部不想干、干不好。”皖北一乡镇干部告诉《决策》,现在基层推进工作过程中出现很多新变化。

“转型期基层干部也需要一个转型的过程,基层干部需要吸收消化新的思维理念,建立新的工作方法。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你不催他他可能就慢慢干,你要催他他也很快能适应过来。”参与督查的國务院发展中心包雅钧博士认为,督查推动了基层行政方式的变革。

行政方式变革

包雅钧所说的行政方式变革,如今在基层已经切切实实发生了。

2015年国务院大督查,问责处理1000多人,其中地厅级77人,县处级469人,乡科级及以下910人。这给基层干部来带来强烈的震撼效应,“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上面是动真格的”。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官员的执政理念和行为模式都会发生巨大改变。

地方政府在提出工作目标和年度计划的时候,就会非常的重视当地具体实际,提出切实可行、通过努力可以达到的目标,而不会虚报数字,搞虚假繁荣。无论是总体目标还是单项计划,比如GDP增速、规上工业产值、安置房项目等等,都会非常务实,把本地自然禀赋、各种不可控因素都考量其中。

同时,地方上一旦提出自己的目标,会在政策许可的范围之内,用一切手段,调动一切力量,确保完成自己的承诺。而不是到年底考核时虚以应付,能不能完成目标也无关痛痒。

“现在政府抓工作有点像军事化管理,军令如山。承诺的事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按质按量完成。”在合肥市一政府官员看来,督查给地方行政方式转变带来很大的正面促进作用。

在2015年国务院大督查中,全国共处置闲置土地85.4万亩,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收回存量资金3000多亿元,这对地方传统的行为模式同样带来巨大的改变。

过去,地方习惯对上跑项目、争资金,而这些资金往往需要地方配套,项目需要在规定期限内落地,但地方上常常是不管有没有条件,先跑下来再说。项目拿下来以后怎么落地,往哪里落?这些在申报的时候并沒有充分的论证,最终导致项目迟迟落不了地。

“上级专项资金是‘打酱油的钱不能用来买醋,地方把打酱油的钱申请下来以后,种种客观因素导致短期内打不成酱油。资金花不出又不能花到其它地方,这样就形成了资金沉淀问题。”上述说,过去很多地方都会沉淀这样的资金,不是缺钱而是资金没办法发挥效益。

在大督查中,这些沉淀资金不但要收回还要问责。“一些地方干部可能会觉得上级资金是‘烫手山芋,跑项目也成了‘双刃剑。甚至不排除少数基层干部因此少干事、不作为,因为不报项目反而没有压力。”安徽省一智库专家告诉《决策》,从地方发展看,没有上级的支持是不行的,没有项目地方就无法发展。

“督查风暴”使得基层干部必须改变原有“跑部钱进”模式,“应该是地方上先有了项目,再去争取上级的政策和资金,而不是瞄着上级的政策,临时包装项目去申报,那肯定是不行的。”同时,项目跑下来后,必须在规定的时限内落地,这也倒逼基层干部立“军令状”,提升执行力。

适应新督查时代

“督查是为了促进上级的政策能够落地生根,真正发挥政策的效益,同时督查也会促进地方更好的发展。”在上述智库专家看来,一些基层干部认识还停留在以前,在新督查时代就会疲于应付,“基层干部必须转变观念,适应这个新时代”。

“过去,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政策出台后,文件发下去就完了,落实就是从纸上到纸上。在新督查时代,这样行不通了,必须把工作干好,把政策执行到位。”专家指出,地方上要以积极的心态适应这样一个变化。

一些基层干部认为,近年来中央政策很多,来不及消化,更来不及落实。在专家看来,这与基层干部政策理解水平有关,基层干部了解政策首先宏观掌握,第二直奔要点,第三吃透“干货”,“中央一个政策洋洋洒洒很多字,字字千金都很重要,但是里面核心的,或者跟原来有重大变化的干货要读懂。把握政策的核心点非常关键。”

在政策执行中,各级干部则要将压力向下传导,“上级督查很严,就必须把这种严厉的工作作风、明确的工作要求、赏罚分明的工作模式传导给基层,绝不能上面惊涛骇浪,底下风平浪静”。

同时,要创新地方政府的目标考核管理机制。公务员队伍的绩效管理、目标管理,长期以来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因为政府很多工作很难向企业那样进行量化,公务员队伍的激励方式也不像企业那样多元化、灵活化。这就导致基层干部缺乏有效的激励手段。

在现有模式下,如何创新目标管理考核体系,使之成为一个能够有效调动积极性,奖优罚劣、运转有效的机制,这就需要各地在实践中进行探索。

一些基层干部也希望,在刚性的督查中能增加一定的弹性机制和容错空间。由于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各地基础条件千差万别,中央的一个政策要想在各地真正落地生根,就不能按照一个模式来执行。

因此,督查硬性的标准要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能够区别对待或者有一定的弹性。如何在刚性督查和地方实际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同样也需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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