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编写 《林彪与孔孟之道》
1973年秋天,当时北大的党委书记王连友同志找我们谈话,他说:“清华的同志编了一份 《林彪与孔孟之道》,毛主席看了,认为不好,他说找一些北大懂点孔孟之道的人参加,和清华一起来编写吧。”王连友同志说:“你们就和清华的同志一起编写吧!”对能参加毛主席要编的 《林彪与孔孟之道》,我很高兴,除了我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敬之外,还有我个人的一些私心。这时正是在批判所谓“右倾回潮”,在北大自然又掀起了一次批判运动。我是当时北大哲学系教育改革小组的负责人,看看火又会烧到我身上,如果能到“梁效”,这场灾难也许可以躲过。
进入“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是依据毛主席的要求编写 《林彪与孔孟之道》,开始只有十来个人,主要就是编材料,我算是编材料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材料编了若干稿,每稿都交谢静宜和迟群往上送,我们等着上面的修改指示。这份材料共八部分,在基本编成后,仅其中有一部分,上面认为不理想,要我们重编这部分,于是谢静宜、迟群就命令我带着两三个人修改这部分,我记得有周一良、孙静、陈羲仲,而其他人则转入写大批判文章,以便配合 《林彪与孔孟之道》 的分编。1974年1月《林彪与孔孟之道》 以“中共中央一号文件”的形式发件。由于我和周一良自始至终都参加了 《林彪与孔孟之道》 的编写,所以受命到各单位去讲解这份材料。分工我讲带有理论性的前四部分,如“克己复礼”之类;周一良先生讲带有解释性的后四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