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随笔五则

薛忆沩

写作者的“分身术”

写作者是魔法师，这近乎常识的隐喻凸显了写作的“非凡”特质。以“变性术”为例：人类历史上第一例成功的变性手术完成于一九五二年，而对文学史稍有知识的读者都知道，早在一八五六年，也就是这医学奇迹发生将近一个世纪之前，变性的壮举就已经在写作中实现。 “包法利夫人就是我！” 福楼拜这样说。这惊世骇俗的爆料扫除了比原罪还要原始的男女界限，确保了文学想象的自由。

与“变性术”相比，“分身术”的难度就更高了。能否成功地将连体的婴儿或者成人分开，医学至今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而要将正常的人体一分为二，让它们各行其是，不仅是技术上永远的难题，也应该是道德和法律上永远的禁区，医学专家们不会敢想，更不会敢做。但是，对于喜欢犯忌的文学家，“分身”只不过是“可能世界”中的一种普通的“可能”。他们不仅早已经“心想”，而且早已经“事成”。前者的例子在孩提时代第一次听到马雅可夫斯基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已经听说：激情的诗人在题为《列宁》的长诗中对伟大导师的工作压力充满了忧虑，想到了要用“分身术”来为他减负。而后者的例子以卡尔维诺的小说《一个分成两半的子爵》最为张扬。在那部建立在“分身”基础上的作品中，生活原本平淡无奇的子爵被炮弹一轰为二。平分的两半分别代表对立的善恶。它们在小说中短兵相接，你死我活。

这些都还只是有形的“分身”。写作者更依赖和更擅长的其实还是无形的“分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