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法人》见习记者 彭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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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水中国版“辩诉交易
文 《法人》见习记者 彭飞
循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出台的轨迹,各界能够看到,《决定》的出台不仅是一次有效率的司改尝试,还是一份有智慧的司改范本?

探讨十余年之后,中国版“辩诉交易”正在揭开神秘的面纱。
2016年9月3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正式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决定》(下称《决定》)。
根据《决定》,自2016年9月4日起,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沈阳、大连、南京、杭州、福州、厦门、济南、青岛、郑州、武汉、长沙、广州、深圳、西安18个地区,将施行为期两年的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决定》明确规定:“对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同意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并签署具结书的案件,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在不少人看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就是中国版的辩诉交易。来自官方的声音也不否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制定过程确实参照了辩诉交易制度。今年年初召开的政法委工作会议上,中央政法委曾明确提出“要在借鉴辩诉交易等制度的合理元素基础上,抓紧研究提出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方案。”
不过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顾永忠告诉《法人》记者,不应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理解为甚至等同于辩诉交易制度,这种认识是有偏差的,甚至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