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史，既是为官也是做人

王丹誉

贞观十六年（642），唐太宗想看看记录自己言行的《起居注》，却遭到掌管者褚遂良严词拒绝。太宗连忙问：我有过失也记吗？褚遂良斩钉截铁地说：“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另一个史官刘洎接着说：假如褚遂良不记录，“天下亦皆记之”。

贞观十七年（643），唐太宗看到关于玄武门之变的记录“语多微文”，就对监修国史的宰相房玄龄说：我当年发动玄武门事变是为了安社稷，利百姓。史官干吗要隐讳呢！立即命令，“削去浮词，直书其事”。也正是因为唐太宗这种尊重历史的精神，在他的时代不仅完成了中国二十四史中的“八史”，而且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光辉灿烂的“贞观之治”。

公元前607年，晋灵公昏庸无道，正卿赵盾经常劝谏，他不但没有改正，还要杀赵盾。赵盾只得逃到外地。当他逃出国都，听说族弟赵穿在桃园宴会上杀死灵公，于是就返回国都，另立晋成公。赵盾继续做正卿，主持国政。晋国史官董狐在史册上赫然记下：“赵盾弑其君。”并高悬于朝堂之上，赵盾连忙解释，自己与弑君事件无关。董狐严厉批驳：“你官居正卿，出逃没有离开国境，还都更没有查办凶手，所以要承担弑君的罪名。”赵盾虽仰天长叹自己被冤枉，但对董狐没有丝毫加害。孔子称赞道：“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同时称赞赵盾是“良大夫”。

更有史官前仆后继，以生命来捍卫历史的尊严。公元前548年，齐国的权臣崔杼杀了齐庄公，立齐景公，自己做了国相。齐太史在史册上记载：“崔杼弑其君。”崔杼杀了这位太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