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拨发财他都赶上了

佚名

他究竟是怎么落脚在陕西东南角、天竺山下的村子的，谁也说不明白。按说，若他在天竺山有亲戚，单位一查清楚“家庭关系登记表”，就能发张公函，再来个干部，拎起他的脖领子带回北京。若他在天竺山没亲戚，那些农民又凭什么把他留下？

不清楚。

我父亲到陕西去，是堂堂正正的受罚，下放锻炼。保卫科干部押送去的，生怕路上跑了。父亲待的那九个月，都在县委宣传科，协助编农民戏。后来他说，主题有二，一是包产到户后的繁荣，叫“生产戏”，二是宣传计划生育，比较委婉，叫“教育戏”，他不爱和妇女打交道，能编的戏就少了一半，多半时间都在县委等开饭，左也是吃面，右也是吃面。母亲只带我去看过他一次——就是那次遇到了老陈。

他脏兮兮的，穿个棉袄，烟味儿■子，跟我说，“叫老陈叔叔。”

我觉得这人像个杀人犯，胡子长在嘴唇上边。父亲说，“这孩子口齿不清，不如就叫老叔叔。”

现在想起来，老叔叔能躲在那儿，八成是扒了火车逃过去，装成盲流，在当地帮工。可那也得在当地有接洽的人才行。反正，父亲在县城里跟假盲流老陈碰上了，双方都没说清楚自己的来龙去脉，模模糊糊认识，父亲讲了自己的原工作单位，对老陈有些猜测，一起抽过几次烟。到了1991年，社会气氛有了些变化，老陈给了父亲一个字条，上面是自己江南家乡的地址，人就不见了。

十年以后，老陈的脸就印在报纸上了。网页上也有。按他名字搜照片，出来几千条结果，其中有几十张真的是他，几十张中有几张是和政要握手，出席论坛，站在讲座台前。胡子还在嘴唇上边。

我母亲说，“这不是陕西那个从北京跑过去的小伙儿吗？平时装成哑巴的。”

我父亲一看，“原来他叫这个名字。开英语培训学校？现在可算是还债了，每天得说一箩筐的话吧。”

出国前母亲带我去老陈的办公室找过他一次。他已经是名人了，回忆我父亲，说记得我父亲当年在陕西时瘦得很，因为不爱吃面食。那天，那幢灰秃秃的办公楼外，北四环路正在修建，平房推倒了，工人在种草坪，绿仿佛可以是一夜间的事。

英语培训、网络、博客时代、微博号召力、创业潮、影视，90年代后期以来和财富有关的事业中，都有老陈。他不是最有钱的那批人，可用我父亲的话说，老陈兴许哪轮都没大发财，但哪轮都没落下，是得说一声，“有本事！”他倒是没有做过地产，但和地产资本家勾肩搭背共玩乐。

我父亲为此难受。老陈成为投资人，我父亲失魂落魄。其实在报纸上看到老陈的照片那次，给他打电话的也是我母亲。

我父亲说：“这就是政治投机分子。当年也投机。”我母亲说，“小人之心。当年他才二十出头，而且那时他也没名气。不是大人物。”

我父亲说，“他当时想找驻华记者庇护，没成，想出国，出不去。到底靠出国热发家了。这就是善于识别‘大势所趋，你看他，一发再发，每次都能跟上。当年他表面上看错了，其实回头想，他是看对了。也算一种政治资本。”

我母亲说，“那是真正的危险，可能送命的。怎么能算积累政治资本？”

他们为此吵过几场架。我父亲认为，他自己是一趟没赶上，趟趟赶不上，就跟等红绿灯似的，因为堵在一个路口，再也不可能及时抵达。而令我母亲难过的是，她现在认为，早在她提心吊胆地在北京守着年幼的我的那段时间里，她的心灵与我父亲的心灵已经分道扬镳。她愤怒时，他在后悔。

摘自《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