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坛大师谷建芬:最爱身后那个和美的大家庭

2016-05-26 09:48欣悦
妇女生活 2016年5期
关键词:孙楠那英培训班

欣悦

在中国乐坛,谷建芬是一位殿堂级的人物,她创作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那就是我》《绿叶对根的情意》《思念》《烛光里的妈妈》等千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整整影响了两代人。当年,因为一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她受到不少非议。为了证明自己,也为了出口气,她开办了声乐培训班。在她的培训班里,相继走出了毛阿敏、那英、孙楠、苏红、万山红、解晓东等明星。在与这些明星弟子的交往中,她与毛阿敏的师徒情谊更是让外界唏嘘。大师亦是平凡人,谷建芬坦言,身后那个和谐友爱的大家庭,是她创作的动力和源泉……

为“出气”办起声乐培训班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最早为大家熟知的作品是《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首歌给您带来了什么?

谷建芬(以下简称谷):20世纪80年代初,我“海外关系”“右派”“家庭出身不好”的帽子都摘掉了,我也能出国访问了。在南美的一次演唱会上,不相识的观众臂膀相搭,一起合唱的景象让我眼界大开:原来音乐也可以这样做,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回国后,我谱写了《兰花与蝴蝶》等歌曲。谁知,《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首歌一出来就被定为资产阶级音乐,要开批判会,禁唱。有人批判我专业上堕落了,那首《烛光里的妈妈》被批评说是毒草,连唱词都得改成“妈妈,你的眼睛是那么明亮,我们正走在你指引的航向上”。《兰花与蝴蝶》被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朦胧意识。我很委屈,就到各大院校去开作品演唱会,让学生们打分。看到我的歌曲在青年学子中很受欢迎,我心里踏实了许多。不过,外界仍有很多对我质疑的声音。

记:当时您创办声乐培训班的目的是什么?

谷:我认为,国家毕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思想解放是顺理成章的。当时没人愿意唱我写的歌,电视台也不会放我的歌,别人也不会替我说话,只有自己找一些人,让他们唱我的歌。我办声乐培训班的目的是出作品、出人才,并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学员身上。为办声乐培训班,我东拼西凑了5万块钱,免费培训学生。我的培训班开设八门课,视唱练耳、钢琴课等请的都是中国音乐学院的专业老师,金铁霖老师也爽快地接受了邀请。金老师很认真,每次上课都是骑自行车来的,每堂课才拿15块钱的报酬。不过,金老师毫无怨言。我这个班有50多名学员,我对这些学生充满了感激。因为当时外界对我的骂声不少,他们没有嫌弃我,也没有考虑跟着我有什么样的不利,与我一起共患难。因此,我和他们的关系超过了一般的师生关系。孙楠在培训班的时候,我知道他喜欢吃红烧肉,经常做给他吃;那英、毛阿敏到大连,我让家人好好照顾她们。一次,毛阿敏发烧,我的小妹谷玲亲自照顾她的生活。

记:您这个培训班培养了那么多明星,您和他们之间的感人故事很多,能讲一讲吗?

谷:我对进培训班的学生要求很高,像那英,当时曾有人拿来她的一盒磁带让我听,我觉得她的声音特别像苏芮,就问人长得怎么样。对方说长得一般。后来,在一次歌唱比赛中我见到了那英,觉得形象还行,就去后台找她,让她把行李搬到我那儿去。那英好玩,爱热闹,但人特别聪明,对音乐的悟性很高。对她来说,没有谱不行,完全照谱也不行。让她离开谱自由发挥,感觉反而更好,甚至超出了我当初写歌的预想。当时不少人说我在培训班里偏爱毛阿敏,一首新歌出来,我让那英唱小样,然后又给了毛阿敏去唱,让那英吃了不少醋。真实的情况是,我觉得那英人虽然聪明,但有时稳不下来,必须消磨一下她的性子才行。后来,我和她谈了几次,把那首《青青世界》让她到春节联欢晚会上去唱,那首歌被她唱红了。

记:男弟子中,您有不少高徒,像孙楠、解晓东,你是如何发现他们的?

谷:我的家乡在大连,我让妹妹替我留意一些当地的好苗子。1990年,孙楠还在大连一家歌厅当歌手,妹妹听了他的歌,就向我推荐了他。我让孙楠来家里看看,第一印象觉得他太胖,太胖会影响舞台形象。不过,他的那首《花瓣雨》比童安格唱得还好,声音很有张力,我就收下了他。当年解晓东和哥哥一起到北京发展,日子过得很苦,因为付不起房租,一个月搬了20多次家。他来我家时,不知为什么,我对他产生了好感,就像一见钟情似的。这孩子一直很有追求,不断地寻找自己的定位。他上了10多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近年淡出了歌坛,办自己的公司去了。当年的那帮学员,现在都人到中年,都有了家庭和事业。那英和孙楠还坚持在一线,我到过那英当评委的《中国好声音》节目录制现场,现在的内地乐坛青黄不接,我希望他们能接过我的棒,多为内地乐坛培养些人才。

人生路上与爱徒亦师亦母

记:您和毛阿敏的师生情谊圈内人皆知,当初是如何发现她的呢?

谷:我和毛阿敏相识在1987年2月的校园歌曲大赛上,比赛地点在广州,当时我是评委,听了她的演唱,对她印象挺好。那次比赛毛阿敏临场发挥不佳,没能获得一等奖。赛后,我主动找到她,耐心地开导她:“既然你选择了歌唱事业,就要全身心投入,演唱前要从各方面准备,演唱时思想要集中,排除杂念,重视感情表现,才能唱得有声有色。”当时,我觉得她是可塑之材,决定对她重点培养。

记:据说您和毛阿敏在国外参赛以母女相称,是这样吗?

谷:那年的12月,第四届贝尔格莱德国际音乐节开幕,前三届我国曾派歌手参赛,但成绩不突出。文化部拟从全国数百名歌手中挑选一两名新歌手参加比赛,经过我的竭力举荐以及筛选和考核,确定由毛阿敏代表我国参加国际音乐节比赛。参赛的歌曲必须是国内创作的新歌,我和王健就为那次比赛谱写了新歌《绿叶对根的情意》。为了帮毛阿敏理解这首歌的深刻含意,我和王健一起耐心启发她:这首歌是以马思聪、傅聪两位海外游子对祖国的思念之情为素材创作的。“绿叶”象征着在海外的两位音乐家,更象征着在异域的中华赤子;“根”则象征祖国母亲,不管儿女受多少委屈,总是要像绿叶对根那样充满深情,依恋不舍。毛阿敏了解了这首歌的深意后,每唱一遍感觉都不同。演唱被认可后,我很重视台风和衣饰,认为毛阿敏年轻,身材颀长,形象好,上台得有套非常合体且有民族气韵的服饰,要表现出高雅、娴静的形象和气质。我俩设计了一件无袖裸肩的银色旗袍,再披一条纱巾,既有前卫的时代感,又有浓郁的东方色彩。到了贝尔格莱德,主办方不让我俩住一个房间,说怕我们是同性恋。我对他们说,我和阿敏是母女,才得以住在一起。比赛的日子里,我像母亲照顾女儿一样照顾她的生活。毛阿敏不负众望,在高手如云的角逐中,超水平发挥,获得了第三名的成绩。

记:成名后,毛阿敏经历过不少风波和挫折,您对她走好人生路给予过不少指点吧?

谷:香港一家唱片公司想和毛阿敏签约,她征求我的意见,说想到香港闯一闯。我告诉她,最好别去,因为她的歌唱事业最佳土壤在内地。不过,她还是想试一试。后来,她在香港录制了专辑《丢手绢》,回北京征求我的意见。我坦率地对她说:“你那个新专辑不太成功,把你以前特有的清新、端庄、自然的风格给丢掉了。我还是那句话,别忘了自己的根在哪儿,老百姓捧红了你,就只能唱老百姓喜欢的歌。”事实也证明了我的判断,她在香港的发展并不顺利。后来,她经历过两次涉税风波,尤其是后一次闹得很大。在涉税调查期的3年多时间里,她旅居加拿大,暂别舞台4年。她人在海外,深感寂寞、失意,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可以诉说心事,最大的慰藉就是和我通电话。我总是劝慰她,有什么委屈不要闷在心里,讲出来就能澄清,千万要对得起观众,争取早日回归舞台。她听从我的建议,两次悄悄回到上海,到税务部门说明情况。税务部门受理了她的行政复议,让她缴清了罚款,补交了税款,终于使那次涉税问题结案。风波平息后,我把她叫到家里,一边弹琴,一边教她唱新歌《我决不后悔》。这首歌的开头两句是:这段路我走得很累,这段路我走得很疲惫。正好折射了她当时的生活情景,唱的过程中她一直在流泪。

记:您和毛阿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师生关系,如今你们联系还很多吧?

谷:在艺术上,我和她有着很好的默契,我深知她的特长,熟悉她的口味,心灵相通,我俩在艺术上能达到这个境地是非常不易的,这也来源于我们在人生路上的忘年情谊。她懂得感恩,经常从不同的地方打来电话问候我,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在生活中,只要有了难题她就打电话过来听听我的意见。前几年,听说我正筹办自己的作品音乐会,她对我说:“老师,无论何时何地举办您的作品音乐会,只要您一个电话,我保证准时到场。”2013年,她到了知天命之年,完成了人生三级跳,从上春节联欢晚会到在上海举办个人演唱会,又出版了《天之大》发烧大碟,我为她感到高兴。在我80岁生日时,她本来在国外,却专程回来为我庆祝生日,还演唱了那首《烛光里的妈妈》。我和她的关系就是亦师亦母。

晚年受总理委托为孩子们写歌

记:您是来自音乐世家吗?

谷:我出生于日本大阪,刚懂事的时候,父亲经常带我去看日本的歌伎表演,那时我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6岁那年,我随家人回到大连。当日本侵略者战败离开大连时,一些日本的钢琴商贩在街上把钢琴低价出售,虽然当时的钢琴价格很低廉,但父亲始终没有答应我买一架钢琴的要求。我太想有一架钢琴了,每次和父亲买菜经过那条钢琴街,我都坚持从这头弹着琴到那头,用这样的行动表达着我的决心。最终,父亲被我的执着所打动,用一顿菜钱换回了我梦寐以求的钢琴,那架钢琴打通了我迈向音乐殿堂的梦想之路。

记:听说您背后有个和谐的大家庭,能说说吗?

谷:我有两个女儿,虽然她们都没有从事与音乐有关的职业,但家庭都很幸福美满,有时间我就飞到上海看看外孙女,与孩子们在一起,这是我最开心的时刻。除了我自己这边的家,我在大连还有个大家庭。我兄妹5人,我是老二,我们兄妹之间感情特别好,我对每个兄弟姐妹都很照顾。小妹谷玲念卫校的时候,我每月从不多的工资中拿出20元钱寄给她,一直坚持到她毕业。姊妹们在一起,是我最放松的时刻,我经常逗大家开心,家人给我起了个“滑子”的称号,妹妹叫我“滑姐”。有一次,我买了3件一模一样的衣服,另两件送给两个妹妹,要求她们都穿上,还要合影留念。到北京工作后,我经常回老家看望父母,每次都不忘给母亲带她最喜爱吃的“海菜饺子”。这些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每年都要回家乡一趟,与家人欢聚一堂,身后那个友爱的大家庭是我创作灵感的源泉。

记:您生活中有什么爱好?有没有独特的养生之道呢?

谷:工作之余,我喜欢逛街,到跳蚤市场、早市夜市淘些小玩意儿,老伴说我像个小姑娘。平时我喜欢织毛衣,自己设计很多花样,妹妹们沾了我不少光。压力大的时候,我还喜欢打桌球、麻将放松一下,和其他老人一样,旅游也是我的最爱。在养生方面,我不信什么偏方,坚持锻炼,讲究营养饮食,用科学的态度对待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人老了,快乐最重要。在这方面,我要感谢我的老伴,我和他感情一直很好。当年,因为《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等歌曲,我受了不少委屈,老伴坚信我的歌曲是健康向上的,为了调查年轻人对我的歌曲的接受度,他还陪着我到各大院校开作品演唱会,向广大青年学子发放调查问卷。有这样一个志趣相投、患难与共的老伴,我精神上很乐观。

记:您创作的歌曲整整影响了两代人,晚年为什么开始创作儿歌了呢?

谷:退休后,我注意到一个现象,现在属于孩子们的儿歌少得可怜,很多孩子一开口,唱的就是“老鼠爱大米”。2004年秋,中央召开未成年人教育工作会议,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吴仪见到我,对我说:“现在的孩子能唱的歌曲不多,你以后别为歌星写歌了,要多为孩子们写歌!”总理的话点醒了我,是呀,现在的孩子物质生活太丰富了,属于他们的歌曲太少了,如果能创作一些适合他们唱的歌,我也算在晚年为孩子们留下了一笔精神财富。为孩子们写歌,从哪里入手呢?我发现,很多优秀的古诗词简洁明快、朗朗上口,适合谱曲演唱,这也是我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于是,我决定让古诗词歌曲成为孩子们的“新学堂歌”。

记:现在,这方面进展如何?

谷:从2004年到现在,我已经创作了30多首“新学堂歌”,像《春晓》《明日歌》《相思》《长歌行》《静夜思》等歌曲,旋律动听,节奏明快,能让孩子们快乐地亲近、学习和传承我们祖先的经典。“新学堂歌”自创作以来,我亲自到北京、上海、深圳、厦门等多个城市推广,每次演出都能得到家长的欢迎和肯定。除了台上孩子们表演外,坐在观众席上的孩子们也积极参与,那种千人齐声合唱“新学堂歌”的场面让我非常感动。尽管孩子们的表演经验不足,但是他们用心演唱,用心领会传统文化所散发出来的底蕴,这也达到了我创作“新学堂歌”的初衷。今后,我会用余生的精力为孩子们多写几首歌。

〔编辑:刘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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